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日本⑨｜日本民间对二战的态度，为何我们感觉不到

2015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年谈话”前夕，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担任安倍政府“21世纪构想恳谈会”座长代理的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在日本外务省发行的《外交》杂志撰文，全面探讨战后70年日本的历史责任。令人意外的是，北冈虽然身为安倍政策咨询组织的要员，但就历史问题的判断毫不含糊。

在文中，北冈教授开宗明义，批评近年在日本国内浮现的“侵略战争未定义论”。北冈指出，以军事手段侵入他国领土掠夺财物，侵害他国主权和政治独立，就是侵略。按照这一定义，1931年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州事变），毫无疑问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开端，是日本历史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

战后70年，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战争？谈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和军事动向，中国舆论往往会把焦点集中在日本政坛的保守政治家们。然而，战后70年的日本社会世代交替，对安全问题的看法也日趋多元，我们有必要从多个视角切入，客观理解日本的新动向。

看过去：日本民间总体承认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

从过往10年的资料来看，日本民间总体承认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

据《读卖新闻》在2006年10月所做的民调就显示，认为“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都是侵略战争”和“只有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受访者各占三成四，认为“两场战争都不是侵略战争”的受访者有一成左右。今年7月共同社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认为“之前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受访者为49%，有9%的受访者认为“那场战争是自卫战争”。

《每日新闻》2015年8月14日最新公布的民调也显示，47％受访日本人认为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针对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战争是“错误”的，当中55％指原因是日本发动侵略、3％归咎日本战败，43％同时列举以上两个原因。与10年前同类调查相比，认为战争错误的受访者增加了4个百分点。

那么，为什么日本社会总是给人以正在右倾化的感觉呢？

正如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指出，日本在战后一直处于半主权国家状态（澳洲国立大学日本问题专家Gavan McCormack则把日本称为“附庸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日本社会开始渴望摆脱战后阴影，实现政治意志独立，令日本成为在国际上受尊重的正常国家。而这也影响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对外态度。

能体现这一心态的其中一个例证，就是近十年前有关中日靖国问题的民调记录。根据日本学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议题上，2001年至2005年日本各大报章的民调都显示，反对参拜的日本民众超过支持参拜。但是，当把调查提问改为“是否支持外国政府在靖国问题上的抗议”时，各报民调都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都对中国的施压持抵制态度。当时日本普遍的舆论是，日本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不希望首相是因为迫于外国压力而停止参拜。这反映出日本人渴望受到别国尊重其独立意志的心理，未必和否定侵略历史有关。

笔者身边有不少研究中国、对中国友好的日本学者，他们有时也会向笔者表示，感到中国并未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日本。即使中国主张“不称霸，行王道”，但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王道”本身，也被当成一种天朝大国居高临下的表现。

看现在：“对美从属心理”与“受害者导向的和平主义”

然而，令人觉得矛盾的是，当面对超级强权美国的时候，日本的政治精英却很少抱怨没有被美国平等对待。“对美从属”，是理解日本政治精英层心理的一个关键词。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现为京都精华大学讲师的白井聪对日本的这一矛盾的身份认同持有一针见血的分析。2013年，白井在其新著《永续败战论》（太田出版，2013）一书中指出，日本无法承认历史错误的根源，在于日本在感情上一厢情愿地对美国存在依赖幻想，不愿意告别战后“对美从属体制”，以为只要对美关系搞好就可以逃避对亚洲近邻国家的战争责任，因此令日本永远处在败战状态。而美国则狡猾地顺水推舟，有技巧地利用日本人这种崇拜欧美、轻视亚洲的种族主义(racism)心理，在亚洲成功建立了反共前沿堡垒。一大批战犯（包括安倍的祖父岸信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美国免除战争责任的。

在今年7月最新出版的日本《钻石》周刊“战后70年”特集中，白井再次撰文强调，日本当前需要的不是安倍式的脱离战后体制，而是告别“对美从属体制”的民主革命。日本如果不告别“对美从属体制”,就无法清理本国的历史问题，因而也就永远无法和亚洲各受害国达成真正的和解。

和精英层的对美从属心理不同，在民众层面，和平主义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共识。这主要来源于二战日本民众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悲惨遭遇和针对日本“国家”这一他者的受害者意识。虽然这一认识离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的反省仍然存有一定距离，但这一反省本身是朴素的反战和反核思想，与鼓吹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右翼史观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民众层面对二战的普遍感觉是：1945年天皇宣布战争突然结束，日本民众普遍感到震惊和被骗——军国政府告诉他们“圣战不败”，因此他们经历空袭、忍耐饥饿、捱了两颗原子弹，更失去亲友。国家来人派发红色征兵纸（日文中称赤纸），连学徒和生重病的男人都要上战场。心里纵是万般不想，面对当时整个日本不正常的社会压力只能强忍。打了败仗，士兵平民必须高呼“天皇万岁”引弹玉碎以示忠心爱国，军政大臣却可出尔反尔轻易转向，为了维护国体可以和宿敌美国握手言欢。

日本民众的这一主流记忆，是把自己对立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国家”。通过广岛长崎的原爆纪念，东京大空袭的回忆，日本不少战争题材的电视和书籍中都隐隐地反映出这种对“国家”的不满和无奈，对国家作为“集体”不把“个人”当人的愤怒，是日本民族内部的战争反省。而这，也形成了战后遗族追悼被卷入战争的亲人的感情基础。

2013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据当天日本Yahoo网站调查显示，8成网友支持安倍参拜行为。当时，中央电视台名主播白岩松在新闻评论节目中慨叹，难道日本民意真的极速转右？其实，《读卖新闻》在次年1月13日公布的民调显示：47％的受访民众不支持安倍的靖国参拜。那些即使支持参拜的民众，也未必认同安倍的历史认识，而更可能是出于以上这种追悼被无辜卷入战争的亲人的朴素感情。然而，这一民间受害者意识，时而被当权的右派政治家偷换话语，把日本民众对无奈被迫出征的家人的哀悼，转换成对战时“日军英勇战绩”的光辉宣传，令其他国家误以为日本民众也在全面支持安倍的错误史观。

从日本社会最近激烈反对安保法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和平主义仍然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共识。日本民众不再如战前那般默默忍受，而是对政府军事政策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最近，以日本大专生为中心成立的抗议组织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s for Liberal Democracies)，积极推动年轻人抗议安倍强行推行的安保法，在日本已经形成一股社会运动，并催生了至少6个民间抗议组织相继诞生。此外，日本最近更首次出现高中生发起抗议安保法的游行，这连许多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外国人都感到意外。

同时，日本媒体也吸取战前成为军部喉舌的教训，对国家公权保持高度警惕。进入8月，安倍的安保法案开始提交日本参议院审理。审议期间，有自民党议员不断拿中国在东海开发油田问题说事，煽动中国威胁论。7月29日，日本共同社副评论委员长森保裕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中国的东海开发两年前就发生了，并非突然出现的问题。中方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日本主张的东海日中中间线的中方一侧，日本对此也存有容许意见。文章质疑安倍政府现在公开油气田照片，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向舆论呼吁中国威胁以促使安保法通过，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看未来：“和平国家”与“正常国家”的十字路口

由于以上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日本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认知，准确地来说，日本目前正站在“和平国家”和“正常国家”的十字路口。

“正常国家”的思潮，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海湾战争。正如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指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结构中“他我”的比例较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依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样，日本在海湾战争期间被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指责“只出钱，不出兵”，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冲击。这一转折点直接导致了日本其后积极参与联合国海外维和部队。

日本不少学者认为，理解日本的安保改革必须从以上“国际协调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因为现在日本自卫队在国际维和行动中无法在他国军队受到攻击时合法使用武力，在维和行动中可以提供的协助比加拿大军队还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美国的允许范围内向“美日同盟强化论”的方向加速，而此次的安保法案就是在这一延长线上发生的。

“和平国家”的思潮则认为，日本拥有举世无双的和平宪法，并且在战后70年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中立和平国家”的美誉。目前日本所面对的安全问题完全可以在现行和平宪法的框架下，以“个别自卫权”的方式来应对。在小泉内阁时代负责防卫问题的内阁官房副长官柳泽协二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8月最新出版的《周刊Economist》杂志上，柳泽撰文呼吁，日本应该避免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发展军事，在世界各地跟随美国制造敌人，而是应注重通过和平的国际协调方式，有效利用联合国机制和非政府组织来解决目前的安全问题，

理解了日本国内对安保问题认识的复杂性，中国有必要把日本放在更广阔的战略蓝图中来加以审视。今年5月，安倍访美后不久，美国《星条旗报》（Star and Stripes）即报道，虽然日本国会尚未通过相关安全法案，美国国防部在制定2016年国防计划时已将日本自卫队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作为其预算制定的前提。由此可见，日本的军事力量早已融入美国军事体系，被美国军方视为海外军事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来自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警惕，中国有必要在对美大战略的框架下谨慎处理“日本问题”，积极争取日本国内对中国保有相对客观公正态度的自由派力量，竭力管控敏感的双边关系，为崛起的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环境营造更长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地域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