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亲历复杂与众望，才知共同记忆如何铸成

原创 刘晓希 文学报

疫情题材的影视剧该如何塑造医护人员形象以及我们的记忆共同体？

近日《中国医生》作为“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中的首部上映电影，在记忆叙事上提供了新的格局与思路，它以全方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中夹杂着的复杂一面，成功实现了人们对疫情记忆的共情，避免了一般主旋律影视剧的简单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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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的中国电影界特别流行一种“现象电影”的说法，大概指某部影片在题材、类型或票房等方面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新气象，例如《我不是药神》《战狼》等。而近几年来以《中国医生》《中国机长》《夺冠》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在我看来则属于“事件电影”。和“现象电影”一样的是，“事件电影”也极具话题性，但“事件电影”显然在题材的选择和类型的打造方面具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为了强调“事件电影”的情境感，“事件电影”往往看重叙事的真实。我们看到，《中国医生》的发生地就是新冠疫情的“暴风眼”金银潭医院；疫情期间，武汉街头的骤停、小区人群的守望都被记录者完整捕捉并直接剪辑到《中国医生》当中来；疫情期间，全中国的紧张氛围弥漫在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疫情播报时分，因此，《新闻联播》有关疫情报道的片段便成为了推动《中国医生》叙事运动的主线。在这里，《新闻联播》作为二度媒介，在有效传达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保障了《中国医生》叙事机制的真实性，成为记录疫情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的重要工具。

此外，相比新冠疫情剧《在一起》，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医生》的科技感和客观性。例如，虽说《在一起》和《中国医生》都聚焦疫情期间的第一线医护人员，但《在一起》侧重揭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然而情绪这种东西是多么主观化的表达，因而剧中医者的内心反映放置在任何一个存在矛盾冲突的背景下都将成立，但《中国医生》则明显不同。床位的紧张、设备的不足、人员的短缺，都是疫情的突然袭击带给中国医生的局促现状，为此，麻醉科大夫冲向呼吸科一线、易烊千玺扮演的小杨医生咽喉切管技术现学现卖、ECMO的救治现场都相当逼真地还原了医院医生的勇敢和无助。其中，孕妇生产的场景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记得上一次看到如此真实的生育场景还是在纪录电影《生门》当中。

把《中国医生》看作是“带来了某种变革”的“事件电影”，一是因为《中国医生》的主题对象——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30日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健康事件”，相关学者认为，此次病毒给微生物系统、人类个体免疫系统、人类社会“巨系统”所造成的“失序”和“新序”，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而后中国对待疫情的应急处置，例如封城、隔离等等不惜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举措更是让当今世界震惊。二则是上文提到的，对此类电影的拍摄动机和拍摄手法，是以往不那么明晰，但近几年来正逐渐成型的。

这些电影都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其次要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手法手段。例如同样是刘伟强导演的《中国机长》，电影完全依托川航3U8633真实事件，连主人公姓名都未作改动，但影片既呈现出中国传统主旋律电影对英雄的塑造策略，又透露出灾难大片的类型特质，这和近年来逐步成型的新主流商业大片气质相当吻合，而机长刘长健处理飞机从失联到平安着陆的整个事件过程，也被业界评论为“世界级”的；《夺冠》讲述上世纪80年代郎平叱咤世界女排和她带领中国女排重夺奥运冠军的真实事件，80年代的女排精神可谓彰显大国崛起的重要事件，女性运动形象在80年代中国的事件意义是多重、复杂而巨大的，其爆发的张力足以向世界宣告一个属于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影片角色多有真实人物本色出演，多处利用80年代女排赛事实况录播和演员扮演混合剪辑，极大程度地实现事件电影“以假乱真”的功能。

广东援鄂医疗队医生陶峻、上海援鄂医疗队医生吴晨光

至此，我们不免要发出疑问，“事件电影”对“事件”的高度忠诚究竟是为了什么？电影难道不是只要“感官愉悦”就够了吗？关于此次新冠疫情，除去《中国医生》，还有两部电视剧，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在一起》，一个是《最美逆行者》。这两部电视剧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塑造平民英雄——快递小哥、女军医、不愿意给祖国添乱而放弃治疗的老军人，等等。事实上，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便是在疫情还未完全消退的时候，顺势巩固我们的记忆共同体，增强我们的家国认同感。我们都知道，记忆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是回溯的，更是建构的。严格说来，并没有所谓的记忆共同体或者集体记忆，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复制的，所谓的记忆共同体或者集体记忆，并非是我们所有人对一段历史事件的相同认知，但建构这一记忆共同体或者集体记忆，其目的无非是要强化出“这是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重新回顾《中国医生》《在一起》以及《最美逆行者》分别建构了怎样的集体记忆。《在一起》主要塑造了江汉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舍小家保大家，城市摆渡人快递小哥护送一线医护人员，青年医生纷纷支援武汉，医生帮助患者做流调，解放军搭建火神山医院，志愿者成立方舱俱乐部，商人慈善买口罩等等不同行业的平凡英雄；《最美逆行者》则在大致相同的医者仁心的基础上加上了街道办、警察等大众英雄。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剧里，“英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无数个英雄的协力下朝前进展。但显然，这样的叙事视角未必完全客观真实，事实上，从一开始，医护人员在呈现出英雄无畏形象的同时也伴随着一部分争议讨论，随着新冠疫情的升级直至获得有效控制，整体医护人员以专业高效与奋战一线的精神实现了深入人心的形象提升。在这方面，《中国医生》的记忆叙事颇值得我们讨论。

《中国医生》不仅帮助我们回顾了像院长夫人以及医生感染、逝者家属捐献遗体等疫情记忆，还塑造了像小卖部老板赵大爷这样一些小角色。赵大爷虽然平时跟医院大夫关系挺好，但这种情谊仅仅基于帮医生们收收快递这种小事，关键时刻，医生不会错过上级领导或者同事家人的信息，但却偏偏漏下了赵大爷求救的消息。在这里，文婷医生当然不应该受到谴责，她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做自己更重要的事情，虽然她事后流下了悲伤的泪水。但事实上，生活中，这样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人物确实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类人群，而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逝去的生命的总和才共同构成了这次疫情最难以抹灭的痛心记忆。还记得文婷对孕妇沉静而不客气的回答吗，文婷面对着急的夫妇的反问，“你准备拿这里谁的命去换你的命”，十分到位地呈现出一个医者无奈却沉着的工作日常，救死扶伤的大夫当然也有正常人该有的疲惫和厌倦。此外，不是所有的逝者家属都是那么的通情达理，或者总能在超人一般的医护人员的开导下豁然开朗。就好像张子枫扮演的失去双亲的小女孩儿，在接到医生送来的父母遗物时，并没有对医生表达过多的感激，她只是本能地问道，她接下来该如何生活，而这显然是医生不能给出答案的。

我们看到，《中国医生》成功地转化了人们关于疫情初期存在的悲观愤怒情绪。这种转化，是借助影片当中陶峻医生这一角色的塑造来完成的。回顾暴脾气陶峻的每一次发火，几乎都暴露出以金银潭医院为代表的医疗短板，例如抢救病人的紧要关头，医院竟然停电了；例如面对急需救治的病人，医生插管时刻蹑手蹑脚等等。然而陶峻也不是万能的，他坚持插管的患者最终在他为其拔管后还是离世了。这些医疗窘境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一个时刻都是可能存在的，尤其是面对疫情的突然和猛烈，一时间手忙脚乱完全可以理解。

从这些看来，《中国医生》的视野无疑更加大气，它以全方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中夹杂着复杂一面，成功实现了人们对疫情记忆的共情，特别是《中国医生》对弱者群体无奈结局的客观呈现，以及对充满奇观性镜头的特写（ECMO操作、生育现场），都在实现“事件电影”要首先满足典型叙事的前提下，保证了影片本身的可看性，同时，也使得《中国医生》避免了一般主旋律影视剧的简单套路。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影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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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医生》：亲历复杂与众望，才知共同记忆如何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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