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成凯︱“天假我一年，我将把三本书写完”

接到成凯先生夫人的电话，虽为噩耗一震，却未感到多么突然。就在一个多月前，成凯先生为我终未成了废人而祝愿时，我们俩其时都在想着生死存殁之事。拿着电话，我既未泪水夺眶，也不觉车过腹痛。只是骤然间，眼前横立起一片深固的黑暗，猛然意识到，人的德音容貌还可以从记忆和图像中仿佛，可一个天才的博学的心灵从此永远沉寂在幽邃之中，不可复得了。

20世纪60年代我在天津读初中，弃置了自小爱好的绘画，神使鬼差地迷上了诗词。恰好同桌好友赵季（现为南开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的哥哥赵叔先生是位诗词学者，而赵叔又和成凯先生是同学，以此相与定交。成凯先生长我十岁，在“文革”中，我和另两位同学王世凯、赵润田与他来往最密，平时我们都叫他“大哥”。这个称呼我一直保持到不久前6月28日和他最后一次短信。现在，但愿他还能听到我们的称呼，哪怕是一丝依稀轻细的声音。

成凯先生的两手绝活让我们心服口服，一是数学，一是象棋。他曾对我说，他的平面几何解题和象棋最为自信，别人难不倒他。据说，他初中时未尽全力就跟天津市象棋冠军下个平手。有一次赵润田和王世凯特地请了五位千人中拔出的高手来对垒，结果，他连棋盘都不看，就让高手们个个败北。事后我问他：最多下几盘盲棋？他说，胡荣华下十五盘，我下十盘吧。所以他是我们眼中的一位真正的天才，业余就够上大师级了。但他除了应酬的比赛之外，从不参加正规的体育竞技。席勒说人生的两面Ernstist das Leben，heiter ist die Kunst（意思介于生活是严肃、艺术是快乐与生活是工作、艺术是玩耍之间），按照传统，象棋属于艺术，是玩耍的。成凯先生工作得单调，想换换方式，通常都是对着电脑下棋。象棋是他仅有的娱乐，也是他的日课，象棋陪伴了他一生，是他使七十二道体势皆灵的智力体操。

他真正严肃对待也是我领教最多的是数学。1970年代我在塞北插队，农活之余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忽发奇想，想学点微积分，于是就开始补习数理化。这期间，凡遇到数学问题都邮函天津请教成凯先生。所以我后来常对人说：成凯先生是我的数学老师，是最棒的数学老师。但成凯先生的数学功夫到底多深，非我所能评论。我只能说，他研究过素数，私下里评价陈景润说，他在哥德巴赫问题上虽有推进，成就甚巨，但没有方法论上的突破，从数学史的地位看终落小乘。他还用数学研究了象棋的中局。他对希尔伯特公理体系的迷恋，构成了他整个学术的基石。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开始研究汉语语法，到了1977年，他已谙熟乔姆斯基的深层语言学理论。乔姆斯基是数学出身，这也启发他致力于汉语语法的形式化体系，为此，他奋斗了大半生。

1978年，成凯先生报考社科院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就是关于乔姆斯基的。当时我还帮他誊清过稿件，但题目却忘记了。后来他关于语法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我也越来越不懂了。不过，他的抱负我很清楚，他想创立一个崭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其理论的基础就是公理化，就是演绎法。1996年出版的《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是他实施想法的第一步，他在书中极力突出假设的力量，强调公理的重要性；他讨论元语言，讨论形式派和功能派的利弊，这都让我想起非欧几何的创设。现在这部书已成了名著，尤其语言学家王宗炎先生给他写了书评，鼓舞起他更大的干劲。我曾戏言，别人不读没关系，只有这位柏拉图读就足够了。

这项工作中有种一以贯之的想法，我的体会是他想调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张力，换言之，他想用理念世界的永恒的数学定律来统驭现象世界瞬息万变的语言。不过，这个工作到底能否彻底实现，恐怕连成凯先生也不知道。虽是如此，他却一直在用试错法摸索，一直寒暑伏案不断地写，不断地改，就像陈景润先生计算哥德巴赫猜想，纸张不知堆起了多高，只是他想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在理论基础上有所建树。这不是一项我们平常说的写作的语法，处理的不单单是语言的规则、句式和结构，它涵蕴着哲学思辨的公式、定理和假说，是一项思想家的工作。他似乎是单枪匹马，随着日月其徂，沉浸在个人的想象力与大量卡片的琐碎资料的互动反馈之中。如此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岁月，真有点类似西绪福斯的终日终年推石上山。2013年，他患了重病，给我的短信写道：天假我一年，将把《语法理论体系》《人间词话札记》和《版本学》三书写完。这无疑是说，他还将以举鼎绝膑之力继续推动石块。令人扼腕的是，时光老人一闪，留下的仍是碎石一片，那个把它们砌成优美图案的神秘定律，一直隐身于不可名状之处，让这项艰巨的工程成了一件悲壮的工作，一个天才的头脑，十年的倾心沥血，就这样水逝云飞了。

幸运的是，《人间词话门外谈》总算完稿，而且成凯先生见到了出书。我对他的语法学造诣，只是信笔感受，他的词学功夫，则略知一二。以我的浅见，他可能是词集版本的当代第一人。他的令人震骇的记忆力，使他不靠翻检，就能数出不知多少词集的版本源流。这一点连词学界一些统帅人物都刮目相看。他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古籍部分出了不少精善的词集，那既有他的眼光，又有他的校勘心血。在这方面，他是有意跨界越位，为词学作贡献。我能把《幽兰草》复印件提供给吴熊和先生，就是受了他的启迪。

我还记得早年他第一次看我的词，提出的批评，当然，批评得很含蓄。他建议我读点陈维崧。尔时，我还阅历甚浅，接着又插队在荒村僻野，只给他寄过一阙《满江红》后，就再也不填词了，也终未好好细品《迦陵词》。那时，我不但结束了填词，连使我们共同聚在一起的白石词旁谱的探讨也不干了。我深知自己学力轻弱，完全静待着他的突破性研究。因为他不但能拉琴，而且能作曲，对于旋宫转调了然于胸，数学的才华也显露在词乐上。我一直深信，他若不是缠绵于语法理论，必定能在词乐上做出成就。

成凯先生对《人间词话》的兴趣也萌发得很早，就像他自述的，从初中初识相伴了五十多年。他的研究著作以“门外谈”为题，大概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字面义，表示客气和谦逊。第二层则是实话，他要在门外为札记式的《人间词话》树起系统化的理论。所谓的理论当然又是数学和逻辑的方法，以及语言学的取向，但这又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特别引出了第三层意思：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要真正满意、真正完美，就要达到神性的高度。他在赠我的书中题道：“草草而就，实不成书，惭愧！假我以年，或将更有增订也。”给我最后的一次短信说：“《门外谈》很不满意，与沉疴抢时间，知者恕我。”由于达不到完美，而总觉得自己站在门外，用美术史的话说，这是对自己作品的神圣不满。

外界看，成凯先生最负盛名的也许是他的词籍收藏了。有一次我们拜访黄裳先生，出来他告诉我，他的词籍总体质量逊于黄裳，但数量绝对过之，清词有六百多种。我听了心中一惊，印象中好像施蛰存先生有三百多种，他竟倍之，真是花了巨大的心血。

成凯先生和我都爱古籍，这可能是我俩相知相交的纽带之一。但在一起时却不大谈论古籍善本。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70年在内蒙乡下用蜡纸自刻自印的《草诀百韵歌》，油印十册分赠友人，曾寄奉成凯先生一册并受他表扬，但也说明了我们日后收藏的不同旨趣。我虽也买词集，主要还是侧重艺术类书。词集是随缘所遇，不去专访，也不斤斤于版本。

不过，有一种完全例外，那就是《白石道人歌曲》，因为年轻时曾学习研究之故。中国书店善本库中的白石词，以陆钟辉刻、郑文焯校跋者为最佳。成凯先生曾多次跟店里打交道欲购归，可每次都因价太昂作罢。我总是亟盼他能入藏，以备我们所用。有一年，我从德国返回，他淡淡地告诉我，此书已上拍，被台湾的胡先生买去。我心里一凉，愣了半天。成凯先生如此痴迷此书，竟未归他所有，他的白石词收藏很难完美了，心里不知有多少无奈。想收藏而无可奈何，这也许就是收藏的要义。

朦胧中觉得成凯先生收藏的珍本必定有不少绝品，不过，从未问过。有一次他得意地说起叶德辉旧藏并跋的《十家宫词》就在他手，黄永年先生想跟他换，他舍不得云云。我还知道他收藏有小宛堂本《玉台新咏》，他本人也非常看重此书。1995年前后，他来杭州出差顺便到我家看书，极为推重有两部，一是吴兔床旧藏抄本《日知录》，另一就是莫友芝旧藏的赵刻《玉台新咏》。后者因其初刻初印给写入了他的名篇《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版本之谜》。前者他曾向中华再造善本推荐，以其篇幅最为完善之故。

我看他阅书时总是轻手轻放，好像生怕伤掉了书本的一点血肉，一丝筋脉，这也让我理解了他的珍本为何决不轻易示人，恐怕是一经翻检，气息、书香就会受损、消散吧。他是一位真心爱书，一心为书续命的人。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情感，他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古籍知识的普及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毫不保守地回答大小藏书家各种问题的热情，是他生活中的感人画面之一。他的古籍版本十讲，是他生死逼迫间还念想着出版的第三部书，好在它已成稿，古籍爱好者都将会读之受益，谢以感恩。

我认识成凯先生，从1967年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心意零落间先记下这些印象和记忆。我们的友谊凝结在《艺术的故事》里，那是一段白石般的时日，再现它们的宝贵时光，应由我们俩共同执笔，可惜时光无情地掠去了这样的机会。逝者长已矣，但人们不会忘怀他，因为身为学者，他不是那种常在美酒佳肴之会，出入鱼龙曼衍之场，发宏论，弄时尚的人，也不是那种为逃避生活中令人厌恶的庸俗躲到荒江老屋去过冷澹生涯的人，他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完全是为学术本身的美所吸引，为追求那种神性知识的完美，他在日往菲薇，月来扶疏，雨来潇潇，雪来浩浩中，磨灭掉了自己的生命。

本文发表于8月2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订阅号是“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