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

建国之后，从延安解放区走进北京城的周扬，已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了，而在新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前，一直在上海对旧文学工作者协会从事组织领导工作的胡风，工作却迟迟未曾落实。

在胡风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发出通知，让旧文艺工作者协会从上海搬到北京。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

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二是《文艺报》负责人；

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办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从此胡风与周恩来往来较密切，并在文艺方面得到过周恩来很多具体的指示。周恩来高尚的人格和亲切感人的工作作风，使胡风非常佩服。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

胡风听后很震惊。

不过，固执的胡风还是向胡乔木谈了自己心中的忧虑。

胡风认为，自从建国后，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在一些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问题，这样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例如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白区文艺工作基本上没有肯定，同时还有所贬低。在这些文艺负责人眼里，除了解放区的文艺之外，别的文艺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认。在文艺理论上，也是一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此发展下去，是会直接地影响到建国后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真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

胡乔木没有同意胡风的这些看法，当即进行了驳斥。

“二胡”相见，谈得并不投机。

太固执、太天真的胡风几天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

据了解，胡风早年曾加入过共青团，这是我参加“胡风专案”之后，在一次有关胡风案件的报告中传达的。

由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被划为“胡风分子”，遭到逮捕和审查，中共中央派石西民同志前来上海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胡风专案”的负责人之一。在一次报告中，他对我们曾说过：“胡风早年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的许多团员，后来基本上都转为了中共党员，但胡风却一直未曾明确这个关系。

胡乔木再次与胡风会面。

胡乔木回答说，关于组织问题，可以给予考虑。

可是，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使胡风退却了。

胡风见胡乔木对此事说得平淡，并没有劝他赶快解决的意思。再加上上次谈话中提到他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与共产党的看法不一样等话，使胡风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这样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呢？

后来他又曾为此找过负责作家协会党组织工作的丁玲，丁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哩！

敏感的胡风认为这是作为党员作家的丁玲在拒绝自己。

为新中国的成立曾激情满怀地写过《欢乐颂》的胡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这不得不使他想起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作为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的茅盾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这是胡风在这次文代会上拒绝参加起草的一个报告，因此茅盾在报告前，还特地向全体到会者作了说明。

报告的内容令胡风不能接受，因为在这个报告里，除了对胡风认为在国统区很有发展前途的小说家路翎的作品进行批评外，还对胡风本人的一些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

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关于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茅盾专门单独列了一节《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来阐述对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

……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生命力，看做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在这里，报告经过一大段理论的阐述之后，毫不客气地指出：

……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胡风对新中国满怀着一个诗人的热情，参加各种会议，写诗歌颂这个全新的时代，歌颂带来这个新时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这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胡风在“进入新社会”之前所始料未及的，他毫无一点思想准备，感到一种深深的不解。

这难道纯粹是文艺界之间的恩恩怨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