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蓝”很赞，如何才能变“常态蓝”？

9月4日，盛大的抗战阅兵仪式结束后的第一天，朋友圈里的在京人士纷纷发图惋惜：再见了，阅兵蓝！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9月4日19点的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指数为407，空气质量状况为“严重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10。

有关各种蓝，大家其实都不陌生，从“奥运蓝”，“APEC蓝”，再到“阅兵蓝”，我觉得统称为“国际蓝”更加准确。因为这些活动无一不是重要的、顶级的国际活动，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当然，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将阅兵等活动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无疑是一项创举，是在新时期社会经济面临多重挑战背景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模式。

有关环境污染带来的挑战，当下的一般理解都只是认为，基于现有的增长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上的退化，进而造成某种不可持续性。这其中实则存在很大误解。假如只是那么简单的话，那么这个挑战并不难应对，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强化对环境的保护来化解环境危机。

但是，问题在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环境问题的本质在于矛盾的多重叠加。

譬如，以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相叠加为例，过去的增长方式带来了环境问题，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抛弃传统的增长方式了呢？显然，这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固然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体现为，为了治理好“过去的”环境问题，我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和消耗，并造成“现在和未来的”环境问题。

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环境问题实则已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痼疾。这不仅是当年西方国家环境问题治理过程中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正是当下中国环境治理的最大挑战。

因此，触发“阅兵蓝”等“国际蓝”的因素，表面上无非是“阅兵”这个活动形式本身，但事实上，“阅兵蓝”等现象的背后，不仅是来自于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更显现了传统环境治理手段的困境——如果说，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功”地摸索出一条环境治理的有效之道，即便这条道路是可行的，但在这个只争朝夕的时代里，中国也已经“等不起”另外一个40年来执行这些“常规性”手段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显然是采取“非常规手段”，那就是要在最大限度上阻断环境持续恶化这个“食物链”上的传导路径。

首先，要阻断经济增长源源不断向生态环境输送“污染”的路径。有关这一点，最大的关键是仍然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这是老生常谈，但长期以来却一直难以实现。究其根本，仍在于增长与污染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依赖关系，不彻底断掉这层依赖关系，经济增长就很难实现真正的转型。

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用“阅兵蓝”等非常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手段还很难“日常化”，最大的难处在于我们不知道经济转型的底线在哪？通过“阅兵蓝”来对全社会进行环境保护上的压力测试，找到那个最后的底线，或许是“阅兵蓝”的意义所在。

第二，要阻断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带来二次污染的路径。到目前为止，有关现有环境污染存量的治理，各地区和城市提出了不少可能的方案，绝大部分都集中于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来吸收、处理、储存或驱散污染物。譬如近期有报道某城市每天耗用大量的水来降低空气污染浓度。这些措施的确都会在表面上对污染水平的降低有所帮助，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实质是以“资源换污染”，或者“以污染换污染”，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相反，还会造成新的污染，以及经济增长已经实现“节能减排”的假象。

就此而言，末端治理上也有必要秉承“减量化”的理念，用严格的“污染物总量排放”来控制污染物的处理，由此，我们有必要通过阅兵蓝的高标准来检测末端治理的方式和成效。

最后，在环境治理上还需要阻断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考核机制”。各地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也正是环境污染治理上的一个难题，如果没有环境保护这个指挥棒，那么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失去了任何的操作性和强制力。就此，阅兵蓝等“国际蓝”的确提供了一个参考，那就是在某个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上到下都要服从于活动的整体需要，这个需要与考核机制相结合，正好为实现非常规的环境治理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进而也就切断了维系着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依赖关系的各种束缚，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动能。

总体上，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道路上，可以参考的有效经验是少之又少，我们不妨给阅兵蓝等“国际蓝”一些时间和空间，说不定，这样的尝试恰恰能够闯出环境治理上的新天地。

(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