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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共产党员|现在看《蒋筑英》,依旧让人感动
编者按:在大银幕上为优秀共产党人光辉形象树碑立传,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论是江姐、赵一曼、董存瑞,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新世纪以来的任长霞、杨善洲、郑培民、邹碧华等等……这些银幕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英模纪实和扶贫脱困题材中涌现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外生动鲜活。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依据真人真事改编,依据现有的历史材料描绘典型环境,艺术摹写、呈现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传主的真名示人,都让这类反映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电影,共同汇聚成了意蕴丰赡的共产党人形象谱系,积极扩充了国产人物传记片的内涵与外延。
1978年3月18日至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盛会,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方向。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
自上世纪50年代提出“向科学进军”,到此次科学大会提出“科学的春天”,直至当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施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电影人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1979年,人物传记片《李四光》上映,该片由凌子风执导,孙道临主演。新时期的大银幕上,第一次立起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党员形象,一时开风气之先。
电影《李四光》剧照,孙道临主演
纵观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和深化,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一批反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貌的影片纷纷出炉。199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蒋筑英》可以说此类影片,特别是人物传记片中的集大成者。真正将新中国成立后,受党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立了起来。
作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中国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蒋筑英在某种意义上看并没有钱学森、李四光等大科学家们的彪炳勋业,但他作为基层科研人员的身份,以及他时刻以《红烛》自励,刻苦攻关,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恰恰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进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1938-1982)。他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等,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图文来源@光明日报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就认为,“蒋筑英虽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楷模人物,但在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脑体倒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蒋筑英》的推出,也显现出电影人对时代症结与呼唤的回应。”
电影《蒋筑英》公映后,次年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1993)上,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两项提名,并最终摘得最佳编剧奖。在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1993)上,该片获得组委会特别奖,演员奚美娟捧得最佳女演员奖。
《蒋筑英》剧照,奚美娟饰演蒋筑英夫人路长琴,巍子饰演蒋筑英
对于该片导演宋江波而言,这部《蒋筑英》同样是他执导履历上的一道分水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影坛,宋江波连续执导了七部影片,多偏于艺术实验和商业类型上的探索,《蒋筑英》是他执导的第一部主旋律影片,却取得了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双收。自此之后,他所执导的《灯塔世家》《灿烂的季节》《走向太阳》《任长霞》等电影,更是拿遍了几乎所有全国性重要奖项,并取得国际声誉。
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宋江波在长春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恳谈如何将“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搬上银幕的前后过往。以下以他的口述形式呈现。
电影《蒋筑英》片头
【口述】
蒋筑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是影片的灵魂
我知道蒋筑英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他去世当年。那时我正为《人到中年》做副导演,也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电影,报纸和电台介绍了许多他的事迹。十年后,当我接到《蒋筑英》电影文学剧本的时候,他的主要事迹我已经模糊了,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全国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蒋筑英》可以说是我执导的第一部主旋律题材影片,记得当时我正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送审《离婚喜剧》。时任局长滕进贤跟我有番谈话,“《蒋筑英》是局里资助拍摄的重点影片,希望你们很好地下去深入生活,拍好这部影片。再一点,就是要把影片拍得好看,受观众欢迎。不能造成一种印象,国家资助的影片观众不喜欢!”
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不大一样,首先是一些业内同仁就认为这是“遵命电影”,另外观众也带着偏见,觉得看这种片子是组织观看,受教育去了。老百姓觉得不好看,恰恰是这类电影的痛点,滕局这句“拍得好看”,说到点子上了。
《蒋筑英》剧照
长春光机所是蒋筑英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蒋筑英虽然是杭州人,但半辈子都生活、工作在长春,由长影来拍这个模范人物可以说是责无旁贷,舍我其谁。
剧本创作是我们厂的编剧王兴东,都知道知识分子难写,写科技知识分子更是难上加难。王兴东前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后来有一次谈剧本的时候,他说,自己从报告文学大师徐迟那儿找到了灵感,“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
对于科学家的专业我不了解,同样,大部分读者、观众也不了解。在适当表现他专业领域的贡献之外,着力刻画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情感生活,他的精神世界,这才是写活一个人的关键。
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据说他后来把剧本让打字员输入四通打字机时,打字员是位女同志,边打边哭……我拿到剧本也很感动,里面满满当当很多细节。
比如现在人看来,蒋筑英是个理工男,生活可能比较乏味,但实际他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会说英、法、德、日、俄五门外语,在联欢会上曾用法语朗诵居里夫人的诗歌。
还有就是,都觉得知识分子是自了汉,或者眼高手低,但蒋筑英是出了名的“爱管闲事”——看见卖菜的黑板上写了错别字,就要给人纠正过来;为了一个抱孩子妇女挤不上汽车,他非要帮助母子上车,结果跟汽车售票员吵了起来……他嫉恶如仇,敢于伸张正义,对不正之风敢于斗争。这点真的是,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身上那股子正气非常可贵,单纯得可爱。
剧本很多细节我都在电影里有所呈现,这些可贵的品质都在小处,但以小见大,特别是同当下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恰恰成为一个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蒋筑英》是常看常新的,起码现在看依旧会感动,肯定都有触动。
说回拍摄,拿到剧本后,我们摄制组的第一项工作还是来到长春光机所召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并采访了蒋筑英的同事、同学、朋友、妻子儿女和许多熟悉他的人,渐渐地我们所要聚焦的那个东西清晰起来。
《蒋筑英》剧照
比如在长春光机所,提起蒋筑英,人们都会谈到两个最大、最先进的实验室——光学传递函数测试实验室和X光望远镜检测实验室。正是这两个由蒋筑英亲手建起来的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奠定了长春光机所光学检测技术的基础。这两个实验室对当代工业制造业有什么样的意义,特别是和国家安全有多么重大的关涉,电影里多少点到了,懂的人自然懂。
再比如长春光机所的人原来都叫他老蒋。所谓“老蒋”,故去的时候不过是四十三岁。噩耗传来,先是震动了光机所。原定要召开一个二百多人的追悼会,开会的时候一千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礼堂外面还自发地汇集了许多人,许多与老蒋生前有业务联系的单位都送来了花圈和挽帐,还派来了代表,追悼会开得感天动地。
这件事惊动了吉林省委,惊动了新闻界,首先是《光明日报》做了报道,随即大批媒体跟进,这就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一位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病逝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自那以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政策和措施。
可以说老蒋事迹的传播,不是秀才们笔下生花总结出来的,是所有熟悉他的人心底里的追思和缅怀,有一股世道人心的潜流。蒋筑英这个名字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成为一个大时代转型时的注脚,自有他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精神品质,而这必须成为影片的灵魂。
《蒋筑英》剧照
蒋筑英的家庭成分不好,但政治上一直要求进步。他去世前刚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去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蒋筑英的夫人路长琴给我们介绍,老蒋总是说,“是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我又是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我在业务方面、工作方面要踏踏实实做好我的工作。”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民族自卑心理,说白了就是崇洋媚外,但蒋筑英是看到了差距,不悲观,不气馁,反而激发出更加发愤画强、改变祖国面貌的决心和力量。
在电影里,我们着力刻画了他爱国、爱党的这一面。特别是他参与同外商谈判那场戏,那一番有理有利有节的谈话,不仅令外商瞠目结舌,也说出了广大观众的心声,“我们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要引进世界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产品,但是我必须严正告诫那些把中国当作废品收购站和破烂市场的人!”
还有一场戏,当年正是流行出国潮。去成都前,蒋筑英在机场同一心要去美国工作的司马森(邵兵饰演)的一场辩论非常精彩,“我们有些物质条件是不如人家。正因为穷,我们才要变革,正因为变革,才急需人才。”他告诫司马森:“你最好不做国际候鸟,哪暖乎往哪飞,你的老巢在中国!”一腔爱国热情可以说溢于言表。这样的场面,拍摄的时候在场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所以说这部电影,它是有筋骨的。
《蒋筑英》剧照
以情带戏,以戏生情
拍摄这样的影片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表现的主要人物是真人,而且是时间过去并不久远的真人,影片里出现的情节几乎都是有真实生活为依据的。如果离开人物太远,熟悉蒋筑英的人就会感到不像这个人,也会削减这个人物独特的个性魅力。倘若没有对这个真实人物的典型化艺术处理,就可能成为蒋筑英好人好事的流水帐,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影片势必会索然无味。
我仔细分析剧本后感到,它是以路长琴接到蒋筑英“住院”的消息后千里奔丧为经,以路长琴、蒋筑英的父亲、同事、学生、女儿对蒋的回忆为纬,交织结构全片的。
同事们假称蒋筑英生病住院,请路长琴去“看望”。
路长琴千里奔丧开篇就及时提了出来,成为全片总悬念,这时观众己经知道老蒋去世了,唯独路长琴还不知道,观众就会特别想知道剧情如何往下发展。从路长琴急着想去成都见丈夫,以及从她不安的种种猜测中,观众也就有了想要了解蒋筑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强烈欲望,这样妻子的闪回也就水到渠成。蒋筑英的形象塑造大部分完成于诸多人物的闪回之中,从而构成他的不同侧面。
影片中的闪回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手段,它更主要的是激发观众情感的情绪力量。现在时与过去时、过去时与过去时间都有着许多内在联系,使观众渐渐地被导入到精心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最初的文学剧本是九个闪回段落组成,我担心段落太多把情节切得太碎,就把九个段落浓缩为现在的六个,每一段都是以老蒋与闪回人物为主展开情节,揭示他的精神世界。全剧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对抗性冲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写起。
当时长影厂长阎敏军半开玩笑半认真跟我说,“这片子得感人,你得让观众大哭三次,小哭得有六七次。”我听了挺没脾气(笑)。接到任务时,手头上正在做后期的《离婚喜剧》,是逗观众乐的,一转脸又要拍个“大哭片”。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还是要呈现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世界。
影片中着重表现了他的夫妻情、同志情、师生情、父子情,用比较多的笔墨表现了他的家庭生活,力图避免过去拍摄这类影片时一些比较概念化的东西。以情带戏,以戏生情,在人物的情感世界中揭示他高尚的情怀。我觉得处理好这些对影片的成功关系重大,观众容易被情感生活吸引,也容易被真挚的情感所打动。
《蒋筑英》剧照
这里面,蒋筑英和父亲间的关系是全片感情波澜比较大的一笔。建国后,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错判入狱,那时蒋筑英才15岁,可以说早早就背上了人生的包袱。他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再晚一年,可能一辈子就耽误进去了。所以蒋筑英对于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相信父亲的善良,也尊敬父亲;另一面他不理解父亲的“历史问题”,在当时,也必须要做到“划清界限”。
片中,我们设置了蒋筑英去世前去杭州见到了父亲(顾岚 饰),父子两见面,由长久不见的不自然,到谈心而逐渐打开心扉,相互关怀、彼此叮嘱,两位演员的表演回肠荡气,催人泪下。同时,一方面表现了拨乱反正后,“冤假错案”马上就要被纠正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也为片尾老人家获释后,白发人送黑发人埋下伏笔。
拍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我当年做《人到中年》的副导演,还是有些心得。那也是一部写中年知识分子的电影,表现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我印象最深的一处细节是,男主角傅家杰(达式常 饰)脱毛衣时,露出个汗背心,背心上磨破了几个洞。单就这个细节,摄制组后来收到了几百封观众来信,都表示这个点太抓人了,一看就是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那时我就深感《人到中年》的成功是靠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魅力,是编导把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表现,同观众的感知间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影片中的蒋筑英夫妇的夫妻情是一种中年人成熟的情感,不在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一种人生观和事业上的默契,以及一种心灵上的相互理解和撑持。于是我们挖空心思地设计了许多场面和细节。
《蒋筑英》剧照
比如“夫妻夜谈”那场戏,蒋筑英光着脊背,不断地淌着汗珠,他不时地用大蒲扇扇着,伏在床上搞他的光学传递函数的设计。周围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墙上挂着大幅的设计图纸,床里面还躺着熟睡的孩子,妻子路长琴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为孩子缝被子。蒋筑英与妻子谈着去看他正在劳改的父亲,谈着他的光学事业,谈着科学家的爱情,谈着居里夫人。我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都熟悉这样的场面,他们会以更多的联想丰富我们的创作。
葛优说这个导演太会煽情了
《蒋筑英》是我拍摄的第七部电影作品。《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主演是刘威和倪萍,《女歌星的故事》主演是韦唯和张国立,《离婚合同》主演是冯巩和任梦,这些演员用现在的话讲,都是很好的CP,他们出色的演绎无疑给影片加分不少。
《蒋筑英》的男女主角由巍子和奚美娟担纲。我看过巍子之前演的电影《黄河谣》,对他银幕上的形象有印象。奚美娟之前演电影比较少,一般认为她的扮相不是很打眼。我之前的片子《城市假面舞会》《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都是在上海拍的,没事儿常去看话剧,那时奚美娟在上海话剧界就很有名了,我也非常喜欢她的表演,力排众议邀请她来演蒋筑英的夫人。
电影《蒋筑英》奚美娟定妆照
我们仨当时先在北京聚首,奚美娟没有去过天坛,巍子和另一位演员毕彦君就带着她去了一趟,三个人在天坛还许了愿。等到一同坐车去成都拍外景,我就问这仨人都许啥愿了,一说都是希望咱们这个电影成功。我特别感动,正好他们仨都属羊,我就说你们仨啊,“三阳开泰”,这片子肯定得火。
电影《蒋筑英》的剧组确实聚集了一批好演员,尤其是巍子和奚美娟,两个人分别来自北京人艺和上海人艺,都是舞台上的台柱子,两个人来了剧组就摽上劲儿了,是拿出一颗心来塑造角色。他们到了长春光机所,主动去见蒋筑英的遗孀,和他的孩子们也是打成一片,这都是深入生活。而且在拍摄过程中,他们也参与进来,一场戏开拍前,大家先坐下来反复推敲,提方案设想。
现在想起来,那次的创作氛围真是特别融洽。比如我们商量着蒋筑英的卧室就是书房,里面要堆满书,蒋筑英应该是“埋首”在书里做研究,妻子在一旁做家务,两个人边做事边两天。可是拍摄当天,发现美工只布置了几本书在桌上,巍子就坚决要求把场景布置得合乎当初设想的氛围才肯拍。
奚美娟最好的一场戏,我觉得是她饰演的路长琴到了成都,得知丈夫过世后,给孩子剃头——过往,他们家都是路长琴给父子俩理发。孩子吵着要见爸爸,她就把理发时给孩子遮挡的白单子撑起来,唰的!一下又一下,从中间不断撕开,给孩子做孝布。
《蒋筑英》截图
这个场景是片中人物感情的总爆发,一路上娘俩隐隐约约感到了不祥,路长琴得知丈夫过世的消息后,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悲痛,到这个点上,要把残酷的真相告诉孩子了,实在忍不住,情绪要宣泄出来,那撕开的被单就像是被撕裂的心。
事后二三十年间,还有不少观众给我提及这段戏,说看到这,眼泪简直就像从眼眶里被薅出来一样,止不住地流。葛优后来也看了这部电影,看到这也是一边看一边哭,说这个导演,太会煽情了。
我们在成都采访蒋筑英的一位老朋友孙国良时,他说:“老蒋结婚前,我们在光机所住在一个宿舍。他白天工作一天,吃过晚饭还进实验室,夜里12点以前他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早晨5点钟准时起床背外语。我跟路长琴说过,一根蜡烛不能两头点,老蒋就是太累了,他在事业上和生活上都想做一个强者,燃烧得太快了。”
一根蜡烛两头点,应该说是蒋筑英一生很形象的写照。而且他生前就很喜欢闻一多先生的《红烛》诗,并常以此勉励学生和自勉。
我们在全片结尾设计了一个3000多名光机学院学生举着蜡烛悼念蒋筑英的场面。
《蒋筑英》片尾
那逐渐升腾的烛光闪烁的画面,配以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激奋、高亢的旋律,把影片的视觉和听觉效果都推到了饱和点。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也有人称它为青春协奏曲,表现一种青春的光辉和坚强的毅力。这一观众比较熟悉的旋律的出现,是对蒋筑英生命力量和精神力量深沉的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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