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比失衡治理13年：专家称5年后光棍近澳大利亚人口

人口学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重男轻女”并非性别比失衡的充分条件，“重男轻女、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管制，三者缺一不可”。

治理性别失衡13年

2015年上半年以来，一场打击“两非”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攻坚战，正在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进行。

4月30日，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中将性别比降至115以下的目标。而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今年是国家层面正式治理性别比失衡的第14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107的水平。

重男轻女观念被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它起于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到现代社会则演变成延续家族血脉的信仰。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仍有很深的土壤。

此前媒体报道，山东临沂兰陵县被指为控制合法出生率，给基层干部下达“流产指标”。当地一位村支书透露，兰陵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如果家里没个儿子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当地女子吴颖有一个妹妹，从小就听到母亲唠叨没有男孩抬不起头，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种负罪。她说，直到大学毕业前，她都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合适的时候离家出走，如此家中便可以再生一个孩子，或许会拥有一个男孩。

对男孩的偏好不独北方农村，在南方富庶的福建，许多人希望把积累的家族财富留给儿子。

厦门市小学教师张妍于2000年生下一个女儿，身为公职人员，这意味着合法生育权的终止，但婆家人对男孩的渴望并未打消。在此后的10多年里，张妍一直身处家人的逼迫中。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开二孩后再生育，以保住工作，家人则指责她自私，不愿为家族牺牲。

她曾和丈夫尝试过代孕，但以代孕机构被查封而告终。2013年初，计划生育政策仍未见松动，而张妍已40岁。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家庭战争。丈夫林阳一度威胁她，“如果你不愿意生，我就到外面找人生”。

2013年底，当离家数月的张妍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发现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与外面的女人怀上了孩子。后经B超鉴定是男孩，于次年生下。

类似的悲剧并非个案。张妍说，在她的亲戚和同事中，亦不乏迫于家族压力，辞职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不愿妥协的女人，则只能对丈夫在外“代生”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让张妍无法接受的是，有亲戚甚至劝她与这个外面的女人和平相处。张妍说，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将人性扭曲，最终她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厦门市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69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37，十年均高出正常范围，“长此以往会造成将来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比例失调，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工作负责人王辉荣告诉澎湃新闻，有数据显示，重男轻女最严重三个省是安徽、海南和福建，而厦门远非福建最严重的地方。

性别比为何失衡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

据国家卫计委新闻处原处长陈剑《中国计划生育革命纪实》一书考证，1982年正是计划生育政策从之前相对宽松的“晚、稀、少”政策，向“一孩化”过渡的关键年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告诉澎湃新闻，如果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这段时期‘重男轻女’同样存在”，乔晓春发现，唯一的变量是，这一时期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尚未落实。

多位受访的学者认为，仅有“重男轻女”观念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衡，生育机会的限制迫使人们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放弃女孩。

人口学者何亚福分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生育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严重。当年全国第一胎性别比为107.1，基本正常，但第二胎性别比猛增到151.9。

何亚福分析，由于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因此人们并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别；当第一胎生出女儿后，第二胎成为人们最后的生育机会，因此人们会想办法生出男孩，这时就会采取B超鉴定胎儿性别，存男去女。

另一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据《海峡都市报》2011年8月11日消息，福建共有独生子女303万，其中男性229万，女性74万，男女比例接近3:1。

“在仅有一次生育机会的情况下，偏好男孩的家庭自然会通过人工手段生下男孩。”何亚福说，如果没有生育限制，尽管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愿望。

黄文政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没有生育机会的限制，“直到生到一个男孩为止”，从统计学分析性别比仍是平衡的。

“光棍危机”

性别比失衡，必然引发婚姻市场失衡。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比100。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

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测算更显形势紧迫。他告诉澎湃新闻，如果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中国的二者比率在2013年前的波动在90%—100%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但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数将快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将超过125%。他由此认为，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

姚美雄告诉澎湃新闻，男多女少必然引发“婚姻挤压”，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乡下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

姚美雄说，政府可以帮助“剩男”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对“婚姻贫困”无能为力。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2013年估计2400万人），即使通过“进口”新娘也将是杯水车薪，且“剩男”还在不断产生，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姚美雄说，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降低他们对社会的认同，甚至可能诱发反社会的心理，可能与其它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社会动荡。

宽松的生育政策有效吗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工作负责人王辉荣认为，打击“两非”对遏制性别比失衡的作用有限，一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靠行政手段难以改变；再者，随着技术的发展，B超机可以轻易获得，采血到境外鉴定也非难事，这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厦门市卫计委法规科一位官员告诉澎湃新闻，男性偏好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即使现在，农村家庭对男性的依赖仍要大于女性。他认为，消除男性偏好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让父母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样”。

中国政府通过连续几年的综合治理，到2009年出生性别比出现拐点，开始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降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2014年性别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于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他相信，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告诉澎湃新闻，要消除“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难以一蹴而就。他认为，最具操作性的办法仍是放开生育限制。

多位受访学者提到一个正面案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展开全面二孩试点，“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时，试点地所在的省份都存在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但除承德外，其余3个试点地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

中国人大学人口学教授顾宝昌在其主持编写的《八百万人的实践中》中，对试点地的数据分析后认为，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正常化，生育二孩缓解了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为招赘婚创造了条件，减轻了养老压力。

顾宝昌同时以承德试点区性别比失衡为例分析，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不是实现性别比正常化的唯一条件，治理性别比失衡还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妍、林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