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新时代乡贤治村的三维嵌入与二重规律

乡贤治村自古有之，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郡县以下都由族长、乡绅保护地方利益、维护乡村秩序。改革开放以来，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变过程中，乡贤能人群体治村兴村的案例受到媒体广泛报道。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构建“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写入十九大报告，“乡贤治村”从民间实践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传统观念中，乡贤依靠社会资源和道德魅力，无私奉献、乐善好施的善行义举，回馈桑梓，形成德治乡村的佳话。然而，新时代乡贤的成长也多在乡村之外完成，乡贤集“资财、知识、道德、情怀”于一体，单一向度的德治乡村显然不符合市场的逻辑，难以持续。同时，乡村善治的标准也不仅仅是秩序的维护，人才聚集、内生动能与乡村文明更是乡村善治的新要求和新内涵。嵌入性理论指出，人类的经济行为总是密切地嵌入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强调嵌入的互动性和行为的协同性。那么，成长于乡外的新时代乡贤如何嵌入乡村，实现乡村善治与乡贤成长的有机互动呢？笔者从嵌入性理论出发，结合实际案例，乡贤治村主要通过三个维度的嵌入，实现乡村善治。

无量村杨大可的产业治村

无量村，位于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重庆云阳县，那里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人们世代以农为生，乡村缺乏活力和生机。杨大可，1974年出生在这个小山村，像许多人一样，他通过高考跳出农门，1999年考入四川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但学业完成后，并没有像多数人一样留在大都市，而是带着帮助家乡脱贫致富的梦想回乡创业。

2000年，带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建设家乡的热情回到家乡和家庭积累以及亲友支持的3万多元，杨大可开始了梨园的土壤改良、苗木嫁接等，当年9月，3万多斤梨子卖了将近6万元，为村民带来了脱贫致富的信心，也为杨大可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杨大可认识到，发展产业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2005牵头成立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投入资本50多万元，年实行“三包”，包成活、包技术、包回收，挂果后再付款，成活率低于95%免费补栽；2007-2011年期间，合作社又获得政府各项扶持100多万元，担保贷款200万，有了资本的支持，合作社改建母本园、全程绿色化种植，注册了“大可”牌水晶梨商标，统一“种苗提供、果园管护、市场营销”。

杨大可通过合作社的产业组织形式，个人获得良好的创业收益，更为无量村带来多重福利。从经济效益看。2020年合作社总销售额2000多万元，其中水果销售收入1500万元、牛羊及其蜜蜂销售收入400万元，实现利润18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7个，创建特色名优农业品牌3个以上，土地综合生产率达到8000元/亩，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25000元／人•年。从社会效益看，合作社安排当地200余农户就业，务工收入超过200万元。合作社以无量果园为“窗口”，为果农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咨询，带动更多农户种梨致富。同时合作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比如双土镇山体滑坡救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的一致好评。从社会认可看，杨大可建立“合作社+农户+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为推进特色效益农业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1年合作社被农业部等12部委授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光荣称号，无量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典型先进村。杨大可从文气十足的大学生，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从一个普通创业者，被光荣地推选为十八大人大代表和十九大人大代表，是一名优秀的新时代乡贤。

乡贤治村的三维嵌入  

从以上案例，笔者运用嵌入性理论将乡贤治村归纳为三维嵌入。

一是，身份嵌入，促进人才振兴。

人力资本始终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基础。在新时代，具有群体身份优势的“乡村创业者、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支教教师”等，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在具体的乡村事务工作中，能够从不同侧面提升农民的知识、技能。杨大可，毕业于四川大学，是典型的高才生；在回乡创业过程中，他的大学生身份代表的知识、专业、视野等人才优势迅速获得了当地乡亲的认可，在创业的过程，教授乡亲们果树扦插技术、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带领其他果农攻克技术难题，带领了当地的农业人才素质提升。如创业者通过产业发展，带给农民技能培训、市场机会等，逐渐培育了农民现代农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契约精神等正向的溢出效应。如大学生村官则以特定的政治身份，获得全面为村服务的基础，并通过学历教育获得的系统性知识在乡村治理中全面发挥作用，形成了人才振兴的示范效应。

二是，资本嵌入，集聚内生动力。

乡村善治的根本是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由于“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市场化的裹挟中，分得过散、统得无力，集体性行动因缺乏资本支持而会陷入了奥尔森的“集体性行动困境”，“搭便车”与“公地悲剧”便会产生。因此，要唤醒乡村的集体性行动，就需要有资本驱动。创业获得的收益为杨大可发展乡村公益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他捐资修路、助学济贫，解决了当地乡村公共服务不足的难题。在现代社会中，乡贤卓越的财富获取能力更容易获得村民接纳与认同。一方面，乡贤捐资捐物发展村庄的公共事业，完善公共服务，既避免了“集体行动”困境，又能让村民在公共空间丰富交流的内容、提高交流的频率，村庄也逐渐积累了人气；另一方面，乡贤通过投资产业或乡村创业，建立起农户增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依托乡村特有的生态资源发展的生态型产业带来的高附加值，更会激发村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自信。

三是，价值观念嵌入，实现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是乡村善治的灵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风文明是农村特点的表现，也是区别于城市文明的显著特点。由于乡贤多生于乡、长于城，他们积极接纳新思想，拥有城市社会的法治理念、契约精神以及开放视野，同时又根在乡村，尊重与传承乡风礼俗，深藏着乡村的浓郁乡愁。他们治乡过程中，能够让百姓在“留得住乡愁”的基础上，感知城乡良序互动的文明，这种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乡风才会让村民们乐于接受。同时，乡贤的远见卓识、道德水平和公益行为，也为村民提供了效仿的榜样和行动指南，让他们的公益事业、经营产业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在带给村民经济回报的时候，重新树立起村民的乡村自信，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乡风文明的良好风尚。杨大可带领下的无量山，梨果产业旺了，百姓收入多了，村上的笑声多了，乡里又有了精气神。老百姓深刻地感受到，穷山坡也能结出了金果果，绿水青山真的能变成金山银山，这大约便是乡村善治的画卷了。

乡贤治村的二重规律

一是，乡贤治村，要通过创业者的身份色转变，实现“能”“贤”兼备。乡贤具有桑梓情怀，助贫济困之情，回馈乡村的报恩之心等精神内核。而创业恰恰是一种情感表达的认知过程，因此各领域精英通过创业治村的机会识别，把对乡村的情感寄托融入创业的全过程，既为乡村和村民创造了经济价值，又实现了回馈乡村的情感表达；同时，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创业者创新过程中表现出的坚韧、担当、追求卓越等创新精神，能够形成示范与学习效应，进而激发当地农户的发展欲望，进而渐渐改善村庄积极向上的样貌，积聚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乡村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财富创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回馈家乡的优秀贤德逐渐夯实了乡贤的治村基础。

二是，相应的价值回报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传统社会，乡贤治村内生于村庄差序格局的伦理社会，产生的根基是村庄熟人社会网络，乡贤之“贤”当然不让的排在首位。但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伦理格局与契约组织共同主导着乡村社会的重构。村民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乡贤的选拔标准先“能”后“贤”的序列，这一能力框架中蕴含的政治资本、社会资源、企业家才能、知识技能具备了市场要价能力，因此，乡贤治村“能”的投入，要有与之匹配的价值回报，并且表现为经济利益，这方是促进乡贤治村的持久动力。

（作者高静为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