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需要怎样的律师？护法、较真、建言、奉献……

他们，远赴资源匮乏的山区，成为支援边疆法治建设的志愿者；走进法庭，为个案中当事人维护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走出国门，为中国企业“世界化”保驾护航。

他们，不轻言妄语，无论控辩均以法律为源；严于律己，恪守着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忠于法律，以法律人的身份彰显着社会良知。

他们，是法治中国需要的大律师们。

律师兴则法治兴——截至2014年底，全国的执业律师已达27万余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选取了律师群体中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记录他们职业片段里的喜与忧。

小县城里的“大律师”

在海拔2700多米的西藏自治区波密县，江苏律师宗永林正在度过他援藏生涯的第二个年头。

人口约3.5万人的波密县曾和全国其他173个县一样，辖内没有执业律师，也就是俗称的“无律师县”。

2014年，司法部、全国律协招募52名志愿律师，分别派往青海、西藏的无律师县，开展为期1年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宗永林是其中一员。

2014年3月，宗永林到达波密县。“我来之前这里没有律所也没有律师，很多人缺乏法律意识，甚至不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

在波密，宗永林曾作为原告律师代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下来后，被告不理解，甚至到办公室威胁他。宗永林把这件事当成一次普法的机会，“通过耐心的讲解让他理解”。

除了代理案件，宗永林还承担起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责，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普法宣传等工作。“涉及法律的都参与，目的就是要培养当地人的法治意识，学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一段时间下来，宗永林也感受到了他为这个小县城带来的改变：“经过一些案件、事件的处理，他们知道了律师是维权的，有什么事会想到找我。”

2015年，司法部和全国律协继续向西藏自治区无律师县派遣律师，他们是来自北京、江苏等地的34名志愿律师，宗永林再次成为其中一员——即使，谁都知道波密的生活条件不比江苏，家人也不太情愿他再次留在西藏。

“这边确实需要律师，我对当地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处理起来他们都比较满意。”这也正是宗永林对波密难以割舍的“牵挂”。

“救命”的刑事辩护

杜培武不会忘记刘胡乐。

1998年，云南昆明警察杜培武因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刘胡乐律师成为了他的辩护人。

通宵阅卷后，刘胡乐发现本案疑点重重：除侦查机关程序违法外，物证、时间证据等均存疑点。

一审中，杜培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二审则因“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的意见有值得采纳之处，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2年执行”。

直至2000年，昆明警方抓获真凶，杜培武终于被宣告无罪。

这只是刘胡乐通过辩护，为被告人争取到法律公正对待的例证之一。

一个被媒体时常提起的数字是：刘胡乐经手的上千起刑事案件中，40多起的当事人被宣告无罪。

“一个人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应该享有辩护和辩解的权利。法律公正就公正在让每个人说话。”

中国刑辩圈里，还有许多个刘胡乐。

在一些当事人被改判无罪的案例中，律师们通过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专家证人等程序，提出合理怀疑，对审判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刑事案件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进行辩护，只要有1%的可能性不是他杀的，就不应该定罪，以免冤枉好人。”律师赵运恒说，刑辩律师需要坚韧，更要保持对法律的信念。

助力企业“走出去”

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律师扮演着无法被忽略的角色。

十多年来，冉瑞雪律师一直在帮助中国企业处理知识产权诉讼案件。除了打官司外，她更看重律师在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许多企业高速发展，但对知识产权认识不够充分，一旦碰到对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完善的国家，就会遇到困难。

“国家如果想帮助企业，介入个案不太合适。但让中小企业出国门咬着牙去打官司也不行，可能会造成企业、产业的损失。可能还是应该有些合理的、宏观的、制度性的政策出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冉瑞雪还不忘结合多年的诉讼经历，紧扣着“专业”提议。

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主任游闽健还指出，律师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上海建立科创中心等一系列动作，都与知识产权保护分不开。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蒋科告诉澎湃新闻，很多大型国企已经开始请律师来做投资环境调查，企业会希望掌握全面的法律情况，比如相关的国际法规，当地的劳动法律是否健全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律师承担起‘保驾护航’的角色。”

法律顾问为政府“献策”

2014年5月21日，江苏省律协会长薛济民的身份又多了一条：南京市政府法律顾问。

和他一同受聘的还有另10名律师。他们将在政府重大涉法事务、重大经济项目和重大应急事项中，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

“上岗”后，薛济民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昆山市“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由于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涉及家庭众多，产生了诸多差别化的需求。薛济民作为律师服务专家指导组组长，职责就是带领律师团队，界定各类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调查核准伤亡人员家属权利人的具体身份以及规范法律手续和善后调解程序，为事故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提供专业法律指导。

因为对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有丰富的经验，薛济民还担任了湖北监利沉船事件的法律顾问。

在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像薛济民这样的法律顾问，渐成政府的“标配”。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有律师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事务所达3.9万多家。

“政府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或急于求成，或急于消除影响，但一旦对事件的复杂程度考虑不足或者程序不当，往往顾此失彼。”薛济民对澎湃新闻表示，律师依靠综合的法律素质，注重程序的合法性，依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完善处置方案，最大化维护受害者的合法利益，是最有效的安抚。

“共通的是对法律的信仰”

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怎样的律师？

严格遵守法律是前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曾表示，律师应当有意识地、自觉地维护法律秩序，做法律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法律秩序的破坏者，这也是建立法律共同体的前提。

王进喜还进一步指出，律师应当具有公共利益属性，而不是“法律商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民诉法学会副会长潘剑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无论是从事什么领域的律师，共通的是对法律的信仰，“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

“正确理解法律的精神，不故意曲解法律，然后再去具体地履行。”潘剑锋说，一旦律师将曲解的法律作为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那就是极度不可取的了。

潘剑锋还表示，律师队伍是国家法治建设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律师队伍的建设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迟，律师的整体队伍素质相较之下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差距。”

要提高律师整体队伍水平，则需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如律师对自身职业操守的加强，法律共同体的建构等。“法律共同体中不同的职业者应该相互尊重，他们之间应该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