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孤话题过时了，但战争的威胁不会过时

这位73岁的日本老人中岛幼八，有着好几个中国名字：陈庆和、李成林、赵成林。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或许他会像寻常孩子一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父母的身边。残酷的战争开启了中岛幼八曲折的一生。

说着一口顺溜的东北口音普通话，澎湃新闻记者眼前的这位老人，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中岛幼八出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岁时和父母作为“满洲开拓团成员”进入中国黑龙江。中岛幼八的父亲1945年应征入伍后失去音信。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成员沦为难民，生母无法养活年仅3岁的中岛幼八，中岛幼八后被中国人收养，在中国生活了15年。1958年，16岁的中岛幼八回到日本。

像中岛幼八这样，在日本二战失败后，失去父母（战死或自杀）、被中国家庭收养、在中国养父母照顾下成长和受教育的日本人还有许多。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他们陆续分批重回日本。日本厚生省官方将他们定义为“残留孤儿”，中文称为“遗孤”。

8月20日，中岛幼八带着他的新书《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来到上海书展，并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澎湃新闻：是什么机缘促使你写下这本书？

中岛幼八：在中国我有一个养母和三个养父，在那么困难的年代，是他们把我养大的。当时我所在的村落里的中国人，就收养了十来个日本遗孤。而整个留在中国的遗孤，像我这样的，有3000多人，不少已经离开人世，每个遗孤的故事都非常个人化和奇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记录下那段历史，让现在的人记住战争的残酷，还有让日本同胞了解中国人的善心。

澎湃新闻：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日本国内出现过广泛的对战后遗孤的关注，但现在这个关注度并不高，你的书出版后日本读者的反馈如何？

中岛幼八：是这样的，遗孤的话题可以说“过时”了，但是要明白遗孤是战争的产物，战争是没有过时这一说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借着这个时机，去反省战争是非常有必要的。我70岁时开始写这本书，花了两年时间写完，期间身体也有疾病问题。

出版社出于销量考虑不愿出版，所以我自己花了一年的养老金、卖掉一些以前收集的字画，自费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一开始只印刷了500本，我只能主动上门拜托书店老板帮忙销售，没有想到许多读者愿意读到这些故事，500本销售完毕后，又加印了3000本。一些日本主流媒体，比如《朝日新闻》也对此做了报道，读者的热情比预料得要高许多。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刊登了一张你所在开拓团孤儿日中名单对照表，共有16名遗孤，这些人都回到日本了吗？他们的身份都被确定了吗？

中岛幼八：大部分已经回到日本，但其中几位已经过世。战争遗孤身份确认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许多孩子当年的生父母亡故，他们被送到各个不同的村落抚养，也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时隔多年回到日本确定身份不容易。

比如我所在的第十次长岭八丈岛开拓团有两名与我生活在同一村子的兄弟，间野宴男和间野彻。弟弟间野彻很快被对应上号，他的中文名叫邱继友。然而哥哥间野宴男（中文小名铁成）当年随中国养父母离开东北去了山东，彼此失去联系，又有传闻间野宴男年少时期出了事故身亡了，于是日本厚生省也将间野宴男的生存状态定为死亡。

巧的是，我回到日本后，被安排做后续回国的遗孤的保人，帮助他们适应日本生活。遇到了一位长得非常像小时候间野宴男摸样的老人，他的记性不大好了，有一次他又忽然清醒地说到他小时候生活的村子摸样，简直和我记忆中的村子一模一样。再通过各种证据，我能证明他就是间野宴男。

但是他的弟弟间野彻出于感情或其他什么原因，始终固执坚持认定哥哥早已死亡，不愿见面、不愿做血缘鉴定。间野宴男的身份就一直悬着，只知道他是日本遗孤，从身份认定的角度来说，他是个“空白”的人。但据我所知，最近他的家族私下举办了一次欢迎会，间接承认他的身份，老人非常高兴。

澎湃新闻：遗孤的身份认同感是个较大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你们是日本人，但在日本人看来，你们又是中国人。而许多遗孤回日本时已年界不惑，不懂日语，无法适应社会。日本政府对此有什么支持援助政策吗？

中岛幼八：确实有这个问题。就像间野宴男，他被家族认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争遗孤融入日本主流社会比较艰难，甚至遗孤二代、三代有的都没法很自在地生活。我在书中还提到一位远藤君，他回到日本后处了一位对象，最后还是因为女方父母嫌弃他是“从中共回来的”，被退了婚。所以也有遗孤又重新回到中国的。

当然，有时候问题又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有的遗孤因为语言不通，自己害怕主动去接触社会，也是造成与社会有隔阂的原因。

日本政府对遗孤的经济扶持还是可以的，比如夫妻双方退休，两个人一个月可以拿到17、18万日元（相当于900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可以保障基本生活。在1962年回国后的遗孤，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障。

澎湃新闻：你的儿童、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当年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回到日本？

中岛幼八：1953年开始有大批的日本侨民回国，我的生母也在打听我的音信，日本方面也就开始调查我是否愿意回国。乍一听到调查的事，我好像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坚决不愿回去。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回信给我生母：“中岛幼八本人表示：不认识原来父母，又不通晓日本国语，坚决不愿返回日本。并说‘如果送我到火车上，也要跳车跑回来’”。这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

转折出现在我在林业局读书时期，当时生母不想我耽误在农村，将我送往林业局的子弟学校念书。学校校长梁老师是我的恩师，有几次在聊天时，梁老师提到日本，也讲到日本劳动人民的勇敢，并问我如果回日本，愿意不愿意做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情，“回日本去”这把火才开始烧了起来。当时年轻，没有很多顾忌，觉得自己能做一些事情，就这么跟着当时的日本侨民归国潮走了。

但最最令我心痛的是，由于交通不便和当时的形势原因，我还没来得及和养母告别，就踏上了回日本的船只。上世纪60年代，我多次回到中国，但“文革”时期我作为外国人无法随意走动，同在中国却见不了养母。那时候电话也不方便，我辗转几个城市给生母挂电话，终于有一次打通了，只听到养母在电话那头叫我的小名，“来福，来福，是来福吗”，我的眼泪立马就下来了。

澎湃新闻：你身为日本遗孤，同时经历了战后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普通人生活，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中岛幼八：战争造成了千千万万人的痛苦，作为受害国的中国自不必说，就是加害者日本自己的国民也蒙受巨大灾难。我生父在王家屯被征去当兵，结果一去不返。据说被押至西伯利亚，又说被押送到塔什干，他究竟在哪里死去都没有人知道。

而我的生母，在九十八岁临终去世时，糊里糊涂间几次挎包袱问我“孩子他爸，下一步逃到哪里去？”她以为自己还在战争中逃难呢。现在有一些军国分子还在鼓吹战争，简直荒谬。战争不会得人心，也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有战争遗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