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无名烈士墓（下）远征军遗骨覆盖松山，山上的树都高又直

2015年8月，湖南平江县敬老院，91岁的朱锡纯正在午睡。他太老了，骨架之上只有一层薄薄的皮包裹，背部45度佝偻让他的睡姿看起来像一只无力的干虾。

很难把眼前这位垂暮老人和73年前那位翩翩风度的军中少尉作联想，炮弹和蚂蝗在他的身上留下7个伤疤。1942年8月，他是走出野人山的幸存者之一，但他两位亲如兄弟的战友连同数万远征军都沦为胡康河的白骨——这里最大的敌人是自然，毒虫鼠蚁带来的疟疾、回归热和其他传染病。

野人山的生和死都惨烈至惊心动魄。朱锡纯为没能给两位战友带回遗书而悔恨，现在，就连祭奠他们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滇西抗战研究学者戈叔亚告诉澎湃新闻，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野人山死亡的远征军遗体多被遗弃，更不用说立一块墓碑。

走出野人山的随军翻译，诗人穆旦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很少写诗，直到三年后，他提笔写下《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一）

1942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缅北胡康河谷南岸，17岁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少尉录事沈锡纯（记者注：解放后返乡改名朱锡纯）不愿参与士兵们为晚餐准备的屠杀黄牛行动。

借着火光，他看到一只黄牛的前脚后脚都被绑紧，一位士兵拿着根用火烤硬的尖竹，猛地刺向牛的喉管。晚餐是盆钵满满的牛肉，朱锡纯却只盛了一碗白米饭，为此被战友嘲笑了一番，“没出息，当兵的人还迷信！”

他从没见过杀牛，小时候，母亲在菩萨面前许过愿，不满18岁，不能吃牛肉。打败仗后的行军沮丧又苦闷，朱锡纯脚踝的伤口没有痊愈，打着赤脚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距离入缅作战已经有2个多月了，此番出国是为保住滇缅公路这条中国唯一通往外界的“输血管道”。

1941年12月，日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南部，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也威胁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与此同时，日军海军航空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中、英、美三国走到一起抗日。1941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中方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10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1942年2月先后从云南进入缅甸。

但因“前线缅奸出没，且英方运输不能配合”等原因，这次入缅与日军交战失利，不得不向后方撤退。

晚餐后，朱锡纯跟着重机枪连在一条不宽的古道上行军，后边传来话——“转战野人山。”

此前，他已收到师长的命令要求“轻装突围”，重型武器、枪都炸掉了。他带着一把在村庄老百姓家里拾来的缅刀上了路，这把刀“黑乌乌的，全长不过两尺，没有一丝缺痕”，这让他想起小说里说的“缅刀能斩铜断铁”。

野人山又名胡康河谷山，位于缅北与中国、印度交界处，东西面都是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山区最高点海拔超过3000米。在缅语中，野人山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因有野人出没而命名，野人山山峦重叠，林莽入海，沼泽绵延不断，野兽横行。直到抗战结束后60余年，这片山区大多还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

媒体人李根志曾多次进出“野人山”，2004年是第一次。“非常宁静又暗藏杀机。”11年后的这个8月，他再次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们一行驾驶的越野车就像闯入到一个密不透风的空间，时光仿佛凝滞，世界是一潭死水，只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蛤蟆“咕咕咕”的叫声，和青皮猴尖锐的啼叫。

密林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的阴森景象也让朱锡纯情绪低落。“天上有浓密的树林遮盖，稠密的地方，太阳透不过，白天也像夜里一样，地面又潮湿。”

这时，随行的战友朱斌提议，燃起篝火来解闷。朱斌是二十二师政治部少校，东北人，三十六七岁，体格健壮，喜好烟酒，平时沉默寡言。这一路行军打仗随行，与朱锡纯关系不错。

朱斌的提议得到响应，很快，原始森林中点点篝火闪烁。“战士们围着它抱膝闲聊，比摸黑情绪高多了。”朱锡纯回忆。

夜间燃点篝火聊天，由此成为野人山行军的固定活动。但没过几天，军中士气又开始低迷。野人山的坡地多是五十度的陡坡，爬上陡坡还有高深莫测的山涧，只有一根腐朽的独木桥联系两端，令走过的人有命悬一线的感觉。

“初走还不觉得怎么样，约莫过了四分之一路程，我向独木桥下看去，只见雾气腾腾，白云滚滚。我心里一毛，汗毛一竖，脚杆子不由得一软，急忙伸手去扶栏杆，谁知这木桩与木桩之间的树藤栏杆软韧有弹性……一根木桩从腐朽的桩眼中撬出崩掉的一块朽木，木桩接二连三往外侧斜。” 朱锡纯身子随木桩一歪，所幸手扶的木桩被有弹性的树藤弹回没有摔倒，但早已吓出一身冷汗。

军心动摇的时候，日军出动飞机向野人山空投劝降传单。有的传单掉进沟里被士兵捡到。李国良告诉朱锡纯，师长有令，捡到传单的一律上缴，不准阅看。但队伍中已悄悄传开传单上的内容，说“我们已走入历史上没有人烟的绝路，必定会饿死在山里。日军奉劝我们投降，说绝不虐待我们”。

将近30岁的二十二师政治部上尉李国良是朱锡纯的上级，也是亦师亦友的战友。这位山东大汉战前在山东的大学求学，毕业于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因分管宣传工作，口才好也乐于助人，李国良经常给“小沈”沈锡纯讲抗战形势，也是他学英语的老师。

李国良鼓动朱锡纯在篝火夜谈时唱歌鼓舞士气。这是朱锡纯的强项，14岁时他就参加第九战区抗日流动宣传队。能歌善舞，二胡也拉得不错。

即使在73年后，老人还保留早年练下的“童子功”，清清嗓子，一首铿锵有力的《中国不会亡》瞬间就把人带回战争年代。

当年，他就是手持李国良从篝火里捡出的一根拇指长的树枝当指挥棒，手、口配合，给围坐在篝火前的战士们表演，“四方是炮火，四方是豺狼，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朱锡纯记得，收尾的“亡”字和指挥棒恰到好处地同时休止。那天晚上，他以口代胡琴，和李国良一道唱了一首又一首：《大刀进行曲》、《满江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雨季来了。

73年后的8月到访滇西，恰又遇上雨季，雨没完没了地下，每天每夜地下。来得猛收得也快，刚刚放晴后，不隔一小时又来一场瓢泼大雨。下雨之后，白天闷热晚上冷得很。当地人说，滇西缅北这里，一年只分旱、雨两季，雨季从5月开始到9月才结束。

“即使密密麻麻的树叶也挡不住瓢泼的大雨。顺着树干流下的雨水，就像山泉源源不断地从我倚在树旁的雨衣上倾泄而下。在这黑漆漆的夜里，既摸不到遮蔽的地方，又不敢再靠树干，更不敢席地而坐。只好穿着雨衣，两手抱膝，勾头弓背，一直蹲到天亮。”多年后，朱锡纯在他的回忆录中极尽细致地描述了原始森林可怖的雨水。

这雨水绝不是丰盈生命的源泉，而是时刻会勾走性命的洪流。湍急的黄流把士兵扎的筏子冲散了架，就在朱锡纯面前，至少有4名士兵被漩涡卷走，连“救命”都没来得及喊。

时任新二十二师最高长官杜聿明此后也在他《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回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

山洪阻路，加上日军追击，原始森林中的粮食补给变得异常困难。断粮已经两天了。夜晚的篝火再不是士兵聊天解闷的装点，而是用来解决温饱大计的火种。篝火上，架起了数不清的行军锅、罐头筒、钢盔，森林中任何可能的食材都被扔进去烹煮：蛇肉，毛猴，最常见的是野芭蕉蔸——这种野生植物吃进腹中十分涨肚，“呕呕不出，拉拉不下，口里酸涎直冒，弄得我坐卧不宁。” 朱锡纯也吃了不少野芭蕉蔸充饥。

随军的黄牛也渐渐被杀掉，再看到那些在钢盔中烹煮的牛蹄，朱锡纯已是“不断冒口涎”了。消息灵通的李国良告诉他，粮食已经告罄，现在这些骡马、黄牛，还有芭蕉蔸只能维持几天。现在只能等待空中投粮了。

又是两三天过去。朱锡纯看到，饿倒在路边、茅草堆里的士兵不计其数。而他也逼近身体极限，饿极只能吞一把盐，连找野芭蕉蔸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几乎是一根玉米棒子救了他的命。

“两个士兵挎着鼓鼓的干粮袋来到我后边，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三分之二的玉米棒子。我一眼瞥见他嚼得津津有味，禁不住两颊的内膜涌满了酸涎。”如今，坐在平江敬老院朱锡纯老人的床前，看他点燃一根香烟，缓缓说起这根玉米棒子的往事，老人因衰老而混浊的眼球竟灼灼发亮。

年轻的军官提出，用左手的金戒指换士兵的一根玉米棒，却被拒绝。“和他兑了吧，怪可怜的。”幸得身边另一位士兵劝说，玉米清甜的汁液迅速溢满朱锡纯的口腔和胃，虽然还是一根未成熟的玉米，他已几乎是连嚼带吞进腹中。

空投补给在断粮后的十天终于来了。但没想到粮食首先带来的竟是“杀身之祸”。

饿极了的士兵跟着飞机跑，去争抢从空中降落的大米。“飞机兜回来，一个两百斤米的麻袋滚下来。……捡米的士兵被着地的第三袋推远了好几尺跌倒在地，麻袋压在他瘦骨嶙峋的躯壳上。随即他就口喷鲜血。溅得第二袋上也沾有点滴红印，不待抢救，已是两眼翻白，手瘫脚硬了。”这位可怜的士兵就在朱锡纯的身后死去。但更多人又继续追逐新的米袋。

有的米袋被挂在树上戳破了，白花花的米直往下流，引起一群人的哄抢。大米、大饼、牛油罐头、咸鱼、腌肉这些断粮时想都不敢想的美食佳肴都来了，但有的士兵却因饿了太久而胃肠功能退化，骤然过度饱腹被活活胀死。朱锡纯看到，有人吃太多大饼，结果肚子胀得像孕妇，“把裤子也胀裂了。像这样横七竖八胀死在路边的，就我所见总有二三十个。”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因为很快，野人山和那加山腹地到了，这是原始森林最凶险的地方。

到过野人山的人都不会忘记一种小型“吸血鬼”——蚂蝗。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山区都有蚂蝗，但滇西缅北密布的密布森林提供庇护它的温床，因此更为密集，凶猛。

李根志说，这种活物附在人身上时你毫无知觉，待吸血后它周身被吸进的血液填充得圆滚滚，而被它吸过的地方将疼痛难忍，想要拔出还很费劲，如果你捉住它的身子往外拔，一边掉了，另一边它吸盘还在人体中可以继续吸血。而被蚂蝗交叉吸血的人容易患上传染病。

朱锡纯身上被指甲盖大的蚂蝗吸出了6个洞。但蚂蝗仅是原始森林中毒虫蛇蚁的一种，森林里气温升高让这些动物愈加活跃。他看到“成群结队的蚂蝗，最长的有五六寸；嗡不绝耳的蚊子最大的有寸把长；络绎不绝的蚂蚁最大的有寸多长，还有毒蛇、蜈蚣、百足虫、蝎子和比芝麻小点的蚁虫以及叫不出名字的昆虫。”

这支远征军并未经过热带丛林作战的训练。打败他们的不是人而是这些小生物，因缺医少药，被叮咬吸血后的士兵纷纷患上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

死的人越来越多，被雷阵雨淋湿浸透后，遗体加速腐烂。各种灰色、褐黑色、蓝色的尸水混合在一起，往低洼处流动。在太阳的蒸发下，发出奇臭。

“有人问我死尸是什么气味？哎呀……那真是说不出的难闻。”朱锡纯心有余悸地说，死尸的味道他一辈子忘不掉，当时他真想把呼吸关掉。

遗体被遗弃在路边，人们朝不保夕，顾不上掩埋战友。事实上，朱锡纯亲见，成群的蚂蚁像河流一样移动，在一两个小时内将尸体啃噬成白骨。

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李国良也不幸患上了疟疾。临终前，他拜托朱锡纯，如能走出野人山，请帮他把出国几个月的津贴领出来，带给他的恋人——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一位姑娘。接着，他在口袋里拿出纸笔，借着篝火的光把人名和地址写给朱。

但朱锡纯已无心细看——他的心思都在这位濒死的战友身上。他把纸条随手往口袋中一放，这一放也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李国良临死前还读了一首七绝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联军履北断归途，投笔从戎志未酬。革裹尸还犹豫自愧，流亡何语谓班侯……他是自比班超，作战屡战屡败，没有归国路。”李国良交代朱锡纯，把这首诗也转给他的恋人。

另一个战友朱斌也患上了不知名的怪病。他的双脚麻木，腹部也没了知觉。朱锡纯记得和朱斌见的最后一面是在一个用茅草和野芭蕉叶搭盖的棚子。棚子里的篝火旁还伏着一个患上“虎利拉”传染病的战士，棚角上躺着一副白骨。

朱斌想写一封信给他的同乡，“抽出钢笔，笔尖干枯了，甩了两下仍是写不上。”朱锡纯用水壶倒了一点水递给他，他蘸笔写在了李国良那封信的背面，写好后又递给朱锡纯，“我随手往口袋里一插，就忙去扶他睡好。”

这一晚，朱锡纯睡在由两副遗体架起的木棍上，把手脚也反绑在木棍上防止掉落。“已经顾不上害怕了。”多年后的今天，他回忆说，这种睡法叫“绞睡独木棍”。

但当他醒来，那位也在棚内歇脚的“虎利拉”战士告诉他，同伴朱斌已经断气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朱锡纯过了一座桥，跟在前人扬起的尘土中，看到了一座医院，那是目的地列多医院。两个半月炼狱式的行军终于在1942年8月终结。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10万兵力，伤亡近6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野人山。

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出入野人山仍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李根志形容他第一次走出无人区的情景：在万籁寂静中突然听到印度音乐飘来，感觉一下子进入了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事实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电视节目声。而直到60多年后的2004年，他和同伴进入野人山，仍发现有远征军遗弃的坦克、战车，这么多年过去野人山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走出野人山不久，朱锡纯中断了他的职业军人生涯。1943年4月回国后，他脱离了二十二师，进入贵阳市第十八汽车三级修理厂做工。1962年，他回到老家湖南当了一名普通农民。

军官沈锡纯成了农民朱锡纯。73年后，眼前坐的这位老人，在敬老院里静度余生，和这所院里其他的老人一样，在屋中枯坐等待每天三餐的铃声到来。他幸存的那些战友也在一个个逝去。前几年，有媒体帮他牵线联系上了同样穿越野人山的一位幸存战友，女兵刘桂英。他从湖南赶赴安徽见老战友，对方赠予的一张老照片，他“当宝贝一样”收藏起来。

事实上，他还留有当年军官的习惯：手腕上利落地戴着一副手表，一条手帕郑重地叠在上衣口袋——尽管那件印有纪念字样的T恤和它不那么搭调。这也让他与这个小县城郊区的敬老院环境不那么搭调。

在这个院里，他可以倾诉的对象并不多。现在，剩下的只有回忆了。往事都被他写进了一本叫《野人山转战记》的回忆录里。行军时，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炮火两度将他的日记烧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重新整理手稿写下了这本书。

可惜有些东西，无法重新开始了。就像李国良和朱斌拜托他带的信，在列多医院，被一位护士收捡衣服时误烧掉了。

（五）

没能留下墓地的不止野人山的远征军。

就在野人山转战后的两年，又有7773名远征军伤亡于另一座山地间的“焦土之战”。

“你看松山的树又高又直，这是因为整片松山没有一处没有战败军人的尸骨。”云南松山抗战遗址管理所副所长邱佳伟对澎湃新闻说。

二战接近尾声时，在云南的雨季中打了一场天昏地暗的战斗。从1944年6月4日，远征军71军新28师向松山之敌发动进攻，到第8军9月7日攻克松山，历时长达96天。中国军队累计动用约10个团，兵力总计23695人。

日军把被全歼称为“玉碎”，用以表示“战斗到最后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日本人自认为的两次“玉碎战”都发生在滇西：松山和腾冲。

军事作家余戈在他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书中称，中国军队各攻击部队在松山战役中伤亡总数达7773人（不含失踪人数），击毙日军1280人，双方对比约为6.2比1，且中方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阵亡4000名）。

显然，这是一场“惨胜”。在松山至今还保存着一棵“见证树”。它在战场上幸存下来，躯干大部分中空，但当把“金属探测仪”靠近它，它会发出尖锐的叫声，因为战场的弹片曾划过它的躯干，并就此留在了那里。

旷日持久的战斗也使得阵亡者遗体不能及时收殓。邱佳伟说，因打仗时间太长，许多遗体只能任其腐败，抛在松山上。直到战胜后集中收殓，才留下一个第八军103师的一座672人的公墓，1947年，保山建立第八军阵亡将士公墓时，又把这里的部分遗骸迁到了保山易罗池畔，在松山只留下他们的血衣塚。

但松山的原碑在“文革”期间也被破坏，挪作学校走廊的条石，尽管后来找寻回来，但原刻有名字的字迹已经模糊，如今的墓碑是由几块不完全的残碑拼接而成。

松山战役69年后，2013年，一座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在松山上落成。这座雕塑群来自于民间的捐资，由将军方阵、娃娃兵方阵、驻印军方阵、女兵方阵等13个不同方阵组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老兵方阵。它是根据28位远征军老兵模样雕塑而成。

遗憾的是，有两位老人没能等到雕塑落成。就在远征军群雕落成的前一天，97岁的驻印军汽车营少尉副排长耿荫龙溘然长逝。

2013年9月，12名远征军老兵及部分老兵后人来到松山，他们或被人搀扶、或由人背负，或坐着滑竿登上了这座山。

【未尽】

坐落于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远征军墓园。但若与远征军在滇缅战场阵亡的10万余人相比，墓园里3000余座墓就只代表阵亡者中的极少数。

打败仗军队匆忙撤退来不及收殓遗体，纵然打了胜仗，因战时过长，被收殓和安葬的也是少数。而经此次一个月走访发现，那些建之不易的墓地有不少在上世纪政治运动中遭损毁。

据滇西抗战史研究学者戈叔亚统计，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牺牲约4万人，当年这些墓地主要集中在史迪威公路沿线，缅甸境内不下15处，分布于密支那、八莫、西保、南坎等地。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缅甸的反华潮中，其境内的远征军墓地尽数被捣毁，原址上如今建起小学、菜园甚至厕所。

在抗日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的一处旧战场龙潭镇青山界，当年修建的葬有1931人的“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0军19师63师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已全无旧貌。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志愿者武思琪是龙潭人，他告诉澎湃新闻，当年公墓被破坏，墓穴经雨水的长期冲刷后，森森白骨曝露在外。

在军史作家余戈看来，全国各地的抗战烈士墓葬陵园的保护工作仍亟须更多关注，“至少给大家一个祭奠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2014年曾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重建、修建、迁建抗战牺牲的烈士墓葬的建议》。

“我国境内抗日烈士墓葬、陵园主要分布于抗战激烈地区，目前，各地抗日烈士陵园、墓葬，大多毁损严重。许多抗战烈士墓地早已被损毁或者正在被损毁；现存墓葬保护不力。”他在这份建议中写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近20万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军队伤亡380余万人。如今有多少墓地尚存？它们的状况如何？

在前述政协建议中，刘晓建议，应对全国境内抗日烈士陵园、墓葬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并设立财政专项经费，用于抗日烈士陵园、墓葬的维修、迁建、重建，抢救性的保护。而对于相对完好且列入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抗战墓葬，应保持原貌，分级保护。此外，还应为无名烈士修建中国抗战无名烈士墓。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和民间的保护行动正逐步展开。

2013年，中国启动了中国军人海外墓地的建设。在云南，2014年，由云南省统战部牵头的远征军遗骸回国项目“忠魂回国”活动已经完成第二期，400多名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骨被运送回国，以隆重的仪式安葬。

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的契机，备受关注的广州新一军公墓保护工作也有新进展。广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赵冀韬在今年受访时回应，目前已制订了新一军公墓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的方案，待批准后便可立即实施。

龙潭，一处由民间捐建复修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已成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武思琪的父亲，龙潭镇的一位司法员武文宽，也曾发起一项民间的筹款修墓行动，希望能重修青山界公墓，可惜武文宽尚未达成心愿，便在次年去世。如今，武思琪已接过父亲的遗愿，为复修公墓而奔走。

而对于刘金国来说，守墓还在继续，没找到的烈士家属还要继续找下去。“只要还走得动，我打算每年清明都去趟浙江，为裘彩贵烈士扫扫墓。”他说。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野人山转战记》，朱锡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