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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群题辞册》:“反蒋”的暗线,藏在邓演达的朋友圈里
如果不以“闽变”作为搜藏的画线,那倒可以以“反蒋”作画线。但如果只是从理念上说这条“反蒋”的暗线,总不如从实践中的人事脉络上来加以说明。那就得找出一个《题辞册》上没出现的人,但他和上述的每一个题辞人都可以说是气类相感,理念相连。而这个人就是邓演达。
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滇西博物馆领衔筹办抗战文物展览会。其间当事不耻下问,祈小轩征借有关文物。以事关大义,义不容辞,乃恭检所藏,用以应命。数十品中,有八开墨迹题辞册,而题辞者大都为战时砥柱,其关系之时、地、人皆有足记述者。然当时展览限于篇幅,未及详言。今翻阅展览图档,忽兴补跋之念,谨掇短文,用申微慕,亦兼飨读者。
该册题者有﹕周恩来、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黄琪翔、萨空了、张文元、黎寄吾。而受题者是文尧先生。
首页是周恩来行书题辞:模范的广西,现在已成西南抗战的重心,今后必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无疑。文尧先生,周恩来。廿七,十二,九,于桂林乐群社。
题辞一句计卅二字,连题款也只是五十字。当中逗作三个分句,说出了三层意思,就是环绕着桂林的过去——现在——未来而说话。首说“模范的广西”,是指十年来广西的建设。因其时广西已有“模范省”的称誉。“模范”一词是始见于1936年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的考察报道。其时广西是政简刑清,苞苴不行,广受称赞。
像胡适在《广西的印象》文中也说:
“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又云﹕“上至省主席总司令,下至中学生和普通士兵,一律都穿灰布制服。”“提倡俭朴,提倡土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
按﹕胡适说的“灰布化”的土布,是指当时广西大小官员以至庶民,都自奉俭素,是当时广西的风气时尚,也即是和谐建设的精神所在。所以,周恩来题辞首冠“模范”两字,是对蒋桂战后十年的广西建设的肯定。本来,周是从延安过来的人,类此艰苦奋斗的现象,该是司空见惯而知之稔矣的。然周仍袭用国统区对广西惯用的称呼以表达推崇。这可视作是周恩来儒雅亲和和虚心的本性,他谨言慎行,就是不会有像列宁、鲁迅那种峥嵘和挖苦的词锋。
接着的第二分句是﹕“现在已成为西南抗战的重心。”
这话出自胸罗全局的说法,说出整个形势。其时是1938年11月,上海、广州、武汉已相继沦陷,抗战已进入相持。桂林是能连通西南、华南的枢纽城市。海外战略物资,也只能由越南海防入口桂林,或者由香港进入桂林。桂林成了抗战的生命线。地理因素令桂林变得重要,此外也有政治因素和人文因素。周恩来的题辞是一个时局判断。
句末说,“今后必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无疑。”是又重提“模范”两字,是鼓励和祈望,其“必”字反映出题辞者的判断和信心。这不仅仅是善颂善祷,也是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考诸日后广西的表现,也确实不负周恩来的所望。就在题辞后不久发生的“桂南会战”、“重夺昆仑关”就是证明。而且“桂南会战”是没有共产党参与的战事,让人看到一种周恩来式的统战功能在起作用。在此,且插叙一说“桂南会战”。
桂南会战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距周恩来的题辞未及一年,当时日军集结十万兵力,在钦州登陆,攻防城、钦县,再越过十万大山攻陷南宁、昆仑关。我方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反攻,而李济深、陈诚为之协助督战。使蔡廷锴任东路军总指挥,夏威为西路军总指挥,徐庭瑶为北路军总指挥,三路围敌于邕江北部。12月18日拂晓开始三路夹击, 经四昼夜苦战告捷,毙敌四千余人,收复昆仑关。由于我方是仰攻,伤亡多达一万四千余人。此役可谓壮烈,也可谓惨胜。而衰颓的人心,因以鼓励。
是役也,诚如周恩来题词谓(桂林)必成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的预言。
周恩来题辞后面的题款是:“文尧先生,周恩来。廿七,十二,九,于桂林乐群社。”
据知,这位受题人文尧先生就是乐群社的经理。然则乐群社又是怎样的地方?
乐群社在1930年代初由程思远创办于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是该社正副理事长,而程思远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兼乐群社总干事。乐群社是酒店式的俱乐部。而桂林的乐群社建于1935年,是广西政府的高级招待所。中有住房、餐室、电影院、茶座、球场等。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到桂林曾下榻于乐群社。程说﹕
我是桂林乐群社的理事长,乐群社主楼三层是接待部。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冬第一次到桂林时,也曾住过乐群社,他就是在那里接见陈迩冬的。主楼左侧有中西餐厅,右侧是一小礼堂,原来专演话剧,后改为放陕西片的场所。特别是晚上的“草地会”,是桂林文化人会友品茗的好去处。(见程思远《我的回忆》142-143页)
然而,现时的一些记载,都说周恩来三到桂林(解放前),均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市的桂北路138号)。人们有怀疑,在乐群社这个新桂系的巢穴之地,怎会让周恩来和他的秘书、机要人员、电台、警卫等能够有所方便?何况周恩来更要接见地下人员。人们颇怀疑程思远所云,质疑周恩来是否曾住过乐群社。
但册页为七十多年前的历史提供佐证。要是周恩来不住乐群社,那乐群社的文尧经理何以能夤缘得到题辞?
而这次是周恩来初到桂林,查其行程,第三天(12月6日)是应蒋介石约,第五天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第六天,曾在乐群社为乐群社经理题册。
翻过一页,李济深的题辞云﹕别来国事不堪闻,逝去流光忍细陈。无限江山无限恨,重游羞作避秦人。
“羞作避秦人”,其意是要申明他所持的并不是遁世观念。揆诸桂南会战,先生与陈诚合力襄赞白崇禧,帷幄运筹,功在史册,当然不是什么“避秦人”,他这话只是“避秦人士却狙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也是以桃源反喻桂林山水之美。
周说桂林是“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那是纯指抗战军事而言,而今李济深的诗却是从人文角度来说桂林。事实上当时的桂林已有“文化城”的叫法,这且要解说一下。
在广州失守之后,桂林已成为大后方之枢纽。从前桂林人口仅七万,1938年底(即题册之时)已激增至十二万,这就使该城的救亡文化盛况空前(至于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士撤到桂林,人口达三十万,那是后话)。桂林被称“文化城”,这当中必有大力人士为之造就施为,而这些缔造的衮衮诸公,当中就要数李济深。
当时和逃难文化人联系的主要是李济深、李任仁、陈邵先等元老人物。文化界有疑难总是找李济深帮忙解决。像周恩来这次到桂林,李济深就为周举行了欢迎会,也与周同场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而周的统战工作也是以李济深为重点。李济深甚至和何香凝一起领衔,为左派“文协”发起国旗筹金游行,与柳亚子、田汉和一些地方知名人士走在队前。李济深在桂林确非“避秦”,而是在“狙秦”,他在运筹帷幄之余,还和老百姓同呼吸。
接着一页是蔡廷锴将军的题辞。这位百战之身的将军,在《题辞册》上题“军民一致共同杀敌”,虽然“一致”、“共同”微嫌重复,但将军一语足见军人本色。款署“廿八年元月十五日”。让人缅想戎马倥偬的将军,其挥毫矢言杀敌,这是羊叔子般的裘带雍容,当中就很有横刀草檄、倚剑题诗的况味。
再又翻上一页,那是黄琪翔将军的题辞。
黄琪翔将军(1898-1970),广东梅县人。北伐时任第四军(“铁军”)军长,他追随邓演达,后参加“闽变”,也参加“八一三”抗战。1943年中国远征军建立,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1944年5月发动“滇西缅北战役”,苦战逾半年,歼日寇精兵五万余,收复失地两万四千平方公里,战果震惊中外。后来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的“自由勋章”。而战争结束,黄琪翔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是真个解甲归田。1957年被划为右派,晚年躬逢“文革”,又饱受凌辱,天天被罚洗厕所,做苦役,要检讨、要请罪。终于侘傺以殁。读宋人辛弃疾贺新凉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仿佛为今日黄琪翔将军作咏。又再翻一页,也是一位将军题辞,那是陈铭枢将军。题辞曰﹕
岁岁南朝祀岳神,石顽依旧寺容新。风云络绎移居者,莫道桃源可避秦。游南岳绝句之一。“认”误写“道”。文尧先生。陈铭枢。
陈铭枢在军中人称“佛爷”,缘于1922年6月,陈曾离开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赴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佛。取法名“真如”(后来沿用)。题辞册上的“石顽依旧寺容新”,渊渊见道心。所谓诗的大意是指“寺容”历久翻新,那只是俗人的趋慕,其实并无功德可言,因为法性并不在此。而“石顽依旧”倒是喻得法性的所在。以“寺容新”比对着“石依旧”,那就是现象和本质的比对,是能形象地说明,这就像法藏以镇殿的金狮子为例向武则天解喻﹕“狮子相虚,唯是真金。狮子不有,金体不无。”
此外,题辞册的最后尚有张文元画,画题“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也有萨空了行书题辞:“贡献力量于抗战就是自救。”但以篇幅关系,在此不详论列。而到此,《题辞册》本身已可为我们引申出问题。首先,《题辞册》可能是经过选择性的汰留。因为册主是“乐群社”经理,而“乐群社”实为桂系高层聚集的俱乐部,何以此《题辞册》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桂系人物题辞?说到此,也许旁人会用李济深的题辞相质。李是广西人,但不等于就是桂系。李和桂系人有渊源,深受桂系的尊重,桂系人士长期以来都唯他马首是瞻,但作为桂系重要人物的黄绍竑也公开说过,李任公不是桂系。其实李济深一生功业都在于广东,他以广西人而能在粤军中做事,当时也让许多人惊讶。说远了,我只想从《题辞册》上有桂系题辞与否,用以证明《题辞册》是否因惧祸而有过汰留。
似乎《题辞册》的汰留是把“福建人民政府”的重要官员题辞保存了下来。且让历史“倒带”,在当日“闽变”大会上宣布﹕李济深是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席,也兼任最高法院和国卫局的主席。陈铭枢、蔡廷锴、黄琪翔等十一人为国府委员。当日成立大会上,大会主席团主席就是黄琪翔。而上引的几位重要人物,又恰是题辞册上的题辞人。
凑巧吧?当年“闽变”的几个主要人物的题辞都被留了下来。这事有趣,也有些苦涩。许多朋友见了这《题辞册》,都设想《题辞册》主人在汰留之间,可能对“闽变”有另一种的价值钟爱。
其实,“闽变”是个尴尬的苦果,许多当事者后来回忆时都没理直气壮,都是乏劲。记得1960年代以理论和辩才见称的胡秋原在和李敖笔战时,李敖就揭胡秋原的“疮疤”,说他曾是“闽变分子”。李敖说的是事实,胡秋原学问好,但急了,却变成“好辩而不得已”的样子,就是不能理直气壮,而只能是招架之功。大概是台湾在“戡乱”时期,“闽变”两字仍有杀伤力。这杀伤力不是来自民间,因为“闽变”时台湾人尚是日治,没人懂呢!幸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不管这陈年老账,胡秋原仍是当他的“立法委员”。
可见,任何政治行动,总要有深厚的学说和实践的证据作支持,否则难以“大声夹恶”。这道理推置于收藏界亦然。
我曾见过当时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的回忆录手稿(未出版),对“闽变”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成立人民政府,十九路军全军将士是莫明所以的。上层官长,我与戴孝悃(戴戟)反对最力。只是戴孝悃乃是本军最高将领,明明表示反对此,可以摇动本军的军心。当局为弥缝计,引诱孝悃至福州,强任以人民政府委员,而我呢?解除参谋长后,迫令我住厦门就漳厦警备司令。到了人民政府成立后十日,有令凡在职军人概要加入救国大联盟,到了这时,我坚决表示反对。我才不肯盲从,乃免除警备司令调为厦门市市长……
可见,“闽变”的主事者的命令主义和神秘主义,不仅观者会不以为然,连与事者也感到吃不消了。这位回忆稿的主人黄强,原是陈炯明秘书,后又成为十九路军参谋长,对于“孙陈交恶”和“闽变”,都是他身世的遭逢,在回忆稿中,是有很多慨乎言之的话。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闽变”也是一个尴尬的苦果。据《周恩来年谱》载,在事前和中共是有沟通的。年谱中就有1933年8月蔡廷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陈公培)到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的事。同年9月22日,周恩来也曾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便了解蒋光鼐、蔡廷锴的真实意图。但直至“闽变”在1933年11月20日发生了,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而王明的关门主义却不予援手,同年12月5日中共的临时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断定“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更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王明的关门主义,令“闽变”变得雪上加霜,也让中共在这事情上失去道德高地。而最近一些资料也显示出﹕共产国际也拒绝了由何香凝为十九路军搭线的谈判要求。
以上说出“闽变”的内涵可议和难处颇多,“闽变”事件只能是唤起同情,而并非能普遍令人愉悦的话题,所以在藏家而言,以“闽变”为汰留对象的可能就相对地少了。
我想﹕如果不以“闽变”作为搜藏的画线,那倒可以以“反蒋”作画线。事实上,从周恩来、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以至陈铭枢,都是旗帜鲜明地反蒋。但如果只是从理念上说这条“反蒋”的暗线,总不如从实践中的人事脉络上来加以说明。那就得找出一个《题辞册》上没出现的人,但他和上述的每一个题辞人都可以说是气类相感、理念相连。这个人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1895-1931)是广东惠阳人,他筹办黄埔军校,参加讨陈和北伐,北伐后以反蒋介石为职志、倡导中间路线、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即“第三党”。于1931年11月29日遭密令枪杀于南京紫金山麓。
且先简说邓演达和册上几个题辞人的关系﹕
按﹕李济深、邓演达、陈铭枢、蔡廷锴、黄琪翔都曾出粤军第一师麾下。例外的是周恩来,周是由邓演达在任职黄埔军校期间,以邵元冲未克厥职,邓曾多次要德国回来的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推荐人材。张拟十五人名单,为首是周恩来(周入中共也是张介绍的)。邓即委以重任。而李济深是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6年任黄埔军校副校长,与邓在黄埔共事。1923年2月,孙中山下令整编粤军,第一师扩建为第四军,孙擢升邓演达为旅长,他固辞,转荐陈铭枢为旅长而自任团长,而蔡廷锴与陈铭枢又是焦不离孟的老搭档。黄琪翔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会有十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等三十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纲领,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而黄终其一生都忠于邓演达。
就这样,邓演达的人脉关系,将能构成“反蒋”的理性长城,那就不只是《题辞册》曾否汰留的追溯,而是要让我们能从更高的历史观点去理解这册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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