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谍不休︱王蒲臣逃到台湾曾被要求接受思想训练

逃到台北被要求接受思想训练

1949年5月底，王蒲臣率领青岛站全体人员和家属八十多人撤退台湾。坐军舰从青岛抵达高雄左营军营时，因为一下子找不到民用卡车运送，王蒲臣不得不去左营的海军总司令部找到政治部主任，说明原委。这位主任还算帮忙，不到半个小时就派出三辆大卡车，把他们送去高雄车站，这才来到了台北。

到了台北也不顺利。王蒲臣来到保密局的办事处，意外遭到值日官的拒绝，因为他无法证明自己这些人是奉命撤退的。王蒲臣只好带着这些老老小小，在火车站露宿一夜。第二天保密局出面证明，办事处才派出一辆无棚的卡车，顶着大雨，把他们送到保密局总部所在地——台北芝山岩的一座庙里。王蒲臣算是尝到了仓皇撤退的滋味。

在台北的保密局（1955年改名为情报局），王蒲臣先后担任情报局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和大陆工作发展室副主任等职。从昆明逃到台北不久，王蒲臣收到一项命令，要他去某地接受思想训练，这明显是对他在昆明被软禁导致的不信任。他极为愤怒，认为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眼泪不禁夺眶而出”。随后写信给毛人凤局长，大发牢骚。毛人凤阅后也感到不妥，慰勉后劝王蒲臣回家休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远离了北平，办公室的平静反而使王蒲臣非常不适应，因为无实际工作可做。出于照顾这些大陆来的老同志，保密局设立了一些二线机构，把他们“养”了起来。王蒲臣所在的这些委员会，看上去还是忙忙碌碌的，他们有时考核从大陆来的人员，有时审查教材讲稿，有时做点专题研究、专题报告。不过王蒲臣很清楚：因为对局本部的一切情形甚少了解，所研究的东西，自然隔靴抓痒，多不切实用。五十二岁那年，他甚至写报告给上级，强烈要求工作：“年过半百，精力尚佳，颇欲竭尽绵薄，图报万一。”但是大陆是回不去了，王少将只能在台北的办公室里慢慢消磨。

晚年撰写回忆录成为军统史罕见资料

1962年，六十周岁时，少将王蒲臣退役，从此成了台北的荣民。

大概王蒲臣自己也没有想到，在退休后，他又活了四十三年，比他在军统工作的时间还多了十六年。这四十三年中，王蒲臣旅游、读书、打麻将，优哉游哉。

王蒲臣晚年撰写的有关军统史的回忆录，尤为珍贵，特别是他撰写的《一代奇人戴笠将军》先后在老家浙江江山和台北出版，还有一本自印回忆录《滚滚浪沙九十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披露了不少军统局早期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他本人的一些经历，现在已经成为军统史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另外，他在保密局主办的《健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包括怀念毛人凤的文章等，也已经成为罕见的文献资料。

在撰写过程中，王蒲臣还到处向老友核实有关资料。1999年时，他给已经回到上海安度晚年的张冠夫写信，询问有关戴笠“十人团”的确切名单。王蒲臣表示他有七个版本的不同说法，而张冠夫是“十人团”之一，应该知道真实情况。可惜张冠夫年迈失忆，无法具体证实。

96岁高龄返回江山故乡

1997年，业已九十六岁高龄的王蒲臣，不顾年迈体弱，回到了故乡浙江江山。在老家，王蒲臣受到江山市党政各界的热烈欢迎，见到了近半个世纪未见的亲朋好友，还特地去出生地的老屋徘徊良久。除了大门口一堵砖墙和附近的一口井尚能模糊记忆外，“其余皆已面目全非”。王蒲臣还特别去大溪滩，他少年时坐帆船外出读书的地方，当地小朋友“已不知有帆船之一物矣”。不过半个世纪以来家乡的日新月异，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97年9月22日，王蒲臣来到母校江山中学参观，看到校门口大树上挂有 “欢迎王蒲臣先生莅校指导”的大木牌，激动得连说不敢当。当时王蒲臣捐献七十万元新台币（按照当时牌价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元），设立“王蒲臣助学金”，每年奖励十二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上海，王蒲臣两度与九十九岁高龄的张冠夫见面。他们久别重逢，滔滔不绝地谈了几个小时，“几无别人插嘴的余地”。10月2日，王蒲臣告别上海，张冠夫亲自到旅馆送行。王蒲臣在回忆录中写道：此时此刻大家“心中都有一种感受，希望我们真能再见”。

回到台北后，王蒲臣和张冠夫还是一如既往，彼此信函不断，直到2000年张冠夫去世。

2005年，王蒲臣去世，葬于台北郊区翡翠水库旁的花园公墓。这是台北市的浙江同乡会开办的墓地，1980年开始营业，可以看到昔日国民党大佬、老宁波俞济时（1904-1990）的题字。在同一墓地中，还安葬着毛人凤胞弟毛万里（1903-1982）和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1898-1979）。

2014年11月11日，笔者站在王蒲臣夫妇的合葬墓地，意外地发现，紧贴着的就是张冠夫夫妇的墓地。“生而为友 逝而为邻”，墓地门口的这幅对联言简意赅。在这块有着台北“千岛湖”美誉的翡翠水库旁，这对出生江山的老乡、老同学、老同事从此可以朝夕相处，用老家江山的土话，随意尽情地谈笑了。

（鸣谢台北“国史馆”、台北花园公墓和张守荣先生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