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石渠宝笈展”晒画，内行看书画，外行看看“乾隆御览”

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于9月8日起在故宫武英殿、延禧宫两处展场举办“石渠宝笈特展”，展览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有包括《游春图》、《伯远帖》、《冯承素（传）摹兰亭序帖卷》等重量级展品在内的283件书画珍品，多为历代书画中的经典之作，其中《清明上河图》等是最近10年来的首次全卷展出。

北京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海报

六月晒衣，七月晒书……北京故宫博物院“九月晒画，八月晒图”。

澎湃新闻讯，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于9月8日起在故宫武英殿、延禧宫两处展场举办“石渠宝笈特展”，展览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有包括《游春图》、《伯远帖》、《冯承素（传）摹兰亭序帖卷》等重量级展品在内的283件书画珍品，多为历代书画中的经典之作，其中《清明上河图》等是最近10年来的首次全卷展出。

北京故宫博物院日前通过官方微博、微信流出来部分展品图像与布展实况。

因为要“晒”的书画作品太多，更出于保护脆弱易损的书画文物考虑，展览分两期，自9月8日至10月11日为第一期，10月12日更换部分展品，自10月13日至11月8日为第二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布展现场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微信号发布的新闻说“阵容之豪华前所未有”，而据澎湃新闻编辑估计，清代爱诗、爱画、爱写、爱盖章的乾隆皇帝恐怕也不会同时观摩如此多书画长达两月之久吧。

“石渠宝笈特展”是故宫博物院为纪念建院9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大展中的重量级展览，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旨在体现《石渠宝笈》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让观众了解清宫典藏书画的聚散和特质。

“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在武英殿展出，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记者在现场看到，本展区展出82件（套）书画藏品，大多为历代书画中的经典之作。据介绍，此次展出的文物规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博物馆界都难得一见。其中，东晋顾恺之的《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反映了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风格。东晋王珣《伯远帖》为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长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次全卷铺开陈列。10年来，《清明上河图》仅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两次，但都未曾全展开。

“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在延禧宫展出，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展出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诸编著录的典型作品72件（套），其中图书善本12册，《石渠宝笈》所用宝玺15件，直观诠释这一书画著录巨作。本部分展出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画卷中乾隆及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并生动地勾勒出乾隆的艺术趣味。

《石渠宝笈》与乾隆的趣味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共有三编，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编纂，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石渠宝笈》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收录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两千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书画作品达一万两千余种。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自清乾隆8年开始编撰，直到完成，耗时74年。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套现存中国台北。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

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乾隆编撰这部大型书画著录书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质的基础。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宫廷艺术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时期，乾隆在文化艺术上更多的是继承、守成。乾隆时期，汉化已经非常深了，皇族贵胄每个人都是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了，《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书画学习、创作，他个人的喜好，是编纂和整理宫廷收藏的直接诱因和精神基础。

在历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的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参与其中，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他们的书画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了，这二人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而参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编纂的黄钺，则是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所以说，乾隆时期，除了文物的庋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成功的保障。

《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再据其收藏之处，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各自成编。

《石渠宝笈》中所收录的书画精品，都曾为宫廷所珍藏。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出宫时还将大批藏品迁离紫禁城，至伪满洲国结束期间，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

一旦被《石渠宝笈》著录，免不了被乾隆盖章

一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纂《秘殿珠林初编》之前就由乾隆帝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有关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现象，如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但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2、清内府鉴藏印的钤盖严格的格式　内府印章的钤盖不是随意来的，它们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

一般来讲，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嘉庆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根据内府印的钤盖方式鉴定宫廷书画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

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

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的菊石等样式。

乾隆喜欢的，假的也要写成真的

《石渠宝笈》中，既有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上璀璨炫目的明珠瑰宝，也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书中著录的某家作品并不一定就是这家的真迹，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库房里，就专门有存放虽然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并非真迹的资料库。《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所录作品确在清宫收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

此外，《石渠宝笈》只是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宫廷收藏的情况，但在鉴别上仍有很多不严谨之处。这是由几方面造成的，一方面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身边的近臣，其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比较差。而当时都是私家或皇室秘藏，外人没有特殊的关系很难看到。编纂者或者鉴定者由于自己见识的高低，判断力就会大打折扣。另外，皇帝一言既出，别人是无法不遵从的。比如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伪品先进入了宫廷，乾隆一看甚是喜欢，拼命题诗，赞扬得无以复加，结果真迹来了，他也明白真迹比假的好，但是自己的身份在这儿，不可能自己承认我看错了，他就让手下的大臣去题诗说这个真迹怎么不好，这其实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