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朱维铮先生的课堂

大约每位上过朱维铮教授“中国史学史”课的同学都会在脑海中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朱先生曾经说过，在先秦诸子中，最欣赏庄子和韩非子。朱先生的讲课，也兼具庄子的汪洋恣肆和韩非子的严密逻辑。他跳出历史编撰学的畛域，注重考察史著、体裁、史学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的关系。他的讲授，为枯燥干瘪的时间、人名和书名注入鲜活的灵魂，为年轻学子打开了学术世界的大门。

这个世界，充满了值得探究的纷繁复杂的因果关系，充满了人类过往的上下求索，充满了思想的挑战。

1980年代上半叶的学生都记得，朱先生上课时，讲台上铺着五百字绿色大稿纸讲义，清风识字，稿纸缓飞。1980年代末期以后，朱先生的思考已趋成熟，上课仅带数页提纲，挥手谈笑间，纵横数千年。遗憾的是，后来的学子也因此无缘见识传说中笔迹工整的讲义。

不过，群体记忆是不会被湮没的。

2012年，朱先生魂归道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朱先生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应该将朱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整理出版。这份珍贵的手稿，包含着朱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具体演变过程的真知灼见。朱先生广阔而独到的视野更将为后辈学者提供思想启示，激励后人不断创新。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讲义，就是由朱先生讲课遗稿整理而来。

1950年代，陈守实先生首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

1960年，朱先生毕业留校，担任陈守老的助教。1963年，朱先生和黄世晔先生等继陈守老之后，共同承担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朱先生负责先秦至两宋部分（朱维铮先生手稿，无标题，内容为“中国史学史教学改革汇报”；又见朱维铮先生手稿《从业中国史学史四十年》）。“文革”中断教学十数年。1978年秋，朱先生重返讲台。自此，除在国外访学，朱先生一直主讲中国史学史课程，直到1990年代下半叶。

朱先生上课非常认真，注重师生交流。每学期第一节课，都要发放微型调查试卷，如让学生写出所知道的史籍名称等，以了解学生的课业水平。

在学期中间，朱先生要组织一次师生座谈会。学生人数少，就放在学生宿舍举行；人数多，则改在教室，课桌摆成圆圈，大家围桌而坐。这样的座谈形式，具有平等的象征意义，没有高出地面数十厘米的讲台，没有站立的高大的先生和坐着的矮小的学生，只有平易近人的长者和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促膝相谈的忘年交，气氛热烈而温暖。朱先生请学生挨个自我介绍，畅谈感兴趣的课题或者对老师的希冀。在看似随性的交流中，深入浅出地指导学生如何步入学术殿堂，如何读书做学问。

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期末考试，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诸多期末考试中最具特色。笔者至今还记得高年级学长迎接考试的景象，考前两三天，宿舍里便弥漫着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又翘首以待的亢奋情绪；也记得自己班级准备考试时，大伙忐忑而兴奋的心情。本科生和知名教授接触的机会实在稀少，更不用说一对一的交流。能够和老师对话、让老师记住自己的考试，同学们既新奇又珍而重之，这是求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考试采取笔试和口试相结合的方式。考前数周，朱先生拟出和学生人数相同或者超出人数的试题，学生自选一题，写作不超过两千字的读书报告，是为笔试。考试当天，学生分组进入考场，围坐一圈，按学号顺序，在十分钟内要言不烦地介绍读书报告，再回答教师提问，是为口试。

口试过程移步换景，每个问题都是基于前一个回答而来，学业优秀的同学可以回复六七个提问，一问一答，层层深入，精彩纷呈；敷衍了事的同学遇到两三个问题便已丢盔弃甲。

面试考核的好处，是便于让老师了解学生的知识面、真实水准和学术潜能；也迫使同学认真作文，练习做学问的方法；更给同学接触学者的机会，通过问答得到点拨，引发对学术的兴趣。这恐怕是朱先生十多年来坚持口试的重要原因。许多口试中展现出思辨能力的学生，日后都成长为各自行业的佼佼者。

口试不是朱先生的发明。在中国传统学塾和国子监等各级官学中，口试大义几乎是日常教学必备的考试形式。现代不少学者的回忆录，也记载了念大学时接受口试的经历。朱先生继承了中国古典教育中个性化教学的优良传统，也继承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前辈学者的心血结晶，在新的时代，用亲身实践为后辈学人留下推陈出新的教学典范。如今，很多在高校任职、曾得朱先生亲炙的复旦历史系毕业生，也都效仿老师的面试考核方法，将学术薪火传递给后来的人们。

朱先生初次开设史学史课程时，使用陈守实先生拟定的教学大纲，沿用陈守老的基本见解。是谓“跟着讲”。陈守老是清华国学院梁启超的学生，却率先更新了梁启超创立的中国史学史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朱维铮： 《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2页）。

不过，朱先生也并非完全“跟着讲”。开课前两年，即1961年，朱先生开始协助周予同先生编选《中国历史文选》，通过选择篇目、校点正文、注释典故、写作解题，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国史学的原著和史家传记，熟悉了中国史学的各类体裁、观念和方法的衍变过程。周予老还鼓励朱先生，要重视各篇解题的连贯性，将来可以组合成单行本的《中国史学小史》。 这些工作，为朱先生1963年讲授中国史学史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更重要的是，周予老是经学史家，十分注重史学与经学的关系。耳提面命，朱先生领悟到，要让史学史研究跳出编纂形式的窠臼，必须通晓经学传统的畸变过程，了解经学变化对史学史的冲击。这是朱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的新认识。

“文革”后，朱先生重新思考中国史学史，开始追求“接着讲”。他遗憾地看到，几十年来中国史学史“仍然停留在历史编纂学史的阶段，尽管在某几点上有所突破，但总的来说没有跳出梁启超的设想，即从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史学之趋势四方面叙述，说来说去总是人物、著作、体裁。至于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反映社会存在，史学本身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等等，几乎还没有触及”（前揭手稿“中国史学史教学改革汇报”）。

此时，朱先生“尝试把史学的发展过程，分解成历史记录的演变和历史认识的发展两个侧面”，也就是历史编纂学史和历史观念史两部分，“并将每个侧面分解成几个组成成分，逐一分析史学如何反映社会存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史学中的表现，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在史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等”。

他对根据陈守老教学体系编订的大纲作了修改。首先，按照唯物史观，说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第二，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按照客观史实讲解史学发展过程。第三，注意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力求通过教学给学生作出独立研究的示范。“我总不信问题已经说完，真理已经穷竟，相反却感到许多已成常识的说法里包含着大量偏见乃至错误。例如司马迁和董仲舒的观念是否相反，刘知幾是否反对传统的正统史学，章学诚提倡的史德是否属于进步观念，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史观是否在反对古文经学家的历史观等等，在史学家中几乎都有定论，但据我考察似乎都可提出悖论。”（《关于更新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的想法》，《复旦》校报1980年12月5日第2版）

朱先生明确提出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应该遵循唯物史观。他多次说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最好地诠释了唯物史观的内涵：“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论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5页）

也就是说，吃、喝、住、穿、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各领域互相关联、互相作用。要提高史学史的研究水准，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说清楚史家、史著等文献材料，局限于版本学、目录学的范畴，必须探究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对史学变化产生的影响，如此，才能深刻、洞彻地揭示史学史的历史进程。

朱先生还指出，要论从史出，通过搜集、分析史料来剖析历史真相。他早年在周予同等前辈学者的指导下，接受了严格的乾嘉学派式的治学训练。乾嘉学派之注重材料考据，正和马克思“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567页）。自此，朱先生穷尽一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相结合，成为融汇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杰出学者。

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整个国家处于拨乱反正时期。朱先生高扬唯物史观和“论从史出”，正意味着对“文革”时期“以论代史”、“史学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观点的彻底否定。

1980年代中期前后，朱先生曾几度想撰写中国史学史，都因教学、研究过于繁忙未能完成。据魏达志先生在2013年4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的朱维铮教授追思会上回忆，曾经有进修生听课后，回去撰写中国史学史出版，并赠送给朱先生。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复旦大学历史系决定集体撰写《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由朱先生担任主编。朱先生先行写作数篇论文，发表在《复旦学报》和《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阐述他对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最新成果。这时，他将史学史的内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两大部分，正式扩展为交叉重叠的三大系统：历史编纂学史、历史观念史与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

壮志未酬身先殒，长使后人泪满襟。朱先生生前虽然未能完成《中国史学史》著作，但他留下的上课讲义，吉光片羽，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史学史研究特点：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撰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发表的史学史的许多具体见解，直到今日，仍然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下面列举朱先生的若干见解，以飨读者：

《国语》八语，记载了周王室和春秋七霸的情况。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以各国与周王室关系亲疏为序编次；还有人断言它记录杂乱，残卷遗篇不足道也。朱先生却以为：“历史的编写形式也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因而最终要由社会存在决定。”《国语》的编次，大体追随霸业中心的位置移动，依次记录春秋初年强大的鲁国，前期霸主齐国，中期霸主晋国，后期霸主楚、吴、越三国等等，有着自身的逻辑顺序，绝非杂乱无章（本书41、42页）。

同属反映社会运动的空间形式的史学著作，《战国策》与《国语》不仅记载的国家和地域不同，中心人物亦不同。《国语》主记各国公卿之语，《战国策》则主记战国时游士的策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朱先生分析，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统治集团的组成，已由春秋时代以世袭贵族为主体，转向以出身于“士”的非世袭官僚为主体，商鞅、陈轸、张仪、吕不韦皆属于后者（本书46页）。《国语》和《战国策》主角的差别，便忠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

很多学者重视史家之间的纵向传承，比如范晔和司马迁的联系，但有时会忽略史家生活时代对史家的影响。清代王鸣盛评论《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一般学者根据这一特点，轻易得出范晔继承了传统士人风骨的结论。此论固然不错，但并不全面。朱先生考察范晔的时代背景，犀利地指出，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度，华族子弟凭借血统门第，轻而易举坐至公卿。但是，他们又以不做事为荣，位卑权重、处理实际事务的官职，大都落到寒门子弟手中。《后汉书》中许多貌似蔑视权势的书写，实质上表达的是世家大族对凭借个人能力取得权力财富的政治暴发户的轻视（本书145、146页）。

除了注重从社会存在考察史学史，朱先生从思想文化角度对史学现象所做的剖析，更是在人们轻轻掠过甚至想当然的地方，平地一声惊雷，剥出更为复杂、更贴近历史实相的内涵。

朱先生认为，先秦诸子的历史观对后代历史学家影响很大，所以在史学史中专辟一章进行讨论。他指出，孔子编纂《春秋》，借历史发表政见，追求“春秋之义”，这一做法曾经长期被奉作中世纪官方史学的指导思想（本书61页）。孔子号召“畏天命”、“知天命”，那如何预知天给自己准备好的命运呢？有两个办法，一是观察天上地下种种反常现象，那是天在显示自己的意志；二是天给儒者准备了特别的消息，平时隐藏在历数里面，非常时期便派龟麟龙凤来送信，即孔子晚年盼望的河出图、洛出书、麒麟见。这就是《春秋》在编纂学上除了记录政治事件和贵族活动，还大量记载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本书63页）。

司马迁是史学史研究的热点。遗憾的是，几乎无人讨论司马迁天道变化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和司马迁属于师生，两人都相信天基于某种规律在循环变化，但对规律的判定却截然不同。董仲舒代表着西汉儒家的主流观点，认为天是按照三统说和五德终始说来管理自然和人间，并通过自然现象向人类表达自己的感情。它严分尊卑上下，若人人安于君主专制政体中的等级差别，就是“顺命”；否则，不忠不孝，得罪君父，必定获罪于天。

司马迁却认为，天是按照天文学的规律在变化运行。天人之间存在着相关律，即以数为表现的“天运”：“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朱先生郑重提示读者，司马迁是一位天文学家，曾主持制定《太初历》，这一科学实践“对作者的历史观起过很大作用”（本书87页）。朱先生根据李约瑟等中外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指出，汉代太初后改奉土德，对应的星君为土星，司马迁曾说土星“二十八岁周天”，现在已知土星绕日公转周期的真值为二十九点四六年，正对应着“三十岁一小变”。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五百十六点三三年会合一次，正符合“五百载大变”和《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周期（本书100页）。

朱先生认为，司马迁思想的原型来自战国秦汉天文历算实践的最新成就。这种成就曾被西汉王朝拿来有效地指导着全国的农业生产，从而促进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稳定，曲折地反映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头脑中，便成为解释“天人关系”的历史表现的依据（除本书正文外，还可参见前揭《关于更新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的想法》，见本书附录）。

朱先生厘清了董仲舒和司马迁论及天道之变的理论差异，以及司马迁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拨开了曾被大多数史家忽略的谜团；也让人们看到，在“独尊儒术”初期，司马迁身上依然保持着自由、活泼、求真的学术生命力，展现出一名伟大史家的素养。

从汉朝开始，经学成为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在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里，大部分历史著作如《国语》《战国策》和《史记》等都归类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下，也就是说附属于经部的《春秋》经。朱先生指出：“在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时代，经学研究中间发生的每一重要变化，都必然引起史学的反响。”（本书152页）

经学的变化影响着史学观念的变化。“正统”论进入历史编纂学便源于经学上的纷争。董仲舒将三统说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以论证人间王朝按照黑、白、赤三统的次序替代循环。在西汉初期，三统说为汉朝取代秦朝或周朝提供了理论支持。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同为经学大家，同援三统说，父亲旨在“刘氏长安”，主张以天子多行仁政换取汉祚延续；儿子刘歆则要“革故鼎新”，谓汉运已终，支持王莽另立新朝。这些辩论，无疑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对于东汉统治毫无益处。

班固和司马迁不同，没有违反君主意志而成一家之言的壮心。《汉书》索性回避三统，不谈“天统”变不变，只谈“天统”正不正。根据血统、符命和“成王败寇”的惯例，证明东汉帝室是西汉王朝的“正统”。在西汉经学家的著作中，刘歆的《三统历谱》按照三统循环、五德终始的理论，为西汉以前全部历史（包括传说）构造出完整系统。班固是刘歆的再传弟子，与刘歆政见不同，但对帝王世系的见解如出一辙，他照抄刘书，只删除证明汉运已终的话头。于是，在《汉书》的《律历志》里便出现了从太昊氏到光武帝的正统世系，《高帝纪》里出现了唐尧后人刘邦先人刘累奉命豢龙、“汉承尧运”的世系（本书124-129页）。

由此，班固正式以“正统”论代替了“三统”说。后一王朝秉承天命克去前代王朝的话题消失了，历代史家无不以辨明所书王朝或当代王朝是“正统”为己任。对三国的讨论，《宋书》中出现《索虏列传》，《魏书》中出现《岛夷列传》，都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具体表现。《汉书》理所当然成为断代王朝史的鼻祖，被中世纪的“正史”作者奉为不祧之祖。

经学的变化也影响着史学编纂形式的演化。《三国志注》等史注著作的产生就来自经学启发。东汉郑玄融合古今学派，遍注群经。三国何晏在郑玄等人基础上，首创广集历代各家注释、并附以个人见解的解经法，唤作集解法，代表作为《论语集解》。这一经学上的新动向立刻为史家捕捉和学习，在注释前代历史著作时，广搜史料，并存异说。作者本人对于记录真伪、理论是非所发表的意见，则另行标出。这就是集解式史注。同训诂法相比，集解法能为后人提供更多史料（本书153页）。《三国志注》堪称集解式史注的代表著作，陈寿原书约三十六万字，裴注有三十二万字，几乎是另著一本《三国志》，不仅开创了注史新例，对三国史的研究，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魏晋南朝史学与前代相比，表现出强烈的特色：重视人物分类、人物批评，重视隐逸、独行，重视序论赞语的写作，重视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朱先生指出，这是时代的反映。魏晋盛行清谈，其中关于人性的讨论，就人的本身来研究人在理论上的表现，克服了东汉经学神学化的倾向，给史学以重大影响。使得当时的史学与东汉经学化的史学具有明显区别，扬弃了东汉史学的神学外壳，剥露出人的本性，让史学逐步摆脱了谶纬神学的桎梏（本书163页）。当然，魏晋南朝史学在理论上并未跳出礼教圈。比如，对人物的考评，就是将世家大族品第人物的现实标准移植到史学研究当中（本书146页）。

早期研究史学史的学者，多出身于目录学、版本学，对史学史中的“是什么”钻研得比较透彻，但对“为什么”略显心有余而力不足。朱先生以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经学史的背景，进入史学史领域，别开生面，为学界奉献了有思想史底蕴的史学史研究。这些讲义写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和八十年代早期，今天出版的一些史学史著作，在某些问题上和三十多年前的朱先生已持有类似观点；而朱先生竭力推广的见解如裴注的经学渊源也几乎成为常识；这都让我们感到高兴，正如朱先生所期待的那样，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史学史不断拓展着自身的研究方法、领域和深度，整体研究水准与日俱增。

据1978级学生邹振环教授回忆，读本科时，中国史学史课程讲授一年；朱先生也曾自述，准备了一年的讲义。但自那以降，中国史学史课程都只讲授一个学期，课时少，内容多，朱先生每每只能讲到明末清初。

开课初期，朱先生每年都重新写作讲稿。1980年代中期以后，朱先生观点成熟，不再重写讲稿。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发现的讲稿都写作于19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第二章往往有三四份讲稿，明清时代则只留下数页提示。

对留有数份讲稿的章节，我们选取相对完整的遗稿；有时也根据内容，将两份讲稿的若干章节合为一章；最近几年，朱先生还写下不少零散篇章，也根据内容选取一二，插入讲稿。

对朱先生的文字，我们遵循“只删不增”的原则。即删除作为课堂讲义重复或者发挥太远的部分，不增加任何不属于朱先生的文字。讲稿中的引文，有些标明出处，有些未加标明，我们核对了引文，并标明出处。

根据朱先生晚年的见解和用语习惯，我们改动了若干词组。如，朱先生在1980年代末期以后，以“中世纪”一词代替“封建社会”，我们将大部分“封建社会”改为“中世纪”， “农民起义”改成“民众造反”，“唯心史观”改成“古典史观”， 但亦有几处因上下文关系，未加改动，保留如故。附录中的教学大纲则一字未改，保留原样。特别在此说明。

在附录里，我们收录了朱先生“文革”后重开史学史课程时撰写的《关于更新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的想法》、遗稿中存留的教学大纲和期末口试试题，以及为撰写史学史著作拟写的提纲。虽不完整，但希望能借一斑而窥全豹，特别是朱先生拟定的提纲和口试试题，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朱先生心中的史学史结构、史学史应该包含的主要内容等等，也可以为教授史学史的年轻学者提供参考。

在朱先生遗稿中，我们发现了2004年朱先生为历史系博士生开设“中国史学导论”课程的讲义，代表朱先生对史学的最新认识。因是“导论”，朱先生并不拘泥一时一事，而是打通朝代，上下探寻史学演变规律，兼涉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特别是第七章《历史观念史： 道统、正统和史统》揭示了衡量“正统”的标准由空间到血缘再至文化的变化，值得反复研读。导论还涉及二十世纪史学，提及朱先生本人经历，对后人研究朱先生一辈历史学家尤为珍贵。我们认为，导论可以和中国史学史讲义互补，因而将其一并收入本书。 

（朱维铮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