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性别比失衡论证失当

美国新常春藤大学——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Elizabeth J. Remick和另一名学者最近发表了一篇叫住《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文章内容经中国媒体转载后，引起较大反响。

Remick教授专注中国问题，研究成果不少，对她进行过学术采访的中国学者也称她“广东话讲得很好”。但这篇谈论中国问题的文章，却有一些明显的硬伤。

文章第一段谈到：“由于男多女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男子注定要独身。”转载该文的英文媒体原文是“millions of Chinese men”，中文翻译尊重了她的原意。

但事实是，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两名全国政协委员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不约而同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之日，全国将有3000万-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这一数据当即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2010年9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提到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2020年以后可能有四五千万婚龄男子打光棍。

2011年11月，媒体报道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累积效应已现端倪。据国家统计局推算，中国0-19岁年龄段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10年后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不管是官方还是学者的测算，都表明未来10多年内，中国社会将出现数千万中国男人讨不到老婆的严重问题，何以这个“数千万”（Tens of millions）的新常识到了Remick教授笔下，被随随便便缩小了10倍，只有“数百万”（millions of）？中国有数百万男子讨不到老婆固然不幸，但所反映出来的人口性别比还在正常范围，还不至于成为一个全社会深感焦虑的问题。

Remick教授举例说，与邻国日本一样，中国一胎政策实行前几年的20世纪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并长期维持世界最低的人口出生率，但日本没有出现性别比例失调，而中国出现了，很多人认为是计生政策所导致。Remick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她认为，从更久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男女比例是在过去200年的很长时间内渐渐严重失调的。但这样说，又如何解释她自己观察到的新生儿性别比“1960年至1985年间正常”呢？

Remick教授的说法是“在公社期间（约1958年至1983年），生产活动社会化，财产归集体，祭祖活动遭压制，养老金由公社提供。家庭不需要儿子，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杀死或遗弃女婴。”

生产活动社会化、祭祖活动遭压制两个因素姑且不论，“财产归集体”和“养老金由公社提供”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1962年9月的“农业六十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 ，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这说明，除了“大跃进”时期农民的上述财产无法保障之外，其他时候，尽管少得可怜，农民还有权拥有“一切生活资料”，并没有做到Remick教授说的“财产归集体”。

“农业六十条”第十六条还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扣留多少，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公益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这个著名文件中，绝无公社为社员提供养老金一说，即便生产队扣留的“公益金”，不仅少得可怜，而且顶多照顾到鳏寡孤独，何来一般农民的“养老金”一说？事实上，本世纪初年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前，中国农民何曾有过什么“养老金”？

因此Remick教授所声称的导致性别比正常的四个因素，实际至少有两个因素不能成立。导致这一时期性别比正常的原因，只能是相对自由的生育。至于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率下降，更大的原因是年轻父母都需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家，以及农村公共卫生水平有所提高，不太需要以婴儿的数量优势战胜婴儿死亡率。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婴儿性别比急剧攀升，其中不排除长期以来重男轻女思想作怪，但更现实的诉求是老有所依，由此，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大量违法存在胎儿性别鉴别，以及人工流产的便利化。可惜这些因素并未进入Remick教授的视野，而是热衷于讨论虚无缥缈的祭祖问题，以及中国法律早就解决的平等的财产权和继承权。

公共政策的调整需要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来自外国的意见，但对基本事实都存在严重偏差的意见，还是谨慎一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