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托邦丨百无一用的打狗棒：江湖政治信物衰落与重新发明

一、信物的权威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信物形形色色：天子六玺、白旄黄钺、印绶兵符……戏文里的尚方宝剑更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大有“皇帝金扁担不出，谁与争锋”的气势。

政治信物就是底气。只要这玩意在手，就能玩出“爽文”的花样。西汉朱买臣任会稽太守，非把印绶藏在怀里，微服赴任。大家都不把他当盘菜，他慢慢把绶带一露，就像刻意露出奢饰品内衣的商标。大家的眼珠子慢慢瞪圆。等大印啪地亮出来，一个穷汉逆袭的爽文故事就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隆重诞生了。

鹿鼎记中的一幕与这个故事颇为类似。气焰嚣张的假太后看见从韦小宝身上掉落的五龙令后，立刻像耗子见了猫，惊惧不已。韦小宝化身“尊使”，享受了一把“只有当年顺治老皇爷可比”的待遇。

金庸江湖中的政治信物也是多种多样，功能众多，不仅仅是让主人公拿来“逆袭”的。它们往往具有鲜明的帮派文化特色，起到了文化标识和身份认同的作用。如丐帮最高权力信物“打狗棒”就明确标识了他们“行乞”的身份。内服鹑衣、吃稀烂的食物，均是与此相关的文化体现。

也有一些政治信物是帮派创立祖师遗留下的私人物品。如峨嵋派郭襄的玄铁指环，泰山派东灵道人的铁剑，恒山派晓风师太的经书、木鱼、念珠、短剑。这些私人物品代表着帮派的独特文化传承，蕴含着一种家族特色的历史情感。明教的圣火令虽非教主私人物品，但上面那些近乎花纹的波斯文字却昭示了中土明教源自波斯的历史，尽管大家谁也看不懂。

开宗立派，离不开独门武功。而政治信物，有时也是武功的符号化与具体化。看到绿莹莹的棒子，自然能想到三十六路打狗棒法；看到铁铸手掌令牌，眼前就会浮现出那对横行湖广的铁掌。如果说武功绝学是一个门派的文化肌理，信物就是对门派文化的概括和提炼。

当然，政治信物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赋予权威。新掌门帮主登位，接过政治信物，具有多重含义。

第一是权力的传承。你手中的权力不是自创的，而是源自于创派祖师，具有历史合法性。但你也受到帮派“祖宗之法”的规范与约束，同时承担着振兴帮派、捍卫帮派独特历史文化的义务。

第二是权力的行使。信物即权杖，此刻你已拥有最高权威，权杖在手，“如祖师亲临”。你处理帮派内外大小事务，不是一个人，背后有祖师爷的鬼影在为你撑腰打气。钦差大臣是“代天巡狩”，你则是代替另一个时空里的祖师爷行事。纵使是帮派中的元老宿耆，也必须要服从你的权威。

第三是程序与象征的意义。你唯有信物在手，权力交接才算圆满，手续才是办完。如果政治信物遗失，即使你获得群雄服膺和一致拥戴，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张无忌在缺少圣火令的情况下接掌明教、丐帮在没有打狗棒的情况下推举帮主，总像是待售生肉上少了“检验合格”的蓝色印章。

信物还可以作为帮主、掌门的权力分身。古代皇帝常假节于臣子；帮派负责人也会将信物暂借给门人弟子，以执行临时任务。有些帮主、掌门还会制造次一级的权力信物，以方便使用。令牌、令旗，皆属于此类。

这样看来，似乎政治信物非常重要。但有时候，帮主和掌门又希望它非常“不重要”。

二、信物带来的束缚

江湖中的政治信物，其实具有两面性。它既是权力的加持，又是权力的约束。它赋予了帮派执掌者神圣的合法性外衣，但也给帮派执掌者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束缚。政治信物反复提醒着你手中权力的来源和历史根基；帮派成员对政治信物的敬畏代表着他们对于历史、习俗、特殊共同体文化的信仰。与之绑定的是帮派的创立宗旨、文化风格、门规戒律，你是很难任意废止和修改的。

这有点类似于福山对早期欧洲法律的分析，这些法律有一个超越世俗的神圣来源：“法律的最初理解，即制定者是神权、古老习俗或自然，指的是人们不得更改法律……”在此前提下，人们能够做的是“可以为特殊情境作出妥善解释”。（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帮主掌门也不能公然违背帮派规则。如果其意愿与规则不符，只能从既有的规则框架内尽量找出漏洞与缝隙，走出变通的道路。乔峰贵为丐帮第一人，却无法赦免“叛乱”的四大长老。因为“不能坏了历代帮主传下来的规矩”。乔峰只得援引另外的法条“帮主自流鲜血，洗人之罪”，通过自残的方式达成目的。那一刻乔帮主不再是好饮的汉子，更像是美剧里的“风骚律师”。

“历代帮主传下来的”，除了规矩，还有打狗棒。金庸无数次说过，这根竹棒“晶莹碧绿”。如此晶莹，不知是被多少前辈帮主盘出了包浆。打狗棒拿在手上，你随时能感受到历代帮主的体温，就像孙悟空随时能从紧箍上感受到师父的关怀。

孙悟空有多希望挣脱紧箍，权力的执掌者就多希望政治信物“不重要”。他们希望更少的权力束缚。这不仅让他们自己缺少大权在握的快感，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裘千仞严守帮规不敢登上中指峰，导致他连擅闯禁地的敌人都抓不到。他气得跺脚骂街，心里最想骂的大概是当年制订规则的前辈师尊：老家伙为什么没想到给规则加个“补丁”呢？

另外，武林中人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帮派领导者是个能力出众、具有超凡魅力的高手，而不是仅凭一件祖师爷开过光的古董在手就可以任意得瑟的庸手。惨烈的江湖厮杀和尔虞我诈的武林内斗也使得帮派高层希望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有识之士手中，唯有此才能使帮派兴旺发达，在江湖博弈中获取更多资源。这个过程尤其需要领导者审时度势、乾纲独断，因此大家均不希望以信物为代表的传统习俗成为阻碍权力行使的桎梏。

因此，从理论上说，在希望信物“不重要”这件事情上，很多人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这背后的实质是对一个现实强势人物的呼唤：有人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强势人物，有人希望自己能够追随这个强势人物。更多的人则希望，自己的帮派在强势人物的带领下愈加兴旺。

于是，“强者”压倒了“传统”，政治信物的权威开始衰落。

三、“强者”压倒“传统”

射雕时代的丐帮，与乔峰时代有了许多不同。在君山轩辕台大会上，就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政治信物和权力传承的理解，具有了新的内容。

彼时杨康掌握了最高权力信物打狗棒，却并未获得一致拥戴。黄蓉自称会使打狗棒法，众长老却不具备判别能力。群丐在杨、黄之间犹疑不决，最终的方案竟是由诸长老与黄蓉比武定是非。难道被胖揍一顿，你就能认出打狗棒法了？轩辕台大会俨然变成了“比剑夺帅”的封禅台。

在这个事件中，人们面对至高无上的政治信物，却没有将它的权威视为“绝对”的，而是会思考、犹疑，甚至有意无意为黄蓉这个“异议者”营造了发出异议的场域。

群丐对杨康产生猜忌的原因较为复杂，他下令南撤、有碍抗金大业乃是主因，但武功低微、性格轻佻也是因素之一。他显然不具备一个强大领导人物的风采。黄蓉被蔑指为“欺师灭祖”、杀害帮主的“帮凶”，在真相未明、嫌疑未完全洗清的前提下，“比武定是非”的解决方案却被提出，也暗示了“武功实力”成为获取帮派权力的重要因素，信物的权威也许不再是决定性的。数十年后襄阳英雄大会，丐帮在打狗棒缺失的情况下，选举帮主的方式真的竟是“比武打擂”。若把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看，也许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逻辑了。

政治信物权威的衰落，更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张无忌时代的明教。圣火令本是明教的“传代信物”，有如皇帝的传国玉玺。教主若无圣火令，便是“有权无令”，“做得颇为勉强”。前任教主阳顶天的遗命重获此令者才能担任教主，还要专门加一句“不服者杀无赦”。教中群雄在争夺统治权时，也爱拿这个令牌说事儿。圣火令的重要性，被铺垫到无以复加。

可一旦有个武功盖世、深孚众望的英雄被推为教主，明教群雄对圣火令的态度立刻理性而实用起来。

“日后倘是本教一个碌碌无能之徒无意中拾得圣火令，难道竟由他来当教主？”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圣火令的未来重现影响了现任教主的合法性，众人是可以对圣火令的权威进行质疑的。

“将来若是有变，再作道理。”这已经为未来推翻圣火令的权威做了心理准备。

远在海外的谢逊对政治信物的态度更加轻蔑。他先是对波斯使者手中的圣火令百般质疑、抗拒，当对方提出“见圣火令如见教主”时，他竟近乎诡辩地强调自己双目已盲，瞧不见，自然也就不存在“见”圣火令的问题。

是否重视政治信物，事实是人们在“有名无实”和“有实无名”之间的取舍。光明顶上群雄表达对圣火令的轻视，是出于对张无忌这个实力强劲的“无冕之王”的爱戴；谢逊轻视圣火令，是出于对波斯总教的不屑，不希望中土明教的发展被总教以一些虚名束缚住。

与对圣火令权威的轻蔑相匹配，明教群雄对神圣的传统教规也开始轻视起来。

明教中本有一条铁律即“（光明顶）秘道是明教的庄严圣境，历来只有教主一人，方能进入”，此乃“教中决不赦的严规”。前任教主阳顶天私自带夫人偷进秘道，亦被指责为“阳顶天犯了教规”。说明教主也不能违背或更改这条铁律。

可数十年后，教中大佬彭莹玉在号召大家拥立张无忌为教主的同时，竟说出这么一句：“倘若教主有命，号令众人进入秘道，大伙儿遵从教主之令，那便不是坏了规矩。”从审时度势、事急从权的角度考虑，这个提议合情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提议一旦被众人接受，新任教主张无忌就被授予能够废止传统规则和破坏神圣习俗的至高权力。教主已经凌驾于明教的传统之上。教主是活的，教规真的变成了死的。彭莹玉大概自己也没想到，他上下嘴唇一碰，竟从法理上改变了明教教主的权力地位。

张无忌的出现，使得圣火令和古老教规、传统习俗的地位大大降低，背后的实质是明教上下渴望一个政治上的强势人物可以结束教派分裂，令教派中兴，再度威震江湖。在这个过程中，群雄自然不希望英雄教主受到任何掣肘。对强者的呼唤，终于压倒了对传统的尊重。政治信物，近乎百无一用。

同是一教之主，阳顶天带一个人到秘道里去，却要偷偷摸摸，唯恐在履历上留下污点。张无忌带千百人浩浩荡荡开进秘道，却理直气壮、传为佳话。倘阳教主泉下有知，大概会被气得“走火入魔，自绝鬼脉”吧。

四、信物的再发明

当政治信物和传统习俗日益变得“不重要”，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种顺理成章，一种出乎意料。

顺理成章的后果是，随着传统的力量式微，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江湖中的强者。野心勃勃的帮派执掌者将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力。传统值几个钱？不过是衬托帮主掌门高大形象的背景板。信物算什么？不过是限量版的文创产品或手办。整个帮派的历史成了一种可以被任意发明的新事物，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雪山派掌门白自在干脆将祖师爷筚路蓝缕的创派历史斥为“骗人的鬼话”。他自诩武功盖世，“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古往今来，没一个及得上我”。他还拥有任性而不被约束的权力，围观群众和门下弟子但凡对这些怪诞说辞稍有异议，立遭杀身之祸。

日月神教的武士根本不知道东方不败之前还有“历史”这种东西存在，“到似日月神教创教数百年，自古至今便是东方不败当教主一般。”任我行和丁春秋都也爱和历史较劲，皆被部下和弟子称为古往今来第一高人。任我行不仅要“一统江湖”，驯服空间，还要加上“千秋万载”的前缀，征服时间。

他们均不屑同当代人物或本门前辈相比，白自在认为自己的武功远胜达摩老祖和张三丰，任我行坚信自己超越了孔夫子、关云长、诸葛亮。任我行要挑战的，甚至都不只是武学的历史，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他们眼中，是灿灿星汉、茫茫沧海。

传统的失落，不仅仅会影响帮派内部，也会导致整个江湖风气的变化。一些曾经非常重要的江湖共识和侠士品格会被渐渐遗忘。例如“戒仕”、“远离皇权”曾是武林中类似“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认知，可到了《鹿鼎记》时代，“与政治势力绑定”竟成了江湖人的宿命。杨溢之和金顶门好汉唯平西王马首是瞻；柳大洪等西南侠客甘为沐王府驱驰；天地会群雄都可视作为郑王爷办事。

《飞狐外传》虽是金庸写作生涯前中期的作品，但其中描绘的生态能让我们更有效地想象“戒仕”传统失落之后的江湖世界是何等的卑微。投身公门不再是羞于提起的事。能在官府当差，便可“青云得意”，不把“身在草野的同门师兄弟放在心上”。跟上福大帅，更是“有了极强的靠山”。

另外，不是所有帮派都像少林、丐帮一样，有悠长的历史传统、不朽的光辉记忆。也不是所有掌门人都像任我行、白自在一样，身负惊人的武功，威震内外。名门大派希望政治信物“不重要”，可大多数普通帮派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信物。没有政治信物，也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来自于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如何建立权威、令门人弟子服膺，成了一个难题。

自己的地位不够神圣，拳头又不够硬，借助一个更高的外在的权威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不失为一个成本小、收益大的策略。谁的权威更高？最高莫过朝廷。而江湖中传统政治文化的衰落、人们对古老“戒仕”习俗的遗忘，也为众帮派掌门接受朝廷的荣赏扫清了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制造新的政治信物的过程。朝廷御赐之物，将成为帮派至宝。当二十四只御杯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上亮出后，众帮主掌门无不趋之若鹜、奋力争夺。他们所想的是“所执掌的这门派的威望却决不能堕了”。如果无法获得御杯，“自己回到本门之中，又怎有面目见人？只怕这掌门人也当不下去了”。

虽同是文创产品，但在另一种政治理解中，被乾隆皇帝开过光的自然比祖师爷开过光的要有价值。一旦御杯在手，不仅是帮派的至上荣耀，也是帮主掌门本人的至高功绩。御杯将成为新的政治信物，世代流传；夺取御杯的帮主掌门个人也将成为中兴本派的大功臣，名垂于世。

正如一位掌门人将“捧得御杯”视为“向孩子们交差”，随着有皇权加持的新的政治信物被发明出来，帮主掌门面对自己的门人弟子，再没有任何合法性焦虑。

我们可以想象，若没有程灵素大闹掌门人大会，御杯将成为江湖众多帮派的传世信物。每逢重大节庆或权力继承，一系列神圣仪式会围绕御杯被生产出来。

当江湖群雄一本正经地对着金凤杯或银鲤杯三跪九叩时，他们大概不知道，在另一个时空里的北宋丐帮，有位吴长风长老也曾获得过朝廷大帅的“记功金牌”。这块金牌没有成为帮中圣物，而是被拿去卖掉换了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