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日本⑦｜安倍不来了，中国的“安倍期待论”该清醒了

8月2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将不会出席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也不会在9月3日前后访问中国。

8月20日，北京“阅兵蓝”引起网民关注，但这一天有消息牵动“战略论”粉丝神经的消息：外交部确认“没听说安倍9月访华的事”。似乎是一种集体心理干预，有媒体在19日就根据“安倍来的可能性不大”发表社评，呼吁中国人不必追求“欢天喜地”的气氛，而要“以平常心迎接大阅兵”。

如此论调本身就极“不平常”。在新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史上，国际联络最多见的是1950年代与苏联最高领导人相互祝贺，这符合盟国战胜的历史正义原理。在日本与中国等受其侵略战争之害的东亚国家仍未正式达成和解情况下，日本首相参加中国抗战庆典的“盼头”原本就滑稽，“安倍期待论”暴露了缺乏中日关系史常识和客观国际比较视野的媒体病。

日本的“伪和解”外交谋略

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并屠杀平民、虐待战俘的反人道主义战败国，经过战犯审判、领土处置、受害赔偿等国际政治、国际法程序，与战胜国、受害国达成和解而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后，才可能被接纳与战胜国共同庆祝、纪念超越战败、战胜二元对立概念的“战后”。

德国领导人参加盟军诺曼底登陆纪念、俄罗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红场阅兵，就是以“战后和解”为前提的。

因参拜靖国神社、拒绝钓鱼岛问题谈判、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安倍首相，在历史观、地区政治的基本立场上蔑视、敌视中国。只有交涉解决了战后处理遗留的战争责任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国才能取得与日本平等的尊严地位，反之，就是东亚战后无和解而仍陷于冷战政治泥沼的确证。

正因为如此，中国媒体多有从德国事例推导邀请安倍参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之为必要的“大国战略说”、“和平外交论”，其实是空想。无论中国如何强调“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同中日关系挂钩”，日本保守政治家也不会钻进由于礼赞抗日战争胜利而暗示“战败国”、被他者化的纪念仪式框子，必然找借口和机会作出并不愿接受邀请的矜持乃至高傲、以逸待劳姿态。

但在现实外交利益的逻辑上，这种姿态又有某种表演性：事实上，日本一直争取“首相访华”机会，藉此积累首脑会谈实绩，谋求在参拜靖国神社、拒绝钓鱼岛问题谈判的前提下达成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尤为要害者，这种“再正常化”恰逢战后70周年，就被赋予了“中日和解”以“终结战后”的意义。拒绝谈判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是日本的“伪和解”外交谋略，日本的“上算”是，如果安倍首相最终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日本在将来就可能以此为理由拒绝一切战后遗留问题交涉和“历史认识”批评，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成为日本“普通国家化”的路径和指标。

在这种形式暧昧的“伪和解”语境中，日本不断释放疑虑中国庆典有“反日”性质以及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安倍行程的试探信息，事实上是明言提出了干涉南海局势、要求东海“中间线”划界、让中国接受被国内外批评为无诚意道歉的“安倍谈话”等等要价，即希望“伪和解”局面得到肯定。

但日本的伪和解外交谋略并不能在东亚通吃，面对韩国的“慰安妇问题”交涉，不仅外交谈判形成了某种可能的谢罪、赔偿意向，日本在野政治家也接连前去表示“可耻”或直接下跪，足以成为政府妥协的铺垫。日韩最终妥协安排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之后，显然便于规避日本区别对待中韩要求的外交风险。这种区别对待本身就是不尊重。

战后日本的蔑视中国观

日本的蔑视中国观是战后历史的产物。

在政治精英方面，日本本来面临着中国的清算，中国作为战胜盟国一员，即参与占领、主导战争责任处理。但中国解放战争和大陆、台湾的分裂使中国被排斥于战后议和进程之外，有着列强外交经验的日本政治精英诱导“一个中国”的主权承认取代战争责任清算。

他们先主张战争损害适用于大陆而拒绝了台湾蒋介石政权的赔偿要求，再谎称台湾蒋介石政权的“以德报怨”适用于“全中国”，以所谓“中华民国放弃赔偿”之说否认大陆有要求赔偿的权利。甚至，日本领导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还以“添了麻烦”表述战争责任认识。而之所以如此，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长说明：已经是1972年了，与刚战败时日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心情上要竭力保持民族的荣誉和自尊。作为经济大国和冷战政治优势的一方，日本突破“战败国外交”政策框架，轻视中国的“荣誉和自尊”。

在知识精英方面，战后初期的日本论坛扫除了传统的、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支那学”，而一度形成赞扬、憧憬革命的“清新”中国观。但不久，中国“向苏一边倒”、加入朝鲜战争就引发出赞否对立的二分化局面。

整个60年代，随着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台湾海峡危机、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印战争、试验核武器、日共与中共决裂、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到1970年代初的中美秘密外交，使日本政坛憧憬革命的左翼理想主义中国观黯然沉寂，右翼思潮突起，通过否定毛泽东、批判文化大革命来否定社会主义、批判中国。与负面的蔑视中国观成为主流的同时，为了回避赔偿义务而否认战争责任和侵略加害事实的反华话语也开始大行其道。

这是可以辨识的当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源流，而它与蔑视中国观有着量变积累质变的伴生、促生关系。

“实力决定论”解决不了和解问题

战后日本借助于美国冷战政治战略，对被分裂的、落后的其前殖民地韩国也是蔑视而否认加害责任的。但全球冷战终结之后，韩国立足于政治民主化和人民主权、国民人权的正当性，与日本否认帝国主义加害责任的历史观进行坚韧斗争，“慰安妇问题”交涉终于在战后70周年看到了有尊严解决的希望。

乘日本民主党代表向朴槿惠总统表示“可耻”、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下跪于韩国抗日烈士纪念碑之势，如果预计于10月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谈得以实现，韩日两国很有可能经“慰安妇问题”交涉达成日本正式赔偿、谢罪结果的和解。而随着和解的成立，日本领导人参加未来韩国光复纪念仪式便可以期待，这将是战后东亚国际政治文明自主进化的第一缕曙光。

与之形成反差并越发尴尬的则是持续伪和解的中日关系，但中国舆论尚缺少清醒认知。在鸠山前首相向韩国抗日烈士纪念碑下跪之后，有中国报纸慷慨盛赞“是日本最有尊严的瞬间”，似乎对于中日关系的落后全无意识，甚或还从“中韩的国家力量都已今非昔比”之类的“实力决定论”暗示中国也同样光荣。事实上，韩国赢得尊重是其努力以具体问题的政府间交涉和公民外交行动改变日本蔑视韩国观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韩国一直真实地坚持着不解决“慰安妇问题”就拒绝首脑会谈的凛然姿态，而这的确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子的理解以及必须采取和解行动的共鸣。

也就是说，“实力决定论”并不符合日韩关系实际。而从中日关系来看，“实力决定论”更乖离于日本蔑视崛起中国的现状，这种无异于“明日复明日”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应该被“责任行动论”所取代。

（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