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林：废除科举导致清朝灭亡？

自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立停科举，至今已有110年。科举虽然早被废除，但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理念及方式仍在影响中国社会：每年各地高考的第一名仍被称为“状元”，有些地方甚至让高考“状元”穿上袍服、戴上冠帽、拜谒先师、骑马游街，过一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瘾……这种文化上的“内在延续性”，也是科举受到持续关注和讨论的原因。

隋唐以降，科举考试成为寒门士子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要制度通道，但这种社会流动的实际功效如何？公平是科考推行者的首要考量，但地域差异、家庭出身对应试结果真的没有影响吗？舞弊与防舞弊的较量，在古代的科场上如何进行？科举与王朝兴亡的关系更是为人津津乐道，明朝覆亡与八股文、清朝崩溃与废科举之间，存在因果链条吗？

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李林。

谈制度：贵州只出过两个文科状元，公平吗？

澎湃新闻：关于科举考试是否促进了寒门士子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学界有些争论。您怎么看？

李林：可以说，科举选士的确立，完成了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从“出身本位”到“学识本位”的制度化转型。这种以定期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原本含有遏制中古贵族及世家势力的考量，自然也为平民出身的优秀人才，提供了晋身上流社会的制度通道，因而促成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重要变革。隋唐以降历代文官政府的建立，无不倚赖这一抡才制度，即便异族入主华夏也不例外。

关于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诗句，比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直观描述。何炳棣先生的名作《明清社会史论》，阐明科举如何成为明清平民出身者的“成功阶梯”，促进社会流动。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和商榷，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他认为科举考试所促成的，其实是精英阶层内部的“再生”与“循环”。艾氏的批评也提示我们，即便在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具体到不同时代、地域、家族与个人，具体情形依然悬殊很大。

所谓登科者的“寒门出身”，主要是指其直系父祖不是贵族或高官。毕竟，培育一个子弟及第中举所需要的各种成本，真正穷困的家庭还是难以负担的，偏远地区更是如此，这当中可能涉及所谓的“公平”议题。比如明清科举史上，贵州只出了两个文科状元（有些省份甚至没有状元），一是1886年丙戌科状元赵以炯，一是1898年戊戌科状元夏同龢，他们其实都来自颇有势力的官宦之家。即便如此，他们从贵州山区到金殿夺魁的“成功阶梯”，也极为不易。所以当他们夺魁的消息传出，中外震动。要是换作直隶或江浙出了个状元，当然也是大喜事，但就不会那么轰动。

澎湃新闻：刚才提到公平问题，这也是古今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科举既然作为帝制后期千余年间人才选拔的重要机制，如何保证公平？实际效果如何？

李林：是的，对于考试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而言，公平问题应当成为重要考量。你去看很多地方的贡院，当中总有一座主体建筑，就叫“至公堂”，是考试时外帘考官办公的地方。对于科举的公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从设计理念上来说，应该指出这种公平是相对的。说科举制度设计相对进步，是基于与前代的选士制度纵向比较而来。如果要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科举的设计还是有诸多“不公平”。比如除了少数特殊时期和个案，从制度上就不允许女性应试，很多时候也完全剥夺或严格限制了商人、娼妓、优伶、皂役、胥吏及其他“贱民”及其子弟的应试权。我们只能说，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传统选士的社会来源，也尽量兼顾了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差异。

其次是执行程序，为了保证公平，严防作弊，古代科场已发展出一整套防弊体系。我们今天考场的各种防弊措施，除了在技术手段上进步之外，其中的设计程序和方法，大多可以从科场防弊条例中找到对应雏形。

这当中有些措施颇为有趣，比如为了防止“冒籍”——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为了追逐较高的考中机会而假冒籍贯应试。除了审查文件之外，还会安排专人“审音”，就是看考生能否熟练说本地方言。今天的考场大多禁带通信工具，并屏蔽无线信号。以前比较“先进”的大概也只有“飞鸽传书”，为了防弊，考前就要预买老鹰、鹞子等猛禽，如果信鸽飞起，立马拿下，也算切断了信号源。甚至今天通用的指纹识别身份的方法，乾隆年间贵州的一名巡抚就已研究过，并建议用来防止武科考试中枪手替考。不过皇帝认为这样太过琐碎，不成体统，最后没有采用。

当然，尽管科举防弊制度设计严密，对舞弊案也严加惩处，舞弊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地方层面的考试尤其如此。归根到底，科举制度只是政治体制的一环，背后涉及的是更深层的政治权力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的问题。防弊和舞弊，正如猫与老鼠、警察与小偷、医学与病毒，对立双方都不断在相互较量中提升“水平”。结果，防弊措施越严密，舞弊手段就越高超，相互促进，恶性循环。

谈内容：八股文罪大恶极吗？

澎湃新闻：科举考试的本意既是选拔人才，可我们今天提到科举，印象却大多是负面的，甚至觉得科举考试摧残人才，为何如此？如何看待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科举人物形象？在您看来，科举考试的最大缺陷在哪里？

李林：科举考试的缺陷，不在考试抡才这种方式本身，而在考试内容。原本科举考试的设计，也要求士子博通经史、熟悉典章、精于文学、长于治事，但现实中，真正做到通经致用的不多。很多人只是为了应试，背诵节本，寻求捷径。从经典中断章取义得到的教条，对处理实际政务裨益不多。这种弊病，唐初赵匡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叫“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直到晚清议论革废科举，这仍然是最为有力的指控。

科举考试的本意确实是选拔人才，准确来说是网罗人才。至于为何有摧残人才的负面印象，刚才说到科举考试的内容，的确局限太多，很难获得现代知识语境中的理解。此外，在传统的社会观念及流动分层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入幕、教学，可能的体面选择不多。而要成功中举，竞争极为激烈，所以不少人终身困顿潦倒，不得一第。一部科举史，书写的虽然大多是成功者的光辉史，但背后其实是绝大多数落第者的辛酸史。

此外，这种负面印象也与时代变迁对“人才”的理解和要求变化有关。在传统中国、儒家主导的体系中，科举遴选出来的无疑都是文化精英，受到优待尊崇。但近代以来的历次剧变，彻底颠覆了既有的文化基础、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知识范畴，也改变了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理解。

至于范进、孔乙己这类文学形象，我想除了要从中读到对科举制度及人性丑陋的批判，也可以看到科举功名在传统乃至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想想看，为什么范进中举前后，家人、邻居、乡绅对他的态度即刻逆转，而打折孔乙己腿的丁举人，何来如此的权威？

而且，成功塑造了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吴敬梓和鲁迅，其实都考过科举。安徽全椒的吴家在清代虽然科举人才辈出，但吴敬梓只是个久试不第的秀才。当然，也不能单凭这些案例就彻底否定科举拔擢人才的功效。考试有考试的规则，古今都一样，总有遗漏的人才。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其实都习作八股、考过科举，而且都曾通过会稽县的县试和绍兴府的府试，如果再通过院试，就是正儿八经的秀才了。不过鲁迅后来进了南京的矿路学堂，没再继续考科举，周作人又接着考了几年，好像也没考到功名，后来也去了日本留学。知道这层，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周家兄弟虽然都以新文学闻名，但旧学功底都很好，而且写到与科举有关的问题都很深刻在行。

澎湃新闻：说到科举考试的内容，最饱受诟病和非议的自然是八股文，您对此如何看？在制度设计上，八股取士有何利弊？

李林：是的，说起科举，不少人很容易联想到八股文，并大加批判。其实八股文真正作为考试文体，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且除了八股文之外，还考策论及试帖诗。不过八股文考试放在头场，在考官阅卷和排名中占的权重很大，考生也主要钻营于此。因此，今天的人大多有八股文独霸明清科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说起科举，几乎必骂八股。不过很多时候，“八股”已经蜕变为一个代名词，甚至形容词。就像启功先生说他曾遇到有人用“八股”二字为贬义词，但竟不知这原本是一种文体的名称。

对于八股文的挞伐，历来可谓史不绝书，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比如明末有人写此仪状，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言下之意，是要将大明王朝覆亡的罪责归到八股文身上。1898年康有为奉召应对，更说出“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这类的话。国家危难之际，反思和批判人才选拔体制理所当然，但如上言论无疑还是有些过激。反过来想想，康有为若非熟读经史、精于八股，恐怕也难有机会进京应试，参与上书，得见皇帝。

如果我们不只纠缠于对八股文的价值判断，可以转而思考：为什么很多人激烈批评八股，它却仍然作为一种主要的考试文体不断沿用？这当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利益均衡的“三角关系”：对朝廷而言，八股考试的内容、形式和语气，无疑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考官而言，八股是规范的标准化作文，在阅卷任务重、时间紧的条件下，有利于快速阅卷定等，按时发榜；对考生而言，有相对固定的考试范围、作文格式和优秀范文来准备应试，自然是无任欢迎，古今考生都一样。既然八股考试有这么好的可操作性，而且沿用中环环相扣，陈陈相因，就不容易废除了，这有点像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除非有重大冲击，打破均衡。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八股文只是科场的“敲门砖”——门敲开了，砖自然就扔掉了，不用太过当真。所以我们翻看明清文人的集子，绝少看到他们将八股文章收入其中。

谈影响：废科举导致了清朝灭亡？

澎湃新闻：晚清科举由“改”到“停”，经历了持续的争论、探索和尝试。期间出现过不少改革方案，比如保留形式、更新内容，但为什么最终还是将科举永久停废了？

李林：对于科举制度、八股选士的改革尝试，之前曾有过多次，但最终都照旧沿用。在当时的条件下，科举抡才、八股选士还是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相对公平的制度。晚清情形不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接连不断的战场失败、谈判失利、割地赔款，更在于对传统经济基础、政治秩序、文化自信和社会结构所受到的根本冲击。这时候来反思和批判抡才体制，对科举“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指控，就更加有力。

除了主张彻底废除科举的激进派，较为温和的改革方案，就是在科考内容中加入西学、西政、西艺，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革科举。此外，也有提议建立新式学堂，革新课程，但允许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或毕业考试合格，授予相应的科举功名。这种方案，试图将学堂培育人才的功能和科举选拔人才的功能结合。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达到逐步过渡和缓停的目的。

1905年正式停科前的两届乡试和会试，其实已在文体上废除了八股，全考策论；内容上加入了西学和时务，淡化经学。不过，这些改革不能在短期内看到实效，难以救急。虽然就像关晓红教授所说，1905年停废科举并不是“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但新政改革迫不得已的疾风骤雨节奏，推广学校教育的迫切需要，以及内外重臣的联合推动，最终还是促成了科举改革从“缓停”到“立停”的转变。其实当时的停科准备尚不充分，以致停科后立即出现很多棘手问题。

澎湃新闻：说到停科后的问题，有人提出，科举废除后士人叩官无路，转而抛弃皇权，甚至投奔革命，因此废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确实如此吗？废科后传统士子还有哪些出路？从长远来看，停废科举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何影响？

李林：废除科举固然加大了朝廷与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兴知识阶层之间的离心倾向，有人因此而抛弃皇权，转向革命。这在废科前后出洋留学的年轻学生群体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革废科举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环，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环。清政府在废科前后，确有一些针对传统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拣选入官、入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充当教习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晚清官场本已严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绝非易事。

关于废科后士人的出路，有一组学界研究较多的个案：刘大鹏和朱峙三。一个在山西太原，相对闭塞，固守经典；一个在湖北武昌，九省通衢，留意新学。一个是举人，年纪偏大；一个是秀才，正当盛年。前者较为悲观，几乎觉得天崩地陷；后者则颇为淡定，可以较好调适。可见传统士人在这种剧变中的升降沉浮，既受时代大势、制度变迁影响，也有个人的学识、能力及际遇等因素掺杂。

科举的废除，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人才选拔体制的改革，但背后其实是整套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的换血。此后，传统儒学再也无法回到绝对权威的中心地位，制度的儒家因此宣告终结。科举的废除，也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最终导致传统“四民社会”解体。新兴的知识阶层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受到功令、朝政及乡里的束缚，他们自由流动的空间范围和职业选择更为广阔。而且他们为了追求更有利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机遇，大多向新兴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聚集。这种剧变的后果之一，就是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凋零、残破和失序。传统依靠诗书传家、科举功名来主导地方社会的缙绅阶层逐步消失，而凭借武力和经济为后盾的地方新豪强逐步兴起。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动乱和革命预埋了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