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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美演讲中引用的基辛格《世界秩序》是怎样的一本书?
澎湃新闻曾于8月29日特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王鸿刚对《世界秩序》一书作过解读,特此重登以飨读者。
“能够研究世界秩序这种大问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基辛格肯定是有话要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王鸿刚指着《世界秩序》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
2014年,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在其91岁高龄时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近日该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庄礼伟撰文《“老狐狸”基辛格的终极野心》分析这本书,他表示,《世界秩序》主要讲历史和理念,或许也可看作是基辛格职业生涯的告别演说。
庄礼伟在文章中指出,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和混杂性,例如合法性与权力因素之间的均衡、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美国的领导地位与世界多元文明的共处等等,以至于过去他那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的刻板印象被冲刷掉不少。尽管自从教、从政以来基辛格的政治理念当中就含有不少理想主义因素和道德情怀,但公众对他眼花缭乱的外交把戏和在白宫里工于心计、冷漠傲慢的职场形象更有印象。于是基辛格只好不断地写书来洗刷恶名和争取良好的公众印象(《世界秩序》一书中也有这种痕迹),正如他曾经的老板尼克松总统在因“水门事件”不名誉地下台后,也是靠不断地写书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物的洞察力。
基辛格有使命感,想把自己的学术思考放到现实世界中检验
与上述庄礼伟对基辛格的分析不同,王鸿刚不愿从动机上来分析基辛格的新书,而更愿意侧重于考察《世界秩序》这本书本身的学理价值。王鸿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的官僚政治,其中涉及到对基辛格的研究。2011年,在基辛格的《论中国》出版后,他还去纽约拜访了基辛格。在他看来,基辛格非常敬业和勤奋,是少数能把学者和政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人物。
王鸿刚告诉澎湃新闻,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是《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其核心主题是研究“均势”。同我们所能理解的大多数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基辛格也梦想着将一生所学付诸实践,指点江山。而“均势”思想便是其理论主张的核心,“他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正好赶上世界形势深刻巨变,而美国越战打得难看,国际地位明显下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份工作,对基辛格而言可谓重任在肩。事实上,他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工作异常勤奋,似乎感觉到这份工作便是其‘生命所系’;而且他的目标感极强,那便是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重建力量的均势。”“你能隐约感觉到,基辛格之所以如此奋力工作,是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把自己学术思考的那一套东西放在现实世界当中去检验。”
“当然,基辛格个性复杂,在华盛顿如鱼得水,确实有一般人没有的长处。”王鸿刚介绍,从1969年,甚至更早的肯尼迪时代,基辛格就时常出入白宫,在华盛顿有比较强的影响力。“他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非常强大,擅长换位思考。基辛格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他能够使互相冲突的双方都认为他是站在自己一方的。这确实是他的个人特征,但我想正是这种超于常人的情商和政治技巧,才使他得以在华盛顿‘存活’下来,并在战略上有所建树。”王鸿刚告诉澎湃新闻。
让王鸿刚印象深刻的是,基辛格对中国礼仪的娴熟,到访当日,基辛格迎来送往,主动要求和王鸿刚及其同事合影,而这些人论年龄皆为基辛格的晚辈。“这个细节让人感觉到,基辛格确实深谙人情世故,情商极高。”王鸿刚介绍,基辛格个性非常要强,非常具有竞争性。他在国安会时,国安会和国务院的关系较为紧张,因为他所在的国安会和国务院在竞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而基辛格在竞争中非常强势。
《论中国》谈到了基辛格的核心关切,而《世界秩序》则谈得更全面
王鸿刚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论中国》是基辛格正面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大问题。在美国战略界看来,研究中国的发展方向,事关整个国际秩序的走向,事关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设计,“中国问题”是美国对外战略圈子中的核心关切。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毕竟是世界,并非仅由中国这一个因素决定。因此,面对目前出现的“几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也是基辛格的原话),美国还应该有一个更加全景式的观察和思考。《世界秩序》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新出版的《世界秩序》不单单讲中国,而是讲21世纪的中国、美国、亚洲、欧洲乃至世界大势。
在王鸿刚看来,中国方面最近也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随着各国实力消长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世界的治理出现极大不平衡,世界向何处去成为一个大讨论。基辛格正是在此背景下写下了《世界秩序》。如果说《论中国》关注世界秩序中的核心问题中国的话,那么《世界秩序》就是对世界秩序的全面关注。”王鸿刚如此梳理《世界秩序》在基辛格学术脉络中的位置。
越讲到当前的问题,基辛格就越发小心谨慎
基辛格说,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如果说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有什么结论的话,我认为就是‘均势’加‘伙伴’的这样一套秩序设计。如果在基辛格的思想上进一步发挥,我个人感觉还应该有一个‘共通价值’。书里其实也提到了美国的价值观问题。我虽然不承认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有共通的或者说共享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样基础性的价值共识的话,我们的世界绝非现在这个样子。历史一定是进步的,这套共通的价值现在已经隐约在那里了,但还没有被明确阐发出来。”王鸿刚认为。
在王鸿刚看来,基辛格越讲到当前的问题就讲得越小心谨慎,甚至有些模糊。事实上,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当前的美国战略界都看不清中国。他们一直对中国充满怀疑和担忧。“我其实希望美国的战略界像他这样的人能出来说句公道话。他说亚洲国家目前普遍在通过强硬的措施来试探其他国家的底线。论述到这儿,我就觉得有些不公平了。我觉得亚太地区之所以安全局势这么紧张,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搞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的。当然,我觉得基辛格对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还是谨慎论观的。从字里行间,你能感觉到,基辛格凭着他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理解,他在评判中国的行为时,用词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不愿同当前华盛顿的少壮派学者那样批评中国。”
“他结合《论中国》里说的,虽然他的题目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但他其实是心有所指的。是《论中国》里‘太平洋共同体’概念的再发展。”王鸿刚告诉澎湃新闻,中国不可能通过与周边国家对抗来实现自己的复兴大业,这一点我想基辛格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书主要是面向美国还有全世界,所以他没有给出倾向性的结论。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信心——中美两国不至于轻易兵戎相见。”王鸿刚指出。
中国能给世界提供的最大产品,是一种共同体的理念
王鸿刚认为,中国作为传统的政治强国、超大规模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兴国家领头羊、第三世界代言人,这些身份都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变化中是决定性因素。
在王鸿刚看来,中国人一直有入世的情怀,即使是最积贫积弱的100多年前,中国的知识份子也是有天下情怀的。“我们是一步步融入这个世界的。现在已成这个世界的核心力量。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的贡献率是27.8%,美国是15%,中国的贡献几乎是美国的一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实力是藏也藏不住的。”
“当前正值大变局的时代,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变。中国如此重要,中国需要有自己完整的国际秩序观。并且明确地告诉世界,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未来我们将怎么做。我们现在需要实现几个转变:从‘大国思维’到‘强国思维’的转变,从‘亚洲定位’到‘全球定位’的转变,从‘顺势而为’到‘主动作为’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秩序的塑造性力量了,我们自己必须深刻意识到这一点。”王鸿刚指出。
王鸿刚告诉澎湃新闻,未来中国需要这样的国际秩序观,那就是在原来的主权独立、各国平等、和平共处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最终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特殊责任应该是正确地引领世界发展。”王鸿刚表示。
王鸿刚认为,“中国能给世界提供的最大的产品,是一种共同体的理念。而我们在做的,就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目前,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未来将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甚至有些人在讨论中国怎么去领导这个世界。如果中国真的要领导这个世界的话,也是在思想方面提供引导,就是为大家提供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在我看来,21世纪更加崭新的文明与思想,并不是对西方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的借鉴和超越。”王鸿刚总结:“《世界秩序》最大的贡献,不是回答了问题,而是引领大家关注和思考问题。在亚洲,酝酿着解决所有问题的种子。亚洲的问题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也都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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