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得书记：书店的面积搬一次小一次

我认识江澄波先生，是因为他写了《江苏活字印书》和《古刻名抄经眼录》。他出书的那个时段，我正在起劲儿地收藏活字本，但关于活字本方面的专著却很少能够见到。那时，我只找到了一种相关工具书，即《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活字本书目》。此书出版于1981年，收录了天图所藏活字本书七百多种，而这些书一大半是大藏书家周叔弢所捐赠。我就是得到了这本油印小册，才把自己的藏书中活字本挑出来，单独列为了一个专题。后来我得到了江先生的这两部大作，真可用“欢心”二字来形容，里面不但著录了他经眼的一些好书，最重要的是能从这些书中看到他的一些观念。比如他把一些排印本收录进了《江苏活字印书》中，这个观念可谓超前，虽然我到今天也没能完全接受，但他却让我拓展了思路。我由此有了拜会江先生的愿望，很想向他当面讨教一些看法。某天，我跟杨成凯老师聊到了这个想法，杨先生说他认识江先生，我如果想去见面，他可代为介绍。对我而言，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杨老师做事有着老派的谨严，他给江先生写了封信，让我持信前去面见。

十五六年前的苏州，还没像今天这样变成一座水泥森林似的中等城市，那时的老街老巷，还有着跟人亲近的黏合力。我在到苏州前已订好了住宿，在前往的路上给江先生打电话，我提到了杨先生，并告诉他待自己办好住宿手续后再去跟他见面。他问我所订旅馆的名称，我告诉他后，他坚决制止，说那家宾馆太贵并且离他的店有较远的距离，而在书店不远处有家宾馆又便宜又好，他可带我去订下。我是第一次跟江先生通话，他的这个建议我只能从命。赶到那家宾馆时，我看见门口站着一位老先生四处张望，估计应当就是江先生，于是迎着他走过去，他看着我试探地问，你是韦先生吧？我说正是在下。于是，他笑了起来：“原来你这么年轻。”他把我带到前台去办理入住手续，并跟前台的服务员说，这是我的客人，你一定要给打折。

放下行囊，我穿过临顿路，跟江先生前往他的书店。临顿路在苏州已经算是宽阔的大马路，江先生告诉我，这条路原来是一条河，当年很多大户人家都住在这条河边上，因为河道是主要的交通方式。他说到许多大藏书家的名字，并指给我看原来这些人家的位置。听到这些藏书家的名字，让我倍感亲切，感觉到像是有人在夸赞我祖上的名人。临顿路对面有一条L型的小街，在L的转弯处我看到了文育山房旧书店的牌匾，果真从宾馆走到他的店不到一百米。

走进书店内，感觉到里面的面积约四十平米，用一排背靠背的书架隔成内外两间。外面主要陈列的是旧书，还有一些目录版本学方面的工具书，面冲里侧的那两个书架，则是线装书。我没好意思马上翻看，先跟江先生坐下喝茶。我把杨先生的介绍信呈上，江先生边接信边嘴里说不用看不用看，然后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起来。看完了信他问我，来苏州找他有哪些事。我告诉他，此程确实有两件事，一是想在他这里看一些线装书，二是想在当地寻访遗留下来的藏书楼。其实这第二条是我临时加上去的，那时虽然我已经开始了寻访藏书楼之旅，并且苏州我在此之前已经寻访过，故此趟行程其实无此打算。只是，刚才来店里的路上，我听到江先生如数家珍般地聊到了那么多苏州藏书家，而有几家是我上次没有寻访到的，这才临时起意，想跟他探讨和请教这方面的问题，以补我上次寻访之缺。

江先生听到了我的问题后很是爽快，说这两点都没问题。架子上的书可以随便挑选，在家里还藏着一些书，没有整理出来，今后再进目录供我挑选，同时，让我把想寻访者的名单列给他，他明天带我去寻找。老先生如此痛快，当然让我有超乎想象的满意。我谢过他之后，就把那两架子线装书翻看了一过儿。这些书大半都做成了金镶玉，江先生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他做的，因为江南湿潮，容易损伤书的品相，这样的书就缺乏了卖相。我仔细观看了他的手艺，感觉他做的金镶玉与通常所见的有所不同。寻常所见的做法，是做完衬纸嵌条之后，都会将天头地角切齐，这样看上去甚是齐整。而江先生的做法，却是在天头地角都留着毛茬儿，有点像洋装书中的毛边本。江先生解释说，他并非故意留成这个样子，而是没有好的裁刀。我说文学山房当年出版了那么多的线装书，怎么会没有好的裁刀，他笑笑说，公司合营的时候，文学山房的藏书及其工具全部都并入了苏州古旧书店。这又让我想起门口的店名是文育山房，而非文学山房。江先生说，公司合营的时候，文学山房全部归了古旧书店，他自己也成了古旧书店里的员工，工作了那么多年，退休之后又反聘到古旧书店去整书。自己的女儿本是古旧书店的副经理，后来却下了岗，而江先生的两个孙女要上学，都需要不小的费用，为此江先生一气之下就辞职回了家，重新开起了传统的旧书店。但他觉得，文学山房既然已经并进了古旧书店，如果自己再延续这个名字恐怕不妥，于是就把名称改为文育。

我在文育山房选了六部线装书，江先生看了一下说其中两部是他祖父所出的《文学山房丛书》。他说家里还有一些，有空时会帮我去寻找，然后一块再给我。于是，我把另外的四部书付了款，麻烦他帮我寄回去。之后，我们又聊到了活字本，江先生告诉我，根据他几十年的收书经验，线装书中活字本的品种的确很少，所以他才有意要编写一部活字本目录。江先生又告诉我，五六十年代时周叔弢开始收藏活字本，那个阶段有不少的旧书店都给周先生寄去售书目录，周先生也从文学山房邮购过一些。我跟江先生提到了我的心里话，说他所出的《江苏活字印书》中著录的一些活字本，有不少品种我都想得到，希望他能转让给我。江先生笑了起来，说那本书是他几十年的笔记资料整理而成者，大部分的书原是苏州古旧书店的商品，现在大部分也已经卖了出去，要想再找到这些书，几乎没有可能。他可能看出了我的失望，答应今后帮我留意活字本，说只要收到一定会先给我寄来目录，供我挑选。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一楼去吃早餐时，看到江先生已经等在楼下。我不好意再去餐厅，于是跟着他出门，看到路边驶过出租车，我招手拦下，江先生马上制止我，说走路更方便。于是，那一整天我跟着这位老先生穿行在苏州的老街小巷之中，他边走边给我讲述着自己跟父亲到苏州各个藏书家去收书的故事。他提到的一些人名，本是我以为只能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大藏书家，而这些人都跟文学山房有交往。中午，江先生带我去一家很小的特色餐馆吃饭，简单吃了几口，接着又继续寻找。江先生的记忆力，让我很是佩服，他不仅能寻找到这些旧址，还能详细地给我细述当年这些旧楼拆改前的样子，以及楼里面的情形。到了下午三点多，我实在走不动了，而他却没有一点的疲态，走路比我还快。每当落下我一段，他都会笑嘻嘻地站在原地等我赶上来，而那时，我刚三十出头，他已经七十多岁，我的体力竟然赶不上一位老人，这当然让我惭愧不已。

到了第三天，他又是一大早来接上我，继续去寻找藏书楼。这天的重点，是去看黄丕烈旧居。在此之前，我查看过资料，知道黄丕烈的旧居处在苏州丝绸厂院内，这个厂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拒绝外人进院拍照。江先生说，他早就了解这种情形，昨天晚上他已经通过朋友关系打电话找到了文化局的某位副局长，再通过那位局长找到了主管这个厂的领导，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能够进厂。来到此厂时，江先生用苏州话跟门卫解释了一通，门卫找来了一位小领导模样的人，一直陪在我旁边，告诉我哪里能照哪里不能照。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领导打过招呼后的陪同人员，至此时方知是监督，但总算拍到了黄丕烈的旧居。十几年后，我再次来到此处朝圣，丝绸厂和黄丕烈的旧居都已没痕迹，变成了高档小区。伤感之余，这让我更加感谢江先生，幸亏他当年曾带着我瞻仰过此处，否则这将是我一生的缺憾之一。

自此之后，江先生每过几个月都会给我寄来售书目录，我也每次都从他那里挑购一些。最多的一次，我从他那里买下了六箱书。而《文学山房丛书》他也陆续帮我配上了二十多种。此套丛书总计二十八种，我还缺四种，江先生说那四种再也找不到了，但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我已经买到。比如焦循的《雕菰楼集》、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武亿的《群经义证》等等。这都是我所看中的经学名著，能够得到这些我已经觉得挺满足。跟文学山房的邮购大约持续了十几年，近几年他已很少再给我寄目录。江先生说，古书已经很难再收得到，而常见的品种我也基本有了，因此他已列不出来稀见书的目录供我选择了。

十几年前，我想编一部《中国古书纸谱》，就是利用残书凑出不同的纸张品种。因为我在读各种版本学著作时，里面都会列出不同名称的古纸。从这些名称中，能够知道不同的时代会用不同的纸张来刷印书籍。这让我突发异想：把各个时代的纸张搞清楚了，就等于将古书的断代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但古书上所提到的古纸名称，跟现实中所看到的古书用纸，已经形成了不相匹配的两张皮，因为太少的人能够说清楚，古书中所列的纸张名称，是指的现实中的哪张纸。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收集不同的纸样，然后请行家指认出来，再之后把它们列成实物性的纸谱，这样的书肯定大受爱书人的欢迎。于是，我开始行动。先从几家古籍书店的大库中去挑选不同纸张种类的藏书，当时大约选出了几万册，装了几大箱，分别寄给几位对古纸熟悉的老先生，请他们指认出每种残书所用纸张的名称。写一张小纸条夹在本书内，寄还给我后，我再一一做登记。然后撤出这些纸条，再把残书寄给另一位专家去指认。我用这种方法总计找了四位老先生来辨认纸样，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江澄波先生。这部《古书纸谱》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很想出版，这个社那年出过很多重要的出版物。而孟保青老师说，他自己编过很多书，但是这种由实物组成的书他还从未做过，因此他对此书很有兴趣，希望做此书的责编。当时，计划此书出版一百二十部，有两个出版社还对此做了征订。没想到此书大受欢迎，此后不断有人催问我该书的进展。

这期间，我正好到苏州办事，又到文育山房去看江先生。江先生告诉我，他又帮我找到了两座藏书楼的旧址，立即带我去寻访。在路上，我跟他提起了自己想做《古书纸谱》。江先生闻听此言，立即正色对我说，出这种书当然对书界是件好事，因为看照片来辨认纸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比纸上谈兵还要差一些，但是，做好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没有想到他说出这句但是，马上问他会有什么样的代价。江先生告诉我，1953年文学山房就用自己库存的残书制作出一部《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此书总计四册，收录了二百多种明代的稀见版本，总计出版了三十多部。该书大受欢迎，很快就销售一空。此书是按年代顺序排列下来，能让学习目录版本鉴定的人，得以清楚的看到年代不同时期版本的变化。当时，江先生的父亲找到了顾颉刚先生，顾先生看到样书后对此大为赞赏，并给此书写了序言。但此书引起社会轰动的同时，也有人撰文批评该书，说用实物做书是破坏文物，因此文学山房受到有关部门批评。

破坏文物这顶帽子听起来太大，江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为此，让我把进行了一半的此书进程停顿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这件事继续下去。后来，我在天津图书馆的善本库中，看到了《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我觉得那部书编得的确很好，并且书装也很漂亮。善本部的李国庆主任赞誉此书很有用，他说看这种实物书远比看照片要真实得多，可惜没人能继续下去。听李主任这么一说，我心里又有些不舒服，并非是不想办，而是觉得，做好事得不到好报没关系，但至少不要得到恶报。

2012年，为了我的寻访之旅再次来到苏州。江先生的文育山房已经搬到了第三个地点，这第三次搬到的地点处在潘世恩旧居的对面，书店的面积搬一次小一次。长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古旧书行业的愈发繁荣，但事实总是折磨我这颗柔弱的心。江先生说，书越卖越少，这是无法改变的现象。他说出这种沮丧话时，依然面带着微笑，这种阅尽世事的通达让我敬佩。江先生还高兴地告诉我，相关部门已经同意他恢复文学山房的名称，当地已经认定这是一个文化品牌。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为他高兴。201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约我写一组当今古旧书流通方面的采访，我当然想到了江先生，但是他那浓重的吴音在整理采访录音时很难辨识。于是，我打印了一份采访稿，请江先生笔答。几个月后，未见有回音，去电问之，江先生平静地告诉我，前一段老伴去世了，他忙着料理这些事情，希望我再等一等。听到他这个消息，让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再也没敢催问采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