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学习“革命技术”

蒋介石：以“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自期

王奇生曾根据蒋介石日记研究过他的“阅读史”，并总结了蒋的阅读习惯。他认为蒋介石一生以“圣贤、豪杰、革命领袖”三个角色为自己定位，读书也多围绕这三点出发，学以致用，并不以读书为消遣娱乐。而且蒋的阅读趣味偏于旧式读书人，爱读中国古籍，从中汲取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的思路，但他也读些译成中文的西书，以了解世界大势和现代国家的治理方法。

就蒋介石的三个角色定位而言，“圣贤”的养成固然要靠读中国的古书，如《朱子全书》、《明儒学案》，而要成为纵横捭阖的豪杰和引领民族复兴的革命领袖，则不得不从西方经验中学习新知。1934年5月，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用20天的时间读完了意大利记者马剌帕尔脱写的《变乱与革命技术》。该书用法文写成，初版于1931年，以作者亲历的欧洲1920、30年代的历史为例，讨论革命者如何用政变的暴力手段夺取现代国家的政权。次年，此书英文版在纽约出版，中译本于1933年7月由上海的国际书局出版。译者古有成毕业于中山大学，1926年起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教官，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科长，当时是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训练班少将副主任。

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为何会选择看这本书。从译者的背景看，他应该认识蒋本人，所以可能是他直接把书寄给蒋。但这仅仅是猜测，当时西南政权与南京政府不和，在广东任职的古有成不见得直接与蒋联系。还有种可能，蒋介石的部下将此书推荐给他看，因为这本书里高度褒扬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部下当时服膺法西斯集权手段的心态恰好契合。无论如何获得此书，蒋介石从1934年5月8日到28日，一直在读这本书，还在日记中写下了读书的感想。若我们今天和蒋介石一起重读此书，并与其读后感相对照，也许可以借此窥视其内心。

“革命之书”《变乱与革命技术》

马剌帕尔脱(Curzio Malaparte，1898-1957)是当时意大利知名的记者、剧作家、小说家，他是墨索里尼的好友，也一度是法西斯主义的忠实拥趸。他在一战时志愿参军，战后游历俄国、波兰、德国、西班牙等国，亲历了多次革命和政变。1940年代，他又因为公开批评法西斯主义，而被驱逐，转而投向盟军，后来还成为盟军占领那不勒斯后的联络官。战后，他继续小说和戏剧创作，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战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是他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作品。这本书最初的法文书名为Technique du coup d’état，直译为“政变的技术”，英文版名为Coup d’État, the Technique of Revolution，也即“政变：革命的技术”，中译本根据英文版译出，并将题目改为《变乱与革命技术》。“coup d’état”这个法文词有特定含义，指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变。作者从其亲身经历和多年记者生涯的政治经验中得出结论，在现代国家中，夺取政权的武力政变不需要有特定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社会环境，只需要政变策划者掌握一系列“政变的技术”，通过动员技术工人和训练冲锋队去夺取关键性的公共设施，如铁路、运河水闸、电厂、邮政电报、粮仓、物资仓库等，就能使政府与国家的其他部分隔离，从而使政府失去功能而成功夺取政权。

作者尤其着墨于托罗茨基在俄国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经验，细致地描绘了他们如何策划并实施了夺取政权的政变。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和颂扬，使此书备受争议。但他在此书中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希特勒，认为他并非如墨索里尼一样是真正的“革命领袖”，而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拙劣模仿，其独裁的目的“不在于德国的自由，而是把整个德国作为其奴隶之国”。这段对希特勒的批评也预示了马剌帕尔脱日后与法西斯政权的分道扬镳。当战争开始，他心目中指向民族复兴的“革命”，反而成了独裁和侵略的工具，他也因为批评政府而被驱逐出党。

中文版出版后，国际书局在期刊上刊登广告：“本书是给现代革命者的。著者马拉帕尔脱氏（Curzio Malaparte）为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兼诗人和政治家，曾亲眼看见过欧洲战后许多国家的变乱。十九世纪拿破仑式的政变，做戏般的夺取政府典型，现在已不复适用，代之而兴的，是一种冷酷、得力的马克斯的技术，此技术于一九一七年给托罗茨基最先而最光荣地使用了。布尔雪维克的十月革命，已使防范现代国家倾覆的一切传统方法，归于无用，已把政变由生动的戏剧变为一个机械。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著者同时把现代的迪克推多（也即dictator，独裁者——引者注）——列宁，史大林，莫索里尼，波兰的匹尔苏茨奇将军，西班牙的里哇拉将军——及其取得政权的手段，作灿烂的纪载。末章把德国法西斯领袖希脱拉作严刻分析，并把现代政府求国内安稳的问题复述。本书在把现代政治略作写实无私的纪载这一点，堪与十五六世纪间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名著《君王》媲美，洵革命者必读之书。”

这则广告翻译自该书英文版的内容提要，充满了“翻译腔”，但对此书的概述相当准确。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充满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资产阶级政府面对战后破败的经济和混乱的政治局面，束手无策，软弱无力，于是社会酝酿着各种激进变革的反政府力量，共产主义思潮和法西斯主义，都有不少拥护者。“革命”的谱系暧昧不清，很难用我们现在定义的“革命”去理解当时人心目中的“革命”。尤其是此书作者采取一种“去政治化”的立场，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军事强人和法西斯主义并为一谈，将革命视为一种技术，可被任何政治势力运用来夺取现代国家的政权。正如作者在此书结语中所说：“国家自卫的艺术和夺取国家的艺术受同样原则的支配；适于革命的境况，不必是属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的，也不依靠国家一般的情况。”

这样宽泛意义上的“革命”，多少符合蒋介石作为“革命领袖”的自我认同。他又是如何理解这本书的呢？

蒋介石怎么读《变乱与革命技术》

有人评论《变乱与革命技术》的英译本，抱怨此书写得“磕磕巴巴，不通顺”，有鉴于作者本人是个作家，他将此归咎于译者的水平不济。我比对了英译本和中译本，感觉中译本译得晦涩难懂，所用译名大多与现在通行译名不同，语言更“不通顺”，再加上原书作者喜欢引经据典，时不时引用罗马时代的历史与言论，也没有译注说明，常给读者不知所云的感觉，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如何耐着性子读完的。然而，从日记来看，他读此书的确读得津津有味，颇有心得。到底是哪里打动了他？

5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首次记录开始读这本书，并未多提感想。5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看《变乱与革命技术》至‘拿翁尊重法律及议院革命的机械’一节，深有所感，乃知革命为一深妙之艺术，既须深谋远虑，又须临机应变，应时制宜也。”关于拿破仑的这章是此书第五章。之前的四章，第一章提出1917年托罗茨基策划的“十月革命”是现代政变技术的第一次成功运用；第二章谈列宁死后，斯大林如何吸取托罗茨基政变的教训将其反制，并迫其流亡；第三章讲1920年华沙之战时红军的失败，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华沙城里没有与之相配合的政变；第四章则讨论1920年柏林的卡普政变，虽然短暂地以军事力量夺取了政权，但很快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大罢工，军政府无法运作而崩溃，以此显示了“阶级革命”的力量。显然，蒋介石对这四章与共产革命有关的内容并无太大兴趣，两天时间就匆匆翻完，直到读第五章有关拿破仑的内容时，才振奋起来。

这章其实写得并不好。作者假设读者已经熟知拿破仑雾月政变的经过，因此议论多而叙述少，还掺入了大量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历史与法国当时情况作类比，使此章内容更为难懂。但蒋介石显然读懂了，他用自己的话“拿翁尊重法律及议院革命的机械”，准确地归纳了此章的大意。而这章吸引他的恐怕是最后描写雾月政变过程的那段。拿破仑从埃及回到巴黎，雄心勃勃地想以战斗英雄的身份，获得元老院和五百人院议员的支持，然而他的演说遭到议员们无情的嘲笑。受辱的将军一怒之下打算率领士兵以武力迫议员屈服，正在此时，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也即五百人院的议长）赶到，安排了第二天的选举，成立执政府，使拿破仑以符合程序的方式夺取了政权。蒋介石所感叹的“临机应变，应时制宜”，指的就是这两日政变。

作者这样评论雾月政变的意义：“拿破仑所最关心的，是保守合法形式，及在议会进程范围内行事，他的行动就像一个近代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他是一个传统的创始者。后来打算夺取政权的所有武人，都对这个原则保持忠实，直至最后非用暴力不可。”蒋介石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会忍不住抚掌叹息，自己也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啊！蒋介石身为武人，其权力的来源是武力，但他不管怎么搞专制独裁，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名义上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还要讲从“训政”到“宪政”。而当他看到拿破仑受议员羞辱愤而离开的时候，可能也会生起惺惺相惜之感，联想到他当年与党内元老如胡汉民等的冲突。

5月10日写了关于拿破仑的读后感之后，蒋介石似乎好多天没看这本书了。直到5月25日，他又在日记里提到此书：“本日看《变乱与革命技术》，莫索利义章完，甚叹，莫氏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也。”描写西班牙军事政变的第六章似乎没有给蒋留下印象，他记的是写墨索里尼的第七章。由于作者是意大利法西斯政变的亲历者，对其中细节所知甚详，所以这章写得是整本书最好的。作者描述了从1919年墨索里尼成立法西斯党开始，通过黑衫军冲锋队控制了米兰的桥梁、车站、铁路、谷仓、武器厂、电厂等关键公共设施，并以此为基地，不断扩大影响力；到了1922年初，“法西斯蒂运用有秩序的暴力，渐渐支配住意国所有紧要的中心；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军事，及工团主义的组织，遍布于全意”，冲锋队以武力捣毁共产党组织，并破坏了一次长时间的总罢工，同年10月法西斯党“罗马进军”胜利，墨索里尼因此而被任命为总理，合法地夺取了政权。法西斯党为夺取政权作长达三年的准备，难怪使蒋介石生出“深谋远虑”之慨。

两天后，他在日记中提到已看完此书，并在5月28日的日记中，写下对整本书的要点总结：“对外重策略，对内重纪律，合法与暴力之分别，军队革命为手段，议会革命为目的，宪警与冲锋队之长短，防护与夺取之方法，交通机关与政府机关之重轻，中心区域与重要据点之占领与控制，罢工与袭击之比较，扫除反动各组织之策略与参加反动之阴谋，议会之叛徒与国家之忠仆之分。此乃革命技术之内容也。”6月1日，他在写上月总结时也提到“看革命技术完”，并自陈“对革命事业，建国方针亦觉有心得，乃足自慰也”。可见他读这本书还觉得收获不小。

晚年蒋介石

然而，从蒋的总结来看，这本书中他认真读过的只是拿破仑和墨索里尼两章，尤其他总结的如何夺取政权的革命技术，几乎全从墨索里尼那章来。换言之，由于这本书作者亲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蒋介石已经毫无心理障碍地将法西斯的暴力手段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并从拿破仑和墨索里尼身上学到了以武力在合法的框架内夺取政权的方法。

蒋介石从中归纳出的革命技术也没有错，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如何更好地巩固其政权，打击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本就是希望警告欧洲的国家领导们，现代国家的治理依靠遍布全国的公共设施，而后者建立在大量现代技术基础上，因此只需要少数训练有素的冲锋队员就能在精心策划后通过掌控这些公共设施而控制政府，进而夺取政权。因此，一旦掌握“革命技术”，就能在任何现代国家发动政变。保卫现代国家，也因此需要有区别于一般治安（police）手段的措施。蒋介石从1932年开始在国民党内培植绝对忠于他的秘密组织“力行社”，并设立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维护其统治。这本书的内容恰好与其策略合拍，难怪他对此书赞赏有加。1936年，力行社下属的拔提书店还专门重版了此书。

然而，可能是因为相隔时间太过久远，蒋介石终究还是忘了这本书希望留给读者的教训。在解放战争中，大量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在进攻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迅速掌控了电厂、机关、物资仓库、交通线等关键设施，使国民党军队无法固守城市，也无法破坏这些设施，只得节节败退。蒋介石到底没能防卫住“变乱”，而马剌帕尔脱的观点本就有问题，夺取政权固然需要“技术”，但民心所向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