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游击战的奥秘：从晋察冀画报看持久战

那么毛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平原，从山地游击战发展到山地和平原游击战并行的局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化？我们以前可能对这样一个变化的了解不太多，我感觉这中间可能有一些因缘际会，有领导者审时度势的一个策略，也有时势发展因缘际会造成的结果。从山地游击战到平原游击战最重要的变化是，当时毛在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同时也希望向平原做一些试探性的进驻，主要给山地提供一些保障和保护。所以派出了几支小部队，其中有一支陈再道的东进纵队只有500人向华北平原挺进，这500人去了四五个月（1937年底挺进，到1938年4月份）就发展到三四万，他们有番号，不光是地方的游击战。这个发展大大出乎于毛乃至于中共的意料。

这个发展给中共和毛看到了另外一个希望，那就是在平原也有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所以1938年4月21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共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局部的山西的游击战向整个华北平原的游击战，这样的一个变化使得中共能够在华北平原拓展大批区域，这个区域使中共在河北、山东抢得了先机。所以中共最早是在河北扎住脚的，比国民党、日本要早。日本迅速挺进河南，从河北到河南过程中，河北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河北冀中地区一些县根本就没有人去过，县城根本没有人管理。这样的局面造成了中共在华北平原的先机，而这个先机对于后面一系列的历史发展，现在来看起到了不可意料的作用，甚至是不可限量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看历史的时候，感觉很多历史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磨合、不断去寻找的结果，这过程中关键是领导者能不能审时度势，适时地抓住机会，当然也包括创造机会。

王雁：这本书出版的缘起（等于前言）专门说到：“美国收藏家的这批图片有147幅，主要来自于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摄于1939年至1944年，是抗战胜利后美国进步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延安带回美国的，全称为《晋察冀边区影集》。”这里面有提到了《晋察冀画报》。有的人说沙飞是一个好的摄影师，他是一个好的摄影师，但他最辉煌的是《晋察冀画报》。

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在上海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摄影画报，后来在香港有很多摄影画报。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1942年开始，中华大地只有两份画报，一个是重庆大后方的《联合画报》，由美国新闻处办的，舒宗侨当主编。另外一份是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在没有电的山沟——河北平山县碾盘沟创刊的《晋察冀画报》，1942年7月7日。今天还来了几个《晋察冀画报》的摄影师和主要人员的子女，我也介绍一下：这个摄影师流萤的儿子范平平，摄影师刘峰的女儿刘丁丁，《晋察冀画报》最重要的编辑章文龙的儿子章放——《晋察冀画报》的创刊词就是他爸写的，他爸是一个诗人，也去参加抗战去了。所以《晋察冀画报》不光是几个摄影师能够完成的，一定是很多合力，首先是聂荣臻的支持——如果聂荣臻不支持，怎么可能有钱搞画报？另外是地利，靠近北平、天津和保定，所以那些器材能够偷运过来。另外是人才——当时这些制版和印刷的师傅们是原来故宫博物院的师傅们，他们这帮人带着设备才能够出版了《晋察冀画报》。

当时沙飞在上海拍了鲁迅去世前11天的照片，鲁迅先生去世了，就取了一个名叫沙飞，原名叫司徒传，为了发照片就取了一个笔名叫沙飞，各个报纸登照片一举成名，沙飞就马上知道报刊的传播作用。所以他到了晋察冀以后，马上跟聂荣臻提出来要搞画报。聂荣臻本身是留洋的，喜欢摄影，很支持沙飞，所以成立了摄影科。军区、军分区都有摄影干部，所以他拍的照片什么都有，因为不像西方其他国家是通讯社派你去拍，晋察冀边区摄影师已经到了每个军分区，所以每个军分区都交稿，所以把这些底边都保存了。沙飞自己拍的鲁迅底片一直带在身上，当宝贝，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着鲁迅的底片走的。所以他对抗战的这些底片非常重视，底片是人的命根子，到哪儿底片都要在。这批原版照片带到美国了，其他上万张抗战照片、晋察冀抗战照片的底片现在都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沙飞和他的战友们为保护这些底片流血牺牲：有一次被日军包围了，《晋察冀画报》就牺牲了9个人，包括工务长也去世了，《晋察冀画报》很重要的师傅，还有赵烈……为了保护这些底片，晋察冀画报社的这些人很用心。

还有出版画报。拍摄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出版，文字、编辑都是配合的，还有刻字、印刷、制版，都是很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说《晋察冀画报》这个群体很重要，现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现在让我们去没有电的山沟里能不能搞画报都得问问，是不是？

黄道炫：《晋察冀画报》我也看过，当时纸张的精良确实多多少少吸引到我。而且我也知道，在当时晋察冀很困难的情况——1942年被日军围攻的情况下——聂荣臻坚持要给摄影师和编辑人员最好的待遇，这也是中共非常重视宣传的一个见证。当然中共能够在这样的敌后坚持下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有的人会说中共在敌后是混下来的，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要混下来有那么容易吗？日本人会让他们混下去吗？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抗日神剧”式历史戏说的另外一种体现。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看到先人们的努力。当时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有这样的坚持，先机的取得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先机的取得，历史的呈现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但是历史先机的取得，怎么抓住先机、怎么坚持下去、怎么活下去，而且活下去怎么壮大自己，有一套东西在里面。我的感觉是，其实中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和实践着总体战略。大家会觉得“总体战”是一个比较时髦、比较现代的理念，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年代就已在德国成为一个比较被注意的战略，已经开始讨论了。后来德国将军鲁登道夫提到“总体战”理论，30年代写了《总体战》。这本书写完以后，在1937年1月份被张君劢翻译成中文出版。1937年2月份毛泽东就指示郭沫若要买五本书，其中就有鲁登道夫写的《总体战》。所以事后回想、看中共的战略和战术，当然有很多创建是中共自己的，但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总体战”理论的做法，打一场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民战争，这是总体战理论的基本思路。

当然，有这个理论不奇怪，关键是怎么实行。就好像我们讲“持久战”的提出。形成“持久战”的局面是当时能够打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当时来看是这样的，但怎么打“持久战”是关键。中共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怎么打“持久战”和怎么打“总体战”无疑是实践得最好的。我看到聂荣臻有一个讲话，讲到打游击战的这个问题，他说：“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由零可化为无），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话不是夸张，国民党当然也有大批的游击部队在敌后战争，而且我们也确实应该承认国民党的游击战对于整个的敌后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争初期投入了差不多有六七十万的部队，打到最后剩下十几二十万。而共产党在战争初期投入敌后不到三万人，到最后一百多万人。共产党用“总体战”，总体战下面我认为有三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游击战。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是大家都在讲的。

二是根据地。共产党非常强调根据地的建立，有这样的根据地才会给游击战争提供基础。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游击战强调“游”、“动”，根据地强调“据”、“守”，这中间怎么拿捏就是毛厉害的地方。看毛的《论持久战》就非常强调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的互相补充，以根据地变动弥补所谓根据地可能比较死板的弱点。

还有是正规军。打游击战为什么要用正规军？现在回头看，共产党根据地的建立、游击战的展开，游击战的发展、根据地的发展，包括最后反攻局面的出现，其实都没有离开过正规军的支持。

所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恰恰是以正规军为主导的游击战，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土八路”、民兵。这很重要，游击战总体战绝不能离开民众的力量，但一定要有牵头的、核心的力量，这就是正规军。所以“总体战”是把游击战、根据地和正规军做了非常好的辩证处理。在这本书里我说，这三个可能就是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当然除了这三驾马车之外，总体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基础，包括民众的发动、宣传的展开、民情的争取，但前面三者从军事角度来看可能是最重要的。

王雁：《晋察冀画报》的这些摄影很到位，包括牺牲的雷烨，原来是冀中地区的摄影科长，他拍的柏崖村惨案、狼牙山的血海深仇，他拍了日寇的暴行。记录的功能，这是摄影不一样的地方。抗战时期的宣传特别多，各个地方都有出报纸，都有诗歌，都有文艺团体，都有木刻，都有漫画，这些在抗战时期都非常重要，都是不可少的。但我自己觉得，留住历史的最后还是照片说话。这次台湾搞沙飞摄影展览，《中国时报》的主笔说照片是会说话的，因为你拿出的照片就是证据。我觉得晋察冀的摄影很棒，沙飞和聂荣臻也是有缘分，其他的摄影师到120师包括到129师也有人拍照，但不是这样的规模，晋察冀是每个军分区都有照片，一有什么事，不需要谁派，自己就去了。而且当时特别规定，底片要交上来统一管理，这就保住了这些东西。

这批照片是1946年初晋察冀三人小组到张家口的时候，中外记者很多人跟去了，因为这上面的照片最晚是1945年12月份的照片，那就是说抗战胜利、解放张家口的照片都有。我认为是1946年的初春，这批照片就给美方记者，之后马歇尔又到延安去了，这批照片带到了延安。最后通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带到美国去了。之后有人问我这批照片你们都有吗？我说是，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抗战期间的原版照片通过美方记者或者美方的人员转到安娜的手里，她到中国定居前就放到教堂里了。传播的渠道，使得这批照片的价值特别高。

王冠楠：黄教授从学术上分析了为什么敌后的根据地能够支持这么久，也是沙飞摄影师的女儿所讲的，从照片的纪实功能上分析为什么我们的持久战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照片是非常纪实的载体，任何文字的描述、印象化的甚至现在想象的写作试图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都不如照片这么直观。刚才王女士讲到斯特朗女士，斯特朗女士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所以才有今天的这本书和这批照片集。所以我们的王雁女士多讲讲这批照片包括境外的斯特朗跟我们的联系，然后请黄教授从战略角度分析一下，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远东抗日战场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黄教授分析一下当时整个全球的战况是什么样的，分析境外英国、美国各方势力的关系。

王雁：沙飞当初拍这批照片的时候，就很明白这批照片是记录历史，让全中国、全世界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他们的目的性很明确，说宣传也是宣传，但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平白无故造出来的事情。比如沙飞拍聂荣臻和美穗子，这是八路军救的日本孤儿然后送到聂荣臻这里，聂荣臻确实写了信，确实送到日军那里去。这个过程是有的，不是平白无故编出来的，及时记录和没有记录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到日本，到美穗子家，她很激动，说要没有这些照片，也没人知道她。所以她家就挂着当时沙飞拍的照片和后来聂荣臻再见她的照片。日本成立的沙飞研究会，会长说，沙飞拍聂荣臻和美穗子很正常，他怎么还知道把这个信拍出来？这个信就很重要，因为信给了日军就没有了，底片我们留着，信给了日军，我不拍下信，不知道写的什么。留下来，把信拍到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照片记录的功能很强大。而且《晋察冀画报》创刊号，聂荣臻写了几句，说五年我们干了什么，这个小册子让全中国、全世界知道我们干了什么。这个照片的记录功能，从晋察冀的最高领导到《晋察冀画报》的这些人都很明白他们做的是什么，我很以这些前辈为荣。

黄道炫：我非常同意王老师刚才说的，做《晋察冀画报》肯定是有宣传的目的，但是它首先是一个记录，是一个历史的记录。我大概也了解，《晋察冀画报》发行对象很有限，主要在文化机关包括一些高层部门里，民众基本不太能够接触《晋察冀画报》。如果现在纯粹从宣传角度来讲，当年所能产生的辐射力度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确实给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了我一些重温当时历史场面最第一手、最现实的材料。作为历史研究者，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的。

至于说到中国战场以及敌后战场在整个国际战争中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确实也是我们做抗战研究、了解这个战争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抗战是中国历史上参加的第一场国际战争，之前基本上没有。当然有鸦片战争这样所谓的对外战争，但我们从来没有有意无意地融入到一场国际化战争中，一战是置身事外的，虽然有宣战，但也只是派出了几千个劳工而已。二战，中国被卷入了战争，我们是被侵略者，我们其实一直是不想打的，中国从来不想打这场战争，蒋介石从来不想打这场战争，能够拖就拖、能够忍就忍、能够让就让、能够妥协就妥协，一直到“七七事变”之后，蒋的内心里仍然想能够躲过去就躲过去。但事实证明，中国没有办法躲过去。没有办法躲过去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是历史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但首先是日本的强迫，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是一个被迫卷入战争的角色，我们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当时不是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还不存在。我们为了生存，把日本给拖住了。我们不敢说日本当时的目标是要灭亡中国，但起码要在中国攫取资源，这个目标是毫无疑问的。结果他攫取资源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成为日本的梦魇。这是中国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个在当年罗斯福跟小罗斯福说了一段话广为流传，说没有中国人拖住日本人，世界将会有更大的一场灾难。这个评判是符合事实的，是一个战略家的评判。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我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就是拖住了日本，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给这场战争以过高的估计，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实力有限的国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是抱着打持久战的想法，毛是“持久战”，蒋介石是“持久消耗”，不让日本灭亡中国，不让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使得中国的民族继续生存下去，这是中国的目标，达成这个目标就是中国的胜利，也是中国给世界对抗侵略战争所付出的努力。

至于我们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也是这样的，能够在日本后方拖住日本，使得我们的正面战场有一个缓冲，日本人始终很难把他的后方变成一个真正资源的、军队的、财务的聚集地，这就使日本正面发动进攻始终有顾及。这是中共敌后战场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正面战场在敌后保持一个对日牵制的状态下，始终坚持住了，始终没有投降，这是正面战场给敌后战场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生存空间。我始终认为，正面和敌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一个双方都不可或缺的关系。我们看历史，大概要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历史的本向去看。

王冠楠：因为执政党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原因，在比较早的一些年里，把非常多的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这些年，随着台海关系的缓和或者时间的流逝，大家比较多地讨论正面战场，有一些杂音甚至提到敌后到底消灭多少日军，不要给一些非常荒谬的数字，说七百、八百，我们读者是不是能够更客观地评论敌后战场了？或者从史观的角度讲讲，我们现在如何能够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既不打压在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不可否认的将士姓名，而且同时肯定在敌后方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大家所付出的努力。

黄道炫：所以我开始说，这本书是针对所有为抗战而牺牲的人的敬意。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要讲出你所看到的、你所认为的真实样貌，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这就好像你做任何一个职业，你要忠实于你的职业要求、职业规范，真实的追求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个道德规范、一个职业规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起码在职业上就是不合格的。当然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即使你抱着真实的愿望去做去看，不同的人仍然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至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你提到中共敌后战场消灭日军八百多人的数字，我想这不可能是来自于严肃的历史研究者，而是有一些人故意散布的言论被一些人转发。这些东西很复杂，可能代表了一些人的不满情绪，也可能有一些物极必反的发泄心理。我总是觉得，我们要拿出一个真实的、可信的、有说服力的，不要去刻意地拔高也不要刻意地贬低，这样的说法反而是最有说服力，反而是让更多人接受的，反而有利于无论是哪一方力量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过度的宣传，达到的往往是反效果，我从大学一步一步过来，对历史的接触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最早无限度地接受当时历史书的讲述，这是毫无疑问的，认为中共是抗战的，国民党是不抗战的，中共打死了60万人、抵抗了95%的日军。但后来看了一些材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和现在社会上很多说法上一样，中共基本上是没有抗战的，会进入这样的宣传路径。但看到更多的材料后，对中共抗战的定位，对整个抗日战争国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会定位在相对比较中间的立场——我认为这场战争所有人都付出了努力，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现在我也很疑惑，有些宣传需要这样去做。但如果我们更加客观地面对历史，这个“客观”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很多人已经建立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一些宣传性的说法，这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不太清楚，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我会本能地认为这是不好的。但如果作为政治考量和其他考量，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思考的，这不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所能够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