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存最早的中国地图440年后现身航海博物馆

2015年8月20日至21日，“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该会由中国航海博物馆、澳门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开幕式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向中国航海博物馆捐赠了明刻版《古今形胜之图》高仿复制件。该图是西方现存最早的中国地图，也是最大的单张中国地图（115x100 cm），原件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印度总档案馆。

1555年在福建编印，1574年出现在马尼拉，一年后绕过大半个地球抵达西班牙皇宫，这幅诞生于明朝的地图经历了怎样的“奇幻漂流”？图上新增的西班牙文标注，指向天险长江、指向湖广马匹、指向江西瓷器……其中是否暗藏玄机？历史学者大费周章争取授权、复制地图，研究背后有何关怀？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曾求学西班牙，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接洽并促成了西班牙馆方对清华团队复制地图的独家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古今形胜之图》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从福建到马尼拉

澎湃新闻：《古今形胜之图》原图诞生的背景是什么？

李毓中：我们所说的《古今形胜之图》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福建省龙溪县金沙书院的重刻本。它以《明一统制》为依据，为学者研究历史、了解“天下形势古今要害之地”而编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图中空白之处注明了各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尤其是对周边各民族地区的说明。地图的编印者，过去一般认为是大明都御史喻时（1506-1571），2014年学者金国平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应是一个叫甘宫的人。

澎湃新闻：在福建刊印的中国地图，为什么会落到西班牙人手中？

李毓中：1571年西班牙人在吕宋岛马尼拉设立殖民据点，当时的中国与菲岛之间已经存在传统的贸易关系。不少闽南人南下马尼拉经商，带去糖、面粉、大麦、核桃、葡萄干这些商品。根据史料记载，西班牙人是1574年从闽南商人那里得到了这张地图，很有可能是花钱买的。这也解释了地图为何以古闽南语拼音标注地名，比如东（dong）记作“dang”。

经过长期积累地理知识，古人才能绘制出一幅地图，这幅地图的精确度在那个时代已经相当不错。但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不可能实地走访每一个地方，要了解这片土地，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获取一张地图。

西班牙人“再加工”

澎湃新闻：细看地图可以发现许多西班牙文标注，这些标注里有哪些信息？

李毓中：地图本身是为中国人绘制的，显然不能完全满足西班牙人的需求，所以他们增加了一些标注。

对西班牙人来说，首先要知道对手——葡萄牙人在哪里，所以图上标注了葡萄牙人的居住地香山，这也是第一幅标注葡人在中国聚居地的地图。

其次要了解中国的物产，比如瓷器、丝绸、麝香、大黄等等。在这幅图上，江西鄱阳湖右边有西班牙文标注：“饶州（Jian Chen）那里有好的陶瓷器。”虽没有使用“景德镇”一词，但基本上已将景德镇的位置标示出来。

在太仓及苏州一带，写着“有‘gracioda’，有织布”，“织布”指的是南京的布匹，而“gracioda”指的可能是土茯苓。哥伦布从美洲把梅毒带到了欧洲，后来他们发现水银有治疗功效，但副作用大，就需要土茯苓利尿排毒。西班牙人把土茯苓叫做“中国根”。

图上还有隐晦的军事资讯。例如长江是一个重要的防御空间，所以他们做了重点标注。再往上是山东蓬莱，这是黄海边上一个主要的水师守卫点，西班牙文注明这里“人员稀少”，指的应该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驻军。这两处都是军事要地，我们认为西班牙人1571年—1574年到马尼拉，是有某种军事企图的，他们想复制此前在拉丁美洲的模式，以少数人征服中国。因此他们还关心湖广地区的良马，因为此前西班牙人就是依靠战马征服了南美洲。

而在有这张地图之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物产分布、军事空间都没有具象的概念。

澎湃新闻：原地图之还配有两张中文注释文，是谁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

李毓中：根据我们的研究，可能是两位居住在马尼拉并且会说西语的华人“林必秀”、“陈辉然”翻译的。

西班牙人年初拿到地图，要赶在7月西南季风转成东北季风之前出海，才能回到墨西哥。留给翻译的时间很紧迫，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小错误，比如把“印度”翻成“印章”。这很有趣，地图就像一个标本，保存了中西文化接触过程中的种种细节。

从墨西哥到马德里

澎湃新闻：《古今形胜之图》抵达西班牙的路线是什么样的？

李毓中：当时西班牙航船的线路是利用黑潮从菲律宾驶向墨西哥，再渡过大西洋抵达欧洲。这幅图于1574年7月左右从马尼拉送出，1575 年8月15 日才到达马德里，被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澎湃新闻：如何评价它在欧洲的影响？

李毓中：这是西方收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也是最大的一张。这张图首次把那些关于中国的资讯（瓷器、丝绸等等）完整地带到西欧去，奠定了16、17世纪欧洲汉学的基础。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就在西班牙，欧洲第一本写中国历史的书，是1588年左右西班牙人门多萨（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史》。

另外，有学者指出《古今形胜之图》影响了欧洲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地图，即1584年的《中国新图（Chinea, olim Sinarum reginis, noua description）》。该图作者巴尔布达是西班牙皇室的御用画师，他可能参考了这张在1575年被送到西班牙的《古今形胜之图》。尽管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

从束之高阁的文物到可供使用的研究材料

澎湃新闻：这幅地图的现状如何？

李毓中：随着欧洲人获得的中国资讯越来越多，这幅图一度被遗忘在档案文件中。根据日本学者榎一雄的研究，直到20世纪初它才再度被人们发现，但立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者的注意。榎一雄本人的研究就非常重要，他是日本东洋文库院长，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巨擘。中文研究者中最早提及此地图的是已故的中西交流史史学家方豪，在他1952年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档案馆之行时，首先见到此地图并写成《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一文介绍给中文学界。

目前，地图原件被收藏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的印度总档案馆。作为镇馆之宝，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挂在馆长办公室里。由于年代久远，受损严重，也不可能直接用于研究。所以早期的研究者都只能使用缩微胶卷，或者不太清晰的小图。2006年起西班牙馆方组织修复原图，2012年修复完成。同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获得独家授权制作高仿复制件，2013年复制品完成。除了今天赠送给中国航海博物馆的一件以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澳门档案馆各有一件。

地图之外的两张注释文件，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中国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用这个版本。我们（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获得授权以后，重新将其从西语翻译成中文。

澎湃新闻：向西班牙方面争取授权的契机是什么？

李毓中：我在西班牙攻读学位期间与该档案馆有合作，后来也组织过相关的史料翻译计划、在台举办过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展览。我们双方大约有10年的合作，逐渐达成文物交流的默契，最后他们就免费授权我们制作复制件。黄一农院士对这一计划也给予了很大支持。

复制件比原件更清晰，颜色比原图亮，所以才能看清那些西班牙文小字。与我们合作的台湾出版社是专做古地图和古籍整理的，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团队。纸张的选择也费一番脑筋，要有类似古代宣纸的质感，尺寸又要足够大。最后是台湾一家专门做故宫文物复制品的厂商为我们提供了德国进口的一种纸张。

澎湃新闻：向刚才提到的几家机构捐赠《古今形胜之图》复制件，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

李毓中：北方的读者如果想看这幅图，可以去中国国家图书馆，而在南方、在江南，我想航海博物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这里有良好的展览条件和雄厚的学术实力，举办过好几界很成功的海洋史研讨会。此前日本和墨西哥的相关机构也曾联络我们，但暂时还没有（向他们赠送）。

近年来，南中国海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海内外学者们都在从中西方文献与古地图中找寻相关的材料，来建构东南亚环绕的南中国海历史。我想，要谈南中国海，就要把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历史看清楚。我们希望和国内外博物馆做更多交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的资讯、史料搜集方面有更多合作。比如今年3月我们在马德里海军博物馆新发现了一张由东南亚当地民族绘制的海图，叫武吉斯海图，目前也已获得授权，按原尺寸复制以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