下载客户端

追忆|吕遵谔的实验考古，教你打石器，像石器时代一样

杜水生

2015-09-05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师、旧石器考古学家吕遵谔，于2015年8月20日驾鹤仙去，享年87岁。吕先生生平点滴中，其弟子杜水生尤难忘求学时代与吕先生一起打石器的经历：“有一次我在整理一个遗址的材料时，看到几件加工得非常漂亮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就觉得这可能是压制法加工的吧，然后兴冲冲去给先生看，以为有了多么重大的发现。先生从他自己打制石器的经验入手，给我讲了这不是压制技术，用锤击法修理时，有时候把刃缘放在石锤上蹭一蹭就能得到‘修理’得很漂亮的石器。”

本文作者（右）在吕遵谔先生（左）指导下打石器

得到吕遵谔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和同学聚会，欢迎一位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联系的同学海外归来，稍作安排后，便很快赶到位于北大中关园先生的家中。虽然先生已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曾先后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但此时此刻，我还是不由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这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教我打石器。

1997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跟随先生学习旧石器考古。在此之前，我已知道北大旧石器考古的特色是实验考古。记得1993年在周口店举办动物考古培训班，期间我随一位重庆来的学员来北大参观，黄蕴平老师给我们看了很多他们亲手制作的动物考古标本和打制石器标本，当时感觉颇为神秘。后来又陆陆续续读到师兄们写的有关雕刻器、砍砸器、尖状器的论文，实验考古的含义才多少渐渐明白一些。

入学以后，先生找我谈话，问及我的志愿，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多少想法。先生说，我看你本科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现在旧石器考古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石料对石器制作技术的影响，比如说，有人认为石灰岩不能打制石器，你能否就这个问题探索一下，你的博士论文可以做不同石料的比较研究。但我当时虽然已是一个博士研究生，除了死读了一些文献外，对旧石器考古学其实也了解有限，并不明白先生这些话的意义，因此在行动上总是拖拖拉拉。

很快到了第二年，在先生的一再催促之下，我还是采集了一些石料回来。记得是一个上午，我请先生教我打石器，在我的印象中，先生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高兴地和黄老师带领我和何嘉宁来到小院。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白杨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但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师生之间愉快的气氛。在随后十几年的时光中，我很少感受到先生那种愉快而热烈的情绪。多年以后，在先生八十大寿的论文集中，我看到了当时他教我打石器的照片，才明白实验考古在先生心目中是多么重要。才理解我让他教我打石器时，为什么会那样痛快就答应了。

记得先生首先给我们讲了一些打石器的故事，有一个师兄叫邵达，在内蒙古的大窑探索细石叶的打制技术，一个人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十天，只有一只大黄狗陪伴着他，经过不懈的努力探索，最后终于掌握了台面角和生产细石叶的关系，只要修理出合适的台面角，很容易打制出合格的产品。还讲了为了了解大型食肉类啃咬骨骼的破裂特征，他和研究生连续几年去北京动物园收集骨骼，不怕脏和苦，制作标本，最后终于弄清了大型食肉类啃咬骨骼和敲骨吸髓之间的区别。

然后又演示了锤击法打制石片的技巧，看到他拿起石锤，很容易就打下一个石片，我觉得这太简单了，结果等到自己试着打时，才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接着教我在石砧上用砸击法打制石片，这种方法要简单一些，容易掌握，只要把脉石英放在石砧上，用石锤砸就行了，但是如果脉石英本身裂纹较多，往往容易砸成碎块，如果脉石英结构紧密，也需要注意砸击的力度，使蛮力也生产不出合适的砸击石片。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经过一个上午的实践，我很快了解了石制品的打制知识。但遗憾的是我后来并没有如先生期望那样在实验考古的路上探索下去，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尤其是随着自己对这门学科的了解日益加深，并在做了导师指导学生之后，先生强调实验考古重要性时的谆谆教诲，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

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整理一个遗址的材料时，看到几件加工得非常漂亮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就觉得这可能是压制法加工的吧，然后兴冲冲去给先生看，以为有了多么重大的发现。先生从他自己打制石器的经验入手，给我讲了这不是压制技术，用锤击法修理时，有时候把刃缘放在石锤上蹭一蹭就能得到“修理”得很漂亮的石器。最近几年探索石叶技术起源时，传统的小石器文化中是否孕育着石叶技术的萌芽，学界多有争论，得益于先生的教诲，我一直很慎重。如果过分强调偶然出现的或者数量较少的标本或只是某个遗址单独出现的进步现象，可能会形成误判并得出与历史不符的结论。因为石器的制作过程，并不如现代化机器生产那样的准确无误地按照一个模板来加工成标准件，有时候因为原料的原因会产生变异，有时候无心制作却表现出很高的技巧。模拟古人做一些打制石器的实验，往往能帮助我们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并进而得出更加合理的认识。

目前，实验考古已发展为考古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是我们解释考古材料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点已被中国考古界所广泛接受。但是在数十年前，把实验考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倾心研究，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远见和勇气。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实验条件非常简陋，为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是因为在学科发展还处在积累材料的时期，对材料的深层次解释还没有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因此，先生以一贯之的探索和实践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先生所主持的这些研究多以零散的形式发表在各种期刊中，有些论文集已经很难找到，如果能够把这些成果集结出版，相信会对旧石器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相信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作为先生的学生，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从亲身实践中获得知识，把先生所开创的实验考古在新的岗位上继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愿先生安息！

作者系北师大历史学院教师，本文原题为《先生教我打石器》

吕遵谔（左）与裴文中（中）和贾兰坡（右）

附录：吕遵谔小传

吕遵谔，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东留公村。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84年晋升为教授。1978年开始招收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先后指导了20余名硕士研究生和5名博士研究生。1999年退休。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2015年8月20日下午，在北京去世。

吕遵谔教授十分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我国率先运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指导研究生系统地进行了石器的打制技术和使用微痕的研究，为旧石器制作技术和分类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发现了沂源直立人、南京直立人、金牛山古智人和涞水人等重要的古人类化石，为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