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师生“千村调研”：贫富差距悬殊，网络金融正在发芽

“我想通过这个活动来看看真实的中国农村。”近日，刚从农村调查归来，上海财经大学2014级学生程骁这样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2015年夏天，程骁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项目，这是一个以 “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大型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也是一种在农村进行国情教育的新型育人模式。

2013年起，上海财经大学在30个县开展定点调查，从中，他们看到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在浙江省桐乡市，部分村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而贵州省册亨县，平均家庭年收入只有约3000元。

此外，在农村的基层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工资收入低，工作压力大，没有保障，“与我们想象中金融机构高大上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刘莉亚教授说。

“这次调查回来后，我以前很多‘愤青’的想法都没了，感觉自己之前的一些批评很幼稚。”一位带队老师感慨道。

同一镇的两个村经济差距悬殊

在做入户调查的同学们。

至今为止，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已经走过了第八个年头，今年的主题是“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与使用”。由30名老师带领学生在全国30个县定点调查，还有810支学生队伍回到自己家乡进行调研。

“定点调查”是从2013年开始的，学校按照地域分布、人口集中度等指标确定了30个调查县，每个县内会选两个镇，镇内再选两个村，一个经济条件较好，一个相对较弱，基本可以代表全国农村的整体情况。为保持样本的延续性，之后两年，调查仍在这些地点展开。从这样的样本里，上海财大师生们看到了中国大地上悬殊的贫富差距。

金融学院保险系副教授栗芳老师带队前往了重庆市巫山县，“从全国范围来看，巫山的经济水平应该属于中等上下”，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贫困的人家中，因病致贫的比例不在少数。

在巫山县，一位老伯曾对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公管学院）的肖淄涵同学说，“我们农民最怕生病，生不起大病啊，一旦生病就是等死。”

而在浙江嘉兴的县级市桐乡市，上海财大师生调查了4个村，有三个村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收入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包括农副产品、加工服装、出租房屋等。该地的带队老师，金融学院证券期货系教授朱小能说，“其实来之前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很震惊。”

目前，桐乡市的城镇化率可达80%，“我们下去后看到，村里边干净、整洁、交通发达，ATM机随处可见，而且在四个村里都可以打到滴滴快车。”朱小能说。

而贵州省的册亨县城里，只有两条主干路，为数不多的商铺和三家银行。册亨县是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倒数第二的县城。家庭年均收入只有3000元。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开的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就已达到5919元。当地村民中大多只有小学学历，上过中学的人寥寥无几。交通不发达，坐大巴进入当地需要七到八个小时。

即使同一个镇内，村与村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大相径庭。

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裴家营镇北滩村，会计学院的胡雅慧调查时经过一户人家，大约40平方米的土坯房住着3口人，没有几亩土地，一家主要靠着每个月的低保费维持生活。

而在同一镇的裴家营村，村民家中电视机、电脑等现代设施基本都有。这样的景象让她感到心酸，“一些农民每天辛苦劳作，依然还是入不敷出”。

刘莉亚教授早在2013年就参加过定点调查，当时的数据显示，一个村内户与户之间的贫富差距，远远高于村庄之间的差距，前者高于后者五到六倍。在她所调查的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村庄内，收入最高的人家可以年入几十万，而收入最低的只能靠低保度日。

为何会如此悬殊？上海财大的师生会就收集的数据进一步作研究，并于11月左右出结论与报告。

信任在经济发展前受到危机

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桐乡市生活质量，但朱小能还从其中感受到了些许问题：在大部分村中进展较为顺利的调查，在这里遇到了阻碍。

由于人手不足，一些同学在没有村干部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前往村民家中调查，却受到了村民的强烈质疑，身份证、学生证都没能让其完全打消顾虑，“信任在经济发展的面前遭受到了危机”。

而册亨人的热情让当地的带队老师，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副教授谈儒勇印象深刻。在前期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时，每天都会有相关人员发信息告知进展，一直持续了近一个月。在调查期间，县里还派出了仅有的一辆中巴车，将同学们送至各个村庄。

但有一件小插曲让谈儒勇有所思考，在册亨县的一个村庄里调查时，一位同学的手机掉在了三轮车上，同学在焦急中打电话过去，第一次无人接听，第二次则直接关机，手机最后不知所踪。

事后，同学们碰巧在回程途中捡到一部手机，主动联系失主还了回去。“任何事情都不是单一面的，教育还是很重要。” 谈儒勇说。

然而，更多同学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淳朴热情。金融学院的郑天昊同学说：“推拒20元调查报酬的叔叔阿姨，热情沏茶捧瓜的一家之主，天真烂漫的孩童，在他们真挚的眼神与质朴的话语中，我们读出他们的坦诚和对我们的信任。”

金融创新正在农村萌发

刘莉亚教授是此次项目首席专家，她所带领的队伍前往了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在这里她感受到基层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不易，“工资收入低，工作压力大，没有保障，管理受束缚程度高，与我们想象中金融机构高大上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在政府内，金融办大多“不受重视”。重庆市巫山县金融办只有两位办公人员，一名主任，一名职工，职责也不甚明确。

普遍来讲，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较低，农户们的金融意识薄弱。栗芳在巫山县调查时，发现多数农民并不知道ATM机，其中一个镇上只有一个邮政储蓄所，而且不提供贷款业务。农户们也没有享受到政策性保险。

但刘莉亚发现，很多农户对金融产品是有需求的，比如贷款、保险等，但他们却很难得到这样的服务。一些年轻人对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很熟悉，十多年后，当这些人成为当地的主体力量，那么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将会非常广阔。”

现在一些县已经在努力扩宽金融市场。在经济水平落后的册亨县，每一户都有信用等级，由贵州省联合信用社根据挨家挨户调查得来的家庭情况评出，不同等级，可以享受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且不需要抵押。

在经济发达的桐乡市，ATM机更是随处可见，网上购物使用频率极高，资产证券化的力度也很大，当地的农村信用联社，还在积极进行金融创新。

“愿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权利”

刘莉亚认为，乡村调查不仅对学生，对教师而言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国情教育。一位带队教师曾说：“这次调查，看到真正的现实后，对很多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感觉自己之前的一些批评很幼稚，单纯在书屋里想象是不够的”。

公管学院的赵一凡同学说：“这一次，我们接触到了社会最基层、最朴素也是最真实的一部分，见到了与我们平时完全不同的经济理念，整天面对的从生硬呆板的文字材料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这种变化对我们的思想、情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会计学院的李叶薇同学表示，“一位老人热切想要参与网络金融的想法，让我看到了村民心中的希望，也激励了我未来参与农村金融建设的决心，愿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权利。”

刘莉亚表示，“千村调查”不仅让她了解了中国，还打破了她之前对“95”后学生的认识，“调查时我们早上6点就要起床，晚上10点才能回来，还要接着录入问卷，吃住条件都不是很好，但同学们都没有抱怨过”。

开始进行调研时，是有当地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带领着去的，后来学生们觉得这样不利于问到真实的信息，主动提出不要工作人员的带领，自己独自去找农户，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这让我很惊讶，也很开心。” 刘莉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