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上书李鸿章

1894年上书李鸿章，是郑观应、孙中山共同策划的行动，目的是推销西法改良中国农业计划，核心是在广东自种罂粟抵制印度烟土。笔者新发现的《申报》史料证实了这一点。孙氏此行，也希望申请出国考察农业护照，以便向海外华侨筹款并招募同道。筹集资金、储备人才的用途，可能是作两手准备，但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孙中山迅速转向革命。对于孙中山这一行为，我们也须注意到，这是他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一时应变之举。

“自种罂粟”无法回避

自1925年顾颉刚从《万国公报》中找到《上李傅相书》加以重新发表，90年来，对上书的目的有多种猜测。上书总共6864字，主体部分阐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个主题，这是郑观应的观点，也是官样文章。真正的亮点在最后。

在倒数第三段，孙文指出：近年知道要让英国禁烟太难，去年劝家乡农民试种罂粟，制成烟土，气味比印度“公土”还要好。一旦推广，可以尽夺印度烟土的利益，到时英国人自然禁种；印度停种后，我们自己再厉行禁止。“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这是典型的“以毒攻毒”思路。其时，四川等省已有大量种植，所出鸦片味道比印度公土要淡。孙逸仙吹嘘，经他指导，香山、南海试种的罂粟制成烟土，品质可与公土争雄，比川土优异很多。（《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在倒数第二段，孙文提到自己“拟有法国之行”，准备学习“蚕桑新法”，“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回国以后，仿照西法，招民开垦，“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这一段是为申请护照作铺垫。

郑观应同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称：“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栗，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吾邑孙翠溪西医”即孙中山无疑。《上李傅相书》与《盛世危言》完全吻合。

孙逸仙想游说李鸿章、总理衙门，将内地自种罂粟合法化，并批准他们在广东境内栽种新品种，用新法炼制。主流学者则一直都在回避“自种罂粟”问题，有少数学者曾提到孙中山在老家香山试种罂粟炼制鸦片，但解释成从“医学角度”做试验。

近日，我从1894-1896年间的《申报》找到前后6篇报道，可进一步证实1894年的上书，目的是以自种罂粟计划游说李鸿章。1881年，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印度，商谈逐年减少鸦片输华数量，最后达到完全禁绝。这个计划，是郑观应密友、南海籍富商何献墀名义提出来的，郑观应似乎也参与了策划（《郑观应集》下册第396-397页）。逐年递减方案遭到拒绝，郑观应、孙中山遂提出新的替代方案，提议在中国内地栽种新品种、用新法炼制，以此抵制印度公土的输入。

《申报》抨击“妖卉”

1894年春，孙中山偕挚友陆皓东乘船北上，先到上海与郑观应会面。郑观应是兴中会的创立者（陈晓平：《郑观应创立了兴中会？》，《南方周末》2014年1月24日）。早期兴中会是一个改良组织，孙中山1893年夏天在澳门受郑观应感召，加入了兴中会。孙中山此次北上，是与郑观应共同策划的行动。在上海，郑观应介绍了宋耀如、王韬给孙中山认识，据说王韬还润色了《上李傅相书》的文字。

孙中山大约6月26日抵达天津，之前在上海停留了很长时间，并且将自种罂粟试验情况透露给了上海一些人士，《申报》获取了这些消息。

5月26日，《申报》刊登《劝种妖卉》短稿，指出去年开始有福建人携带种子到广东，在南海、香山两县栽种，“收成之后，其香味与公土无殊，乡民喜而效尤，今岁遂悉将禾田变为烟田，一望无非妖卉。”从报道来看，孙文甚至还拉拢到广东某官员亲临察看，准备劝谕乡民广为栽种，并向上司禀报，定下章程抽税。

《申报》接着在5月27日、6月17日刊登长篇评论，猛烈抨击自种罂粟主张，认为自种罂粟合法化不仅不能抵制洋烟，荼毒生灵更甚。

6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在天津，面见了盛宣怀，然后一直等待李鸿章接见。此时，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冲突已进入白热化，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来跟素未谋面的孙中山谈这种不急之务。

孙、陆两人等待无果，到北京“窥清廷之虚实”，南下抵达武汉，“观长江之形势”，然后回到上海。因李鸿章未能接见，请郑观应通过江海关弄到一张护照，只身前往檀香山。当年农历九、十月份，《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宋耀如是《万国公报》承印人，王韬是《万国公报》撰稿人，这一切运作，背后都有郑观应的影子。

1895年10月26日，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12月24日，也即起义失败后两个月，《申报》刊出《示拿匪首》报道云：“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拿获孙文卽孙逸仙及杨衢云两匪首者，每名赏洋银一千大圆。按：孙文即去年欲在南海县境遍莺粟以害粤民者也。”在清廷通缉“匪首”之后，《申报》不再遮遮掩掩，直接点出孙文姓名。

12月29日，《申报》第5次刊登报道，直指：“去岁有匪类孙文卽孙逸仙朦禀地方官，拟就南海县境广种莺粟。尔时本馆曾一再辩论，大声疾呼，畅陈鸦片之祸人，期官斯土者严行禁种。今则孙已因起意谋叛，事发脱逃，大宪方购线缉拿，高悬千元之赏。谅粤中当无复有人敢私行播种以祸斯民矣。”

1896年4月3日，《申报》第6次关注此事，在《又萌叛意》中“孙匪平日以医术餬口，前年忽欲违禁在南海等处遍栽莺粟，以祸粤民”。

将前后各环节连贯起来看，1894年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期间，已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知悉内情，《申报》撰稿人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了解到孙逸仙是自种罂粟计划的始作俑者，只是在1895年11月26日之前，不方便点出姓名；后来，孙文既然成为“匪首”，《申报》再也无需为之隐讳。因中日在朝鲜的冲突升级，孙中山上书求见李鸿章的“妖卉之旅”，以失败而告终。

“以毒攻毒”思路的由来

孙中山的思路不算新鲜。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朝廷中已形成“主禁派”和“弛禁派”。“主禁派”以林则徐为代表。“弛禁派”以许乃济为代表，主张自种自销，抵制英印所产，避免银钱外流，以此挽回利权。但孙中山成为“新弛禁派”的一员并身体力行，中间经历过什么心路历程，则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

孙中山的“以毒攻毒”主张，明显受到郑观应的影响，或者说，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主张；而孙中山国学老师区凤墀、郑观应秘书吴瀚涛参与推动英国禁烟失败经历，则是促成他们向自种罂粟转变的重要环节。

1873年，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一书中专辟一章《拟自禁鸦片烟论》，一方面痛陈鸦片危害，另一方面已注意到“洋土多则府库日虚，川土多则漏卮可免”。若能对洋土征收重税，对川土（国产鸦片）实行轻税，“使人皆多食川土，而少食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郑观应集》上册第19页）1880年出版《易言》时，郑观应提出了与英国议约，逐年减少鸦片输入的主张：“与英国约，岁减一成，十年减尽，不能则十五年减尽。”（同上第188页）到了1894年版的《盛世危言》中，他全面转变了态度，主张让内地自种罂粟来抵制印度烟土。在《禁烟下》一篇中，郑观应谈到印度制浆之法，“如派人学制，复储一年，则物美价廉，争先乐购，畴复办洋土哉？欲塞洋药之源，莫善于此。”（同上第402页）

孙中山、郑观应形成“以毒攻毒”思路，与区凤墀、吴瀚涛参与抵制印度鸦片入华失败有关。1883年，孙中山在香港拔萃书院读书时，区凤墀是他的国学老师，帮他改号“逸仙”。1895年筹备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区凤墀是兴中会的“会计”，并为孙中山起草了《农学会宣言》，起义失败后，率领教友亲属掩护孙中山逃往澳门。两人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

区凤墀作为伦敦会宣教师，一直坚决主张禁烟。早在光绪初年，著名英国牧师丹拿发起戒烟社，区凤墀即是最早发起人之一。他们上书英国政府、英国议会，历陈鸦片对中国的种种危害，劝说英国主动禁止鸦片输华，虽属“螳臂当车”，仍坚持不懈。丹拿牧师回国后，在英国发起禁烟会，与广东劝戒鸦片社携手，向英国议会提出禁烟议案。

1891年，英国下议院再次讨论禁烟问题，有议员提出停止向印度发放种罂粟卖鸦片牌照议案。英国禁烟会要求广东劝戒鸦片社派代表参加。此时，区凤墀正受聘在德国东语学堂任粤语教授，乃从柏林驰往伦敦，代表广东劝戒鸦片社作证。区凤墀此行虽未竟全功，但认识到禁烟阻力不仅在英国、印度，清廷大吏以鸦片税为大宗收入，不肯放弃，是最主要的阻力。（杨襄甫：《区凤墀先生传》）

1890年，孙中山在《上郑藻如书》中提到：“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英国人士提倡禁烟的信息，很明显来自区凤墀，此时，孙仍然属于主禁派，但后来从区凤墀了解到禁烟阻力主要来自清廷内部，逐渐转变了思路。

吴瀚涛的角色

1895年3月1日，孙中山登门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寻求对广州起义的支援，并向日方透露了预定的“四大首领”，其中一人为“原任神户领事吴（名逸，号汉涛）”。（《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82页）这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迄今只有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加以足够重视，曾深入探讨吴瀚涛与王韬、郑观应等人的紧密关系，称之为“异人”。（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版，第225-226页）

吴瀚涛（孙中山写作“汉涛”），名广霈，安徽泾县人，曾任驻神户副领事，1881年起任驻美公使郑藻如随员。在日本期间，与流亡海外的王韬有密切交往，王韬对他大为激赏：“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吴瀚涛归国后，任招商局文案十余年。1892年，吴瀚涛协助郑观应编辑校对五卷本《盛世危言》，冬天还给该书写了跋语。

1881年，广东巨商何献墀向李鸿章提议，筹集资本2000万元，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总揽印度鸦片输入和运销中国各口业务，与印度订立合同，每年限定输入鸦片箱数。拟与印度订立的合同，包括一个逐年递减条款，到一定年份，达到完全禁绝。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香港、印度，交涉以失败告终。（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第30-37页）

1893年初，郑观应把他调到自己手下，随同巡察长江各埠招商分局。5月19日，在轮船上，吴瀚涛接到重庆招商局转来上海电报，获悉郑观应之父郑文瑞在澳门逝世。郑观应赶回澳门奔丧。不久，吴瀚涛也赶来澳门相聚。（郑观应：《长江日记》；《郑观应集》下册第822页）居丧期间，郑观应在澳门创立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此时正在澳门行医，他们三个人会面了，居间介绍人应是陆皓东。孙中山加入了这个组织。因郑观应常居上海，故将兴中会总部设于上海。（孙中山：《伦敦蒙难记》“革命缘起”）

吴瀚涛1881年的印度之行、区凤墀1891年伦敦之行的失败，促使郑观应、孙中山思考从困局中突围的新方法，催生了自种罂粟抵制印度公土的计划，孙中山并且在老家亲力亲为做了试验。1894年春夏之交，郑观应、孙中山、陆皓东、宋耀如、吴瀚涛齐集上海，相当于召开兴中会工作会议。上书李鸿章行动，实际是早期兴中会的集体决定。郑观应为此专门写了一封密函给盛宣怀，对孙逸仙推崇备至，并恳切请求盛宣怀代为安排谒见李鸿章。

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分合

1893-1895年间孙中山和郑观应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迷人的课题之一。可惜的是，无论是对岸还是此岸的学者，多被“定论”束缚了思维，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致无法解释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革命缘起”中自称在澳门加入兴中会、“兴中会总部设于上海”这些最原始的自述，也无法看清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内情。

1895年春，清廷兵败如山倒，孙中山、宋耀如、陆皓东决意发动反清革命；郑观应则透过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令“总署刷印二千册，分散臣工阅看”，郑观应深感改良有望，与孙中山一派分道扬镳。从此，兴中会这面旗帜归孙中山所有。

孙中山反清之后，郑观应销毁了手头的资料，将《盛世危言》中的“今吾邑孙翠溪西医”改为“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掩盖与孙中山紧密合作的痕迹。幸运的是，1894年他请求盛宣怀安排孙中山求见李鸿章的密函，保存在盛宣怀档案中，留下了重要证据。笔者深信，上海图书馆所藏晚清人物档案，可能还隐藏着1894年孙中山与上海人士交往的重要史料，亟待有心人加以发掘。

实际上，孙逸仙与所谓“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关系之密切超乎想象。把晚清人物划入固化的“XX派”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对追寻历史真相可能是个障碍。在成为革命家以前，孙逸仙曾是“改良派”“维新派”郑观应手中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