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骅之女带父母照片赴京观礼，“让他们看看祖国繁荣昌盛”

在中国的现当代史上，以革命烈士命名的城市曾有数十个，但延存至今的不多，例如吉林靖宇县、山西左权县。河北沧州下辖的县级市——黄骅市，也是其中之一。

72年前的一阵枪声，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倒在了叛变的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的刺杀计划中。牺牲时，32岁的黄骅正在召开侦察通讯工作会议，研究敌情。

为纪念黄骅烈士，1945年9月，冀鲁边区的新青县（新海县与青城县合并）改名为黄骅县（即今黄骅市）。而邢仁甫则在1950年9月的河北盐山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今年9月3日，黄骅之女黄鲁彬将以抗日英烈子女的身份在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日阅兵仪式。而在去年9月，黄骅入选了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黄鲁彬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她将带着父亲黄骅、母亲顾兰青的照片前往北京，阅兵的时候“让他们看看如今伟大祖国是多么繁荣昌盛”。

婚后不久即请缨上前线

黄骅，原名黄金山，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良上村一户贫农家庭。

黄骅市政协退休干部王新华所著《英雄黄骅》一书记载，黄骅年幼时加入革命队伍，跟随彭德怀领导的红军开始戎马生涯。

据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官网介绍，1930年12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已是连政治指导员的黄骅随部队进至赣西，准备渡江。　

面对着滚滚赣江，乡音土语交织在一起，故土难离的恋家情绪开始蔓延，有人甚至提出红一方面军的1、3军团分家。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黄骅在他所在连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全连大会上，黄骅指出：“为了消灭敌人，保存红军，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为旗帜，集中统一领导红军。1、3军团不能分开，红一方面军更不能分家。如果两军团夹江而阵，就分散了兵力，粉碎不了敌人的这次‘围剿’。总前委过江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想法过江之后再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

在黄骅等人领导下，连队在江西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踏入了反“围剿”的战火之中。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阿坝地区的懋功会合。7月中旬，中央军委令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编，创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24岁的黄骅被选调进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特科团学习，他们边长征、边学习，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93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扩建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个月后，黄骅来到甘肃环县曲子镇，筹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训练班、排干部。

此后，黄骅历任红军大学干部二团政委、晋西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长兼八路军115师独立支队副支队长、鲁西军区副司令兼三军分区司令员和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

据《英雄黄骅》一书记载，1937年，在宋任穷夫妇的介绍下，黄骅与同是经历过长征的顾兰青喜结连理。此时日军已侵占东北三省和华北部分城市，黄骅在婚后不久就向组织提出申请到抗日前线杀敌立功。

最初，中央没有同意黄骅的申请。但在黄骅再三要求下，朱德亲自将黄骅派往山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黄骅调往晋西南战场后，通过“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去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政权。

黄骅的老部下乔明甫曾在回忆录中介绍，黄骅在山西部队中的威望太高了，甚至有人说他“神将下凡”、“所向无敌”。基层部队指战员都愿跟他打仗，他到哪里，哪里就是胜利。

1940年4月，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山东省的抗敌力量，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黄骅带领十余名干部和百余名晋西支队教导队的战士，来到山东省西北部的临清、高唐一带的农村，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黄骅作为鲁西军区的副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员，带领部队连续打退了敌人秋冬和1941年春季的多次扫荡。

2015年8月7日，黄骅所在部队的侦察班长、92岁的刘忠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黄骅指挥教导六旅十六团和一、二分区的武装力量全线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夜之间，敌人的十几个据点相继被清除。津浦铁路的铁轨挪了位置，敌人的军用货车出轨颠覆，沧盐公路上的电线杆被放倒，电线被割掉几千米，使敌人的计划彻底失败，迅速扭转了战局，使边区部队取得了对敌斗争的新胜利。”

1941年4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

在激烈和紧张的环境中，死亡的威胁时刻伴随着黄骅，而他每次都以其大智大勇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1943年1月，黄骅在山东境内的庆云县争取了百余名伪军反正，随后率部到严家坞休整。孰料汉奸告密，几路日军在拂晓前包围了驻地。黄骅看着刚刚反正的伪军，计上心来，他命令骑兵排向严家坞西北方向冲击，吸引敌人火力，自己亲率尚未换装的伪军为先导，借此迷惑敌人，向东北方向突围。晨雾中，敌人不明真相，没有拦截，黄骅率部又一次从日军的铁壁合围中冲出。日军发出悲鸣：“黄司令大大地厉害，活捉不行，子弹也打不中！”

渤海湾畔的新海一线，有个劫富济贫的海盗名叫陈志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意欲率手下二三百号人投诚。

黄骅得悉这个消息后，决定亲自与其会晤。临行前，大家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再三劝他多带一些警卫战士，以防不测。

黄骅谢绝了众人的好意，乘一只小舢板，和一名警卫员一起登上了东望岛。陈志芳未曾料到八路军的司令员会亲自登岛谈判，而且随从如此之少，深为感动。不久，他便率部投诚, 被改编为115师教导六旅的一个营。

开会时遭叛徒杀害

黎明前的时刻总是最黑暗的。

当时，黄骅的妻子顾兰青亦随他转战山东战场。由于战事紧张，夫妇俩把年幼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寄养在根据地的老乡家里。

据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沧州抗日英模》一书记载，1943年，正当冀鲁边军民以新的战斗姿态，准备度过黎明前黑暗的时候，发生了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的反革命事件。

邢仁甫在抗战初期，为发展抗日武装，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做过贡献，但他在旧军队的期间沾染了许多恶习，入党后有些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黄骅曾同邢仁甫的错误行为有过斗争。

黄骅出色的工作表现给邢仁甫带来了巨大“压力”。

1943年春，中共华东局山东分局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让黄骅接替他的工作，但邢仁甫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还收买了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来刺杀黄骅。

1943年，此时正值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和“蚕食”之际，冀鲁边区根据地斗争形势紧张复杂。

同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等在新海县大赵村召开侦察通讯工作会议，研究敌情，部署侦察通讯工作。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兼侦通站站长刘金财、三军分区参谋兼侦通站站长迟麟兆参加了会议。

大赵村侦察会议会场就设在该村村民孙柄怀家里。

8月7日，86岁的孙柄怀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了当天的情形：会议进行到下午6时左右，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领10余人骗过警卫，闯进会场开了枪。黄骅、陆成道、陈云彪、董兴根、崔光华5人当场牺牲，池田、齐耀庭、刘金财、迟麟兆负重伤。当警卫连闻讯赶到出事地点时，冯冠奎等人已跑出村外逃走。

为了机关工作人员和参会同志的安全起见，会前黄骅要求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带着机关其他人员到别的村子，待会后再汇合，刘贤权因此逃过一劫。

黄骅遇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边区，边区领导和广大军民为失去这位优秀的领导而悲痛。为尽快抓住凶手，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迅速向全区发出通缉令，追捕凶手冯冠奎等人。

大赵村惨案发生后，黄骅等烈士遗体葬在新海县（今属海兴县）小山附近的山坡上。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一书介绍，为纪念黄骅烈士，1945年9月，经山东省委批准，将冀鲁边区的新青县（新海县与青城县合并）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

大赵村惨案真相揭露后，幕后黑手邢仁甫公开叛变，逃到天津投降日军，当了“津南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邢仁甫又投靠国民党，直至天津解放后被捉拿归案。

1950年9月，邢仁甫在河北盐山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处决。

1953年，黄骅的遗骸由当时的黄骅县搬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重新安葬，烈士墓前矗立着刻有黄骅烈士英名的纪念碑。

烈士女儿回到父亲“身边”

黄骅烈士的遗骸得以妥善安置。然而，黄骅的家人流落到何处生活，是否一切安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一直是个谜。

在上世纪80年代，寻访黄骅家人的工作陆续展开。黄骅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高宪桥是积极的寻访者之一。

1983年，全国第二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启动，黄骅县党史部门也借此机会开始对冀鲁边区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和梳理。解放后，很多原冀鲁边区的老同志随部队南下，到浙江杭州一带工作。1983年6月，沧州地委党史办就在浙江杭州召开了“冀鲁边区老干部座谈会”，高宪桥参加了这次会议。

高宪桥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带着任务去杭州参加会议的。黄骅县领导交代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到杭州寻找黄骅烈士的亲人”。

在“冀鲁边区老干部座谈会”上，高宪桥从与一些老干部的交流中得知，黄骅牺牲后，其妻子顾兰青带着一名年幼的女儿随冀鲁边军区、党委转移至清河区，后与冀鲁边区机要秘书刘良明结为夫妻。解放后，顾兰青随刘良明到浙江杭州工作，并育有三儿一女。

高宪桥当时觉得，只要能找到刘良明，就能获得黄骅烈士家人的线索。高宪桥在杭州奔波了数天，终于找到了当时在浙江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工作的刘良明。

遗憾的是，刘良明告诉高宪桥，顾兰青此时已经病故。对于黄骅后人的去向，刘良明没有对高宪桥透露任何信息，只是讲述了黄骅牺牲后自己逃离邢仁甫部队的经过。高宪桥的寻访工作无奈中断。

在高宪桥带着遗憾离开杭州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黄骅县政协文史委干部、作家王新华也开始着手搜集黄骅烈士的资料。

王新华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从1984年到1991年，他利用八年时间走访了黄骅烈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起工作过的老干部，从河北、山东、上海、湖北到贵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但是，他也没能获得一点线索，几乎没有人知道黄骅家人的去向。

直到1992年，寻访工作才出现一丝转机。王新华从原中共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当时已从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岗位上离休）处了解到，在黄骅妻子顾兰青怀孕期间，当时的妇救会主任李慧曾负责照顾她。

王新华很快找到了李慧。据李慧回忆，黄骅和顾兰青一共育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大儿子和大女儿寄养在冀鲁边区的老乡家里，小女儿则出生在新海县的盘洼村。黄骅牺牲后，顾兰青抱着幼女改嫁冀鲁边区机要秘书刘良明，后来在杭州落户。

王新华兴冲冲地去了杭州。然而，和高宪桥一样，王新华的第一次杭州行也没能有所收获。

他查询了当地省市党委、政府、妇联、医院等有关部门，都没能找到一个叫“顾兰青”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顾兰青当时已经改名为王毅，并早已去世多年。”王新华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

王新华最终找到黄骅的后人，已经是15年后的事了。此时，王新华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而刘良明也已离世。2007年6月，辗转获得了一点新线索的王新华再次来到杭州。经浙江省委相关部门多次帮忙查阅资料，他先是找到了刘良明的儿子刘鲁新。

刘鲁新很快便带着姐姐刘鲁彬和王新华见了面。王新华向姐弟俩表明了寻找黄骅烈士子女的来意后，姐姐刘鲁彬激动地表示，她就是黄骅的女儿。

姐姐刘鲁彬的坦白让刘鲁新惊讶又生气。刘鲁新不敢相信，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姐姐和他竟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

第二天，心情平复下来的刘鲁彬才向王新华吐露了埋在她心里多年的秘密。

刘鲁彬原名叫王鲁滨。在南方口音中，“王”同“黄”，“鲁”取自山东简称，“滨”则为渤海之滨。顾兰青为其取此名是为了纪念黄骅烈士。王鲁滨幼时，乡亲们还曾带着她到一个小山坡下给黄骅上过坟。

直到王鲁滨上了小学，母亲顾兰青和继父刘良明才让她改了名，随继父姓刘，“滨”改为“彬”。

刘鲁彬告诉王新华，母亲顾兰青后来也改了名字，一家人生活得很平静。母亲怕影响她与继父以及弟弟妹妹的关系，一直没有告诉她真实情况，只是偶尔会讲起“黄叔叔”（指黄骅）牺牲的事迹，还特别嘱咐她以后去黄骅牺牲的地方看看。

那个时候，刘鲁彬就有些明白自己与黄骅烈士有着极特殊的关系。不过，刘鲁彬一直将这个身世秘密藏于心里，在顾兰青去世后，也没有跟继父一家提过。

2000年，刘良明去世，刘鲁彬才萌发了想到黄骅市去看看，再给亲生父亲上一炷香的念头，但因年事已高，北上的愿望几次搁置。

一直到2007年，刘鲁彬才达成心愿。在其黄骅后人身份确认后，刘鲁彬接受黄骅市政府邀请，参加了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开馆仪式，以这样的形式回到父亲黄骅“身边”。

旧照片揭开沉睡半个世纪的往事

寻访到黄骅烈士的后人，也让一些对黄骅事迹的考证有了新的突破。

在黄骅市档案馆，一张“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有无数人浏览过，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上的人都是谁。照片上，一位妇女站在中间，两名女孩、三名男孩环绕左右。

一张普通的家庭照片为何被珍藏在档案馆里？照片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往事？

高宪桥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是在1983年。照片被夹在档案馆的一本大相册中。这张照片之所以能引起高宪桥的注意，是因为相册的索引有每张照片的说明，其他照片的背面也附记着说明，唯独这张照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高宪桥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一直有种直觉：这张凭空出现在黄骅市档案馆的照片和黄骅烈士有着某种联系。但由于高宪桥此前一直没能找到黄骅烈士的家人，他始终无法确认自己的想法。

2007年，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第二次修复后，在遗址的展览中，高宪桥见到了顾兰青拍摄于解放后的单人照片。

他在顾兰青的单人照前驻足良久，一遍遍地在脑中回忆那张背景成谜的家庭合影中的妇女形象。最后，高宪桥还是摇了摇头，他觉得两张照片里的女人不是太像。

而在同年举行的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开馆仪式上，高宪桥终于见到了前来参加仪式的刘鲁彬。遗憾的是，长大成人的刘鲁彬变化很大，一时间，高宪桥没有将刘鲁彬与那张旧照片里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直到2011年2月，高宪桥脑中的谜团才解开。当时，高宪桥到黄骅市档案馆查阅资料，再一次翻到了那张熟悉又陌生的家庭合影。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看到照片已经过去近30年。

“当时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感觉，就觉得照片中站立的中年妇女与后来见到的顾兰青单人照非常相似，就用相机翻拍后，传给了刘鲁彬。”高宪桥向澎湃新闻回忆说。

刘鲁彬经过仔细辨认后，确认了高宪桥一开始的猜测。据刘鲁彬介绍，家庭合影中站着的中年妇女就是母亲顾兰青，那个站在后边扎着小辫的小女孩就是她自己，其他的三个男孩和另外一个女孩则是母亲顾兰青与继父刘良明所生的孩子。

高宪桥向澎湃新闻记者分析，这张家庭合影应该是顾兰青看到黄骅县向曾在冀鲁边区工作过的老干部征集党史资料（1959年）的消息后，寄到黄骅县有关部门的。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张照片成了无法确认来源的史料。不过庆幸的是，照片一直被收藏在黄骅县档案馆里。

直到这张旧照片辗转出现在刘鲁彬面前，照片背后的往事才得以揭开。这张珍贵的照片在历经半个世纪后终于等来了它的主人。

盼望和失联哥哥团聚

2007年，刘鲁彬为黄骅烈士后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刘鲁彬都要来河北黄骅大赵村为父亲扫墓。

2012年，黄骅市政府在市区骅西家园为她购置了一套住宅，希望她到此定居。为了能生活得离父亲更近一些，刘鲁彬便偕已经退休的丈夫来到黄骅市生活。同时，她还将名字改回为黄鲁彬。

正式定居黄骅市后，一有空闲她便组织小区的居民跳广场舞、做插花，更是当上了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的讲解员。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在我有生之年，我将尽全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报答黄骅人民对我们全家的深情厚谊。”黄鲁彬说。

揭开身世的神秘面纱，又回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度过晚年，这些都让黄鲁彬感到欣慰。如今，只有一件事让她挂心，“还有一个哥哥一直下落不明。”

黄鲁彬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黄骅与顾兰青育有一男两女，战争年代哥哥姐姐被寄养在山东老乡家。1953年，党组织将姐姐找回来，遗憾的是两年后姐姐却因病离世，姐妹俩无缘团聚。

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位来自福州军区的男性干部到杭州刘家寻亲，被继父刘良明严厉回绝后再也没有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