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饶家驹难民区史料影像发布，拉贝受其影响创立南京安全区

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8月25日，由上海市社联、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南市难民区”史料影像发布会，在上海市社联大楼举行。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关于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影像资料绝大多数为首次发现，其中包括了原南市区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在战前的繁荣影像，饶家驹和难民在一起以及管理难民区的活动影像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表示，长期以来，人们对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史实知之甚少，更鲜见研究。他认为，本次史料影像发布会的举办，一方面挖掘和完善了上海抗战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饶家驹的事迹，弘扬上海抗战的国际性以及不分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亲历者：我们都喊他“大胡子爷爷”

上海南市难民区也叫饶家驹安全区，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一名叫饶家驹的法国独臂神父创立、专供中国难民居住的军事中立区。

饶家驹神父于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共在上海生活了27年。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就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治伤兵难民。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倡导建立“南市难民区”，并为此四处奔走。在他的努力下，南市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难民区位于上海南市区方浜中路以北、人民路以南，毗邻法租界。难民区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先后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

现场出席发布会的93岁老人李秀凤回忆道，当时她正和家人一起逃难，途中听到人们都在传这样一件事，“他们说南市那里有个难民区，里面是安全的，日本人不会进去抓人。”于是她也随着人群涌进了南市难民区，被安置在当初的上海面粉交易所5楼。

李秀凤只是当时众多难民中的普通一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难民区的收容所最多时曾达到130多所，由饶家驹为首，中外各方人士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筹备经费、维持秩序。

李秀凤表示，当时难民所内每天向每位难民定量提供两顿饭，以面包和馒头为主，“肯定不会让你饿着肚子”。

88岁的刘复田则清楚地记得，除了难民区提供的伙食，毗邻难民区的法租界内，常有好心人士隔着铁栅栏扔过来一袋袋大米。

另一位难民区亲历者傅剑秋回忆道，有一次因为法租界关闭了和难民区相连的铁门，导致难民区内出现了短暂断粮，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他的祖父当时在点春堂工作，响应上海米业公会的号召，在豫园入口处办起了施粥厂，帮助难民渡过难关。

苏智良表示，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饶家驹几乎每天都会在难民区内巡视，安抚紧张不安的难民。刘复田老人表示，当时难民区内的儿童，都非常喜欢这位留着大胡子的外国传教士，“我们都喊他‘大胡子爷爷’。”

写入《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

长期研究“南市难民区”的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上海南市难民区开创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先例，这一模式后来被《拉贝日记》的主人公约翰·拉贝学习效仿，从而开创了南京安全区。“在《拉贝日记》中，拉贝一共13次提到了饶家驹，提到了饶家驹对自己的影响。”

根据苏智良的研究，后来在武汉、杭州、广州、福州、汉口等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的难民区，保守估计至少让50万中国难民幸免于难。1949年颁布《日内瓦公约》时，饶家驹的“上海模式”被写入其中，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上海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孙向彤介绍，为了发掘出饶家驹的事迹，东方广播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年初联手发起了“上海南市难民区”亲历者的寻访和见证人的“口述实录”项目。

项目组实地探访了不少当时居住在南市难民区的老居民，通过广播征集相关线索，确认被访者名单，上门进行亲历者口述实录以及拍摄工作。被访者中有当时在难民区寿材店干活的伙计、身处法租界自发做大饼油条抛向难民区的居民、在上海逃亡如今已在华盛顿的犹太孩子等。在半年多的采访中，项目组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来到位于德国柏林的圣湖墓地——饶家驹墓地所在地。

孙向彤表示，项目开展以来，采访和拍摄的“南市难民区”见证人以及有关专家共计30多人，累计素材总量达50小时。

上海广播电视台版权资料中心主任暨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杨海生介绍，本次发布的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影像十分珍贵，不仅能充分反映抗战爆发前后上海市区发生的变化，而且影像均有着较高的清晰度。“这些影像大多数是由当时的新闻记者拍摄的，清晰度和画面构图都有很好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