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清末官员恩光的情感世界（下）

易代之际的穷愁与“心病”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对恩光而言，辛亥鼎革，民国肇始，他依然选择效忠满清。日记中标记年号依然是“宣统四年”、“宣统五年”，始终不肯使用民国年号。他把革命党人改元庆祝元旦的活动认为是“儿戏”，认为“不值识者一噱”。他也认真考虑从学部辞职，1912年三月初五日日记云，“动止焦灼，思欲亟日交代告退，免受伪名，犹疑未能即决”。最终恩光离职，生活水准大受影响。1912年八月初九日日记：“贫无聊赖，强忍混时，待死而已。晚食白菜包，穷馋购毒，浪费三圆，可恨可恨。”曾经家中每月开销将近二百两的恩光，此时因为嘴馋购买白菜包当晚饭，已经觉得是极大浪费，连呼“可恨”。辛亥鼎革对恩光这类满人生活的影响，已经至于如斯地步。

恩光拒绝使用民国纪元

又如，19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云，“闻眷属疾病，穷愁交迫，运际可叹。借钱，托人为媳孙购药。当此国家岌岌危殆，连遭盗罄，死期近矣”。他的整个家族贫病交加，与王朝的命运一脉相连。难怪听闻清帝逊位，恩光抢呼长叹，以为“至是待死而已”。此后的日子他自称为“残生”，每年岁末年初他都祈祷大清“中兴”。然而现实的困穷令他感到气馁，他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不死不生，幽囚穷毙而已”。在穷愁中，他典衣物，抄录旧日诗册，回味过去，贩卖过去，借过去度日。他迫切想回到那早已回不去的大清。故有时愤懑不已，大骂王公大臣“遁迹夷界，以为护符，苟延残喘，置国家不顾，忝然不以为耻辱，偷生苟活，不知肝肺良心何物！”有时大骂岑春煊等人“猪犬耳，不足齿。……将见若辈自残自灭，终期于尽”。恩光越发怀念起过去的一切。这位喜欢阅读《品花宝鉴》等小说的官员，此后在日记中的落款处常常写着下某月某日于“太学韩文公祠内寄庐”，这种清晰的地点意识，在慨叹世道衰坏之际，或许寄托了他对韩愈“卫道”精神的推崇。

1913年七月，连日懊闷欲绝的恩光听闻钟楼钟声，想起1910年底与李成在广化寺居住快乐时光，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再度爆发。1913年七月初三日日记写道：“连日颇想少时相契某等，皆物故矣。后虽阅千万人，无与伦比。甚矣，人才之难得也。”他开始朝思暮想一生所遇心爱之人，至于当年七月初七日，“夜间瞢腾。……曩在太学，小庖某健壮精神，前年曾诣住宿公所请安，言话许久，已在某部当役。详审其身势，似拟重喜，不易得也。惜在署中，未曾招致役使，后当再为用也。数夜屡梦相从，亦或有所思想而致之与？姑似某来。尝忆通州监西仓时，斛金斗万，精神充健，丰姿壮伟，气体丰足，身势英特，较比喜寿有过之无不及，洵千百万人无与匹俦。人材之难得，暨遇合交投，殆有前定与？”至此之后数日，恩光心思恍惚，全在想念这位庖厨身上。他自知是“心病”，是“心魔”。然而，他并不能遏制这种思念。他自知“暮气将至，更思念往日双鱼，尤似追恨不已。”他时而想要弥补年轻时的缺憾，时而又觉得这是造孽。如七月初九日日记云：“动辄仍想小庖不已，何孽情之深耶！抑将辞世，或因追忆已往之事。”这种炽热的情感灼烧着恩光，令他时而觉得这是一段孽情，时而怀疑这是生命回光返照之际追忆的幻影。恰恰在这一天，他在街上和小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日记中不免又怅恨不已。

这段同性之爱的“魔障”既然无法摆脱，恩光索性大胆思念。于是七月初十日日记是，“展转不能熟睡，蒙胧迷梦，极想小庖，仿佛如在左右，而精神健壮，霭然婉顺，大有过人之势，而膊掔壮劲可握，更非他人可及于万一，惟时事未便，姑暂忍待”。此后数天他外出访寻小庖厨，然而均未果。七月十三日日记云：“夜间，猛想壮庖，极热，强眠。”随后恩光一面自己寻找，一面委托他人代为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七月十四日晚间，恩光在瓮城偶然遇见小庖厨。日记写道：“行至瓮城，猛见，数年来无时或释，极有前因，心怀刻念之。某遇于道，呼语之，甚亲近熟驯，询其年岁，属戊子，少余三轮……订期会晤，结此数年以来梦想心驰、情义相得之知己。……惟愿早日相聚，依倚如腹心手足，三生之缘幸也。”

这位小庖厨年方27岁，与恩光相差36岁。但在灼热的情感面前，恩光早把他们的相遇定为命定的缘分。在他们相遇那天早上，恩光曾经抄录一首诗，里头有“猛来一夜”四个字，而小庖厨的名字恰是李猛。这种文字上的谶纬意味，加深了恩光的宿命意识。他将这一切归为神灵庇佑，默默祈祷早日团圆相聚，共结三生之缘。他不断希望两人“终身亲切，永远相依，福缘共之”，认为如果真能如此，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恩光日记中思念至极的文字

重新结缘令恩光欢畅无比，然而回到现实，他却只能“极想谋生之道”。于是他加快所承包工程的进度，他希望“佛天默佑，成全此事，得到酬金，以谋生理，以救贫困，生世感颂，永远不忘。……即日相聚共处，生幸祷切。”（1913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希望尽快结束贫困状态，和庖厨李猛早日团聚，生死相依。

恩光的日记重新回到他和李成恋爱的状态。他在日记中不称呼李猛，也很少言“猛”，而是称李猛为“心”、“心第（弟）”、“同心”。他们相会的时候，欣喜非常；他们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从七月初十四日相遇，到七月二十二日李猛预备还乡，两人情感日密。不见才两天，恩光就觉得分别似有半月。短暂的离别中，恩光寂寞时，“想心第此刻作何排遣，代觉寂寞”。他寂寞，便代李猛也觉得寂寞。他在羊肉胡同小饭铺吃锅贴，便“极想心第同桌饮食”（七月二十四日）。这等痴情，非热恋中人不能办到，恩光重又陷入“少年维特的烦恼”里。在李猛回乡的日子，恩光每晚都是“念心”、“想心第”、“极想同心不已”。此时的恩光到处举债，“生计毫无，囊空如洗”，时常想要速死，李猛恰如一颗救星，令他念想不止，使他仍觉得生活还有盼头。许多时候，他“匆匆又苟挨一日，觉活在斯世甚无味”，夜晚却仍“念心”。他白天在肉铺“赊脂油二斤及肉八千三百”，晚上对着孤灯，异常焦迫时，仍然“念心”。李猛成为他情感的寄托，成为辛亥鼎革之后他苦海生涯里的救命良药。

1913年十二月初四日生日那天，李猛突然造访，令恩光喜出望外，日记再度表达，“自后只愿永久相处，坚固不移”。此后，恩光依旧夜以继日地思念李猛。在每一个晚上，他都在日记中写下“念心”（“念佛”）二字，从七月相遇起，150多天没有间断。现存恩光日记只记到1913年除夕，我们对他对李猛的思念的了解，也至此为止。我们无从知晓恩光与李猛此后的情感走向，然从恩光此时的经济条件与生活状况来看，这一对乱世儿女的感情此后恐怕仍是凶多吉少。然而，假定恩光1914年仍然在写日记，那么，可以推测，“念心”等字眼断然不会在1914年元旦即告消失。

恩光的生日与北京钟楼的声点

我们已经见识了恩光的情感世界，见识了恩光对于整个世界无穷无尽的抱怨。或许我们已经在厌恶这样一位情感充沛却又黯然神伤的老人。然而这位老人自己的心里话，他的家人不曾细味，他的情人不曾触摸，他只能日记中自言自语，细诉自己的孤独与无奈。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记记载：“余羁旅孑身，愁黯无聊，家无可家，业无可业，投无所投，止无所止，穷困艰辛，无人过问，尤须努力挣持，藉少薪金以奉阖家坐食之供用。”一片哀叹，令人三复叹息。

恩光是一个注重过生日的人。当他和李成感情甜蜜时，日记中郑重记下李成的生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记“成诞（丁亥）”，那时他和李成情好日密，且未被家人识破。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恩光经过诸多努力，总算和李成住在一起，这天的日记写道：“九钟起。缘诞，食煮白肉，行礼。……缘侍早睡，极倦。”尽管十分疲倦，但对李成的生日，他念念不忘，笔之日记。等到他们情感淡薄，恢复主仆关系之后，1912、1913年的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中再无关于李成生日的记载。

生日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节点，在日记中书与不书，是恩光对于人情好恶微妙的透露。他对李成的生日如此书写，对自己生日的言说也就更能见出他对人情和世味的体会。

十二月初四日是恩光的生日，1909年这一天的日记写道：“诞辰。时年五十又九矣，虚度浮生，毫无建树，风尘奔走，曷胜叹哉。……小窗静坐，晴明自赏。”行年近六旬的恩光感叹一生风尘仆仆，毫无建树，茕茕孑立，风景也只能自赏。这天的日记照见的是孤独的恩光，是回首一生颇有遗憾的老人。1910年所记则是，“贱降，六十岁。……早卧。听楼头钟点，望天边月钩，萧寺寂静，寒窗影幽，此境此时，老年人能不感系之耶？匆匆花甲，值此运步，惟太息而已。二鼓又识。”这一天，恩光原本计划早睡，日记也早早写完，无奈寒夜早眠而睡不着，乃在二鼓又起来，听钟楼声响，望窗外明月与寒寺，孤独中不禁执笔再书日记。

至于1911年的生日当天，日记中连生日这个词汇也不再提起：“九钟起。午前，自作饭食。老史来，还煤油水报等费，自筹谁怜，命苦可知。晚，复自作蒸食及饼饵菜蔬，胡嚼一阵，无味甚矣。烦闷，早睡。”短短五十个字的日记中，恩光使用了三个“自”，孤独感溢于言表。“自作”的饭菜，吃起来无味；煤油等费用尚需自己筹措，他的命运着实可怜。生日当天的孤独感吞噬了恩光，令他倍觉烦闷，故而又是早睡。

1912年这天的日记仍是旧模样，“十钟起。劳役一切，日逐琐屑。午间晴窗净案，写唐段成式《牡丹》诗、唐杨巨源、杨凝《唐昌观玉蕊花》诗。天气晴明，已觉回暖，实苍生之福。余花甲历周。是日贼降。匆匆半世，奔波已老，饥寒渐至，无以为生活计，虽想终老牖下，恐不可得，天乎！何生于斯世，国破家落，拯拔皆无，孽障罪愆，何时解脱耶？午餐，阖家尚食面，亦幸。闲坐小室，煮茗焚香。家蓄梅花含苞将放，置之几案，向日晒照，老干绿条，横斜掩映，颇有画意。向坐静观，殊觉心清，暂释穷迫之苦，强为一时之宽。晚，赴茶肆闲荡。归，诵《脉诀》，聱牙难记，此亦出不得已也。夜深，展衾，偎抱热石，随转卷曲”。

恩光六十岁生日的感触

这一天算是恩光这些年度过较为顺心的生日。日记展示日常的琐碎生活，也揭示这一天由于天气晴明，恩光通过书写古人诗句，暂时舒缓心情。他在回首一生时，仍免不了穷迫饥寒的叹息，对于老年生活，不敢抱过多期待。由于辛亥鼎革，他将个人命运的遭际的原因部分转移到时代上，“国破家落”，国与家一体皆不如意，恩光将这一切视作罪孽，惟一的希望是早日解脱。然而，中午全家人一块吃面庆祝生日，令他稍感慰藉。于是下午的焚香煮茗，就不再是枯坐，而是“闲坐”。家中的梅花也一变而具有诗情画意。生日当天的下午茶，暂时释放了恩光的穷愁，以致于他在晚间少有地奔赴茶肆。然而夜间诵《脉诀》及夜深方睡等事，似乎表明后半天的闲适只是一种短暂的偷欢。一天之中，恩光心绪几经变化，从琐屑劳作，到家国穷愁之叹，在稍感慰藉之后，再度走向闲适，而终归于夜深睡觉“随转卷曲”。一日之中，情绪几度跌宕流转，再度展示了恩光丰富的情绪与敏感的神经。

1913年生日当天日记则是，“初四日，贱降之期。十一钟起。劳役一切。午前后分，力疾强录字四页。早晚，媳备大锅馄饨二餐，甚难能也。正拟邮致信函，于午刻忽闻猛来，即时相晤，少叙阔别，相话三时。因出城有事，便着于詹大有处代购兼毫笔，自后只愿永久相处，坚固不移，甘苦供之，忻慰感应，喜出望外也。初鼓，念念念佛，自是苦诣至诚，效果如响。夜，抱石卧”。这天生日，恩光仍颇为劳累，然而儿媳两餐为他准备馄饨，心情为之少舒。尤其午后，他的老情人“猛”的到访，互诉衷肠，令他喜出望外。当日日记记载“念念念佛”，足见心情之激动，而恩光确乎也将这份情人的慰藉视作精诚祷佛所致。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钟声成为恩光的“记忆之钥”

人们在论述晚清男女社会角色时，常常想起女性的艰辛与不易。然而，高压的社会氛围下，许多男性也并不轻松。对于人生的劳碌，许多男性作者都曾发出嗟叹。道光二十九年（1849），疲于教馆生涯的王韬（1828-1897），在新年第一天便发出感慨：“噫！人生不幸作男子，跋涉险阻，蒙犯霜露，何在蔑然？予不禁为之感慨。”王韬已经从性别角度对人生的艰辛发出无奈的感喟，他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是女儿身，但他确乎在抱怨男性社会责任之重。对恩光而言，在必须肩负的社会角色之外，还须为自己特殊的情感旨趣承受沉重的包袱。

对艰辛备尝的恩光而言，一些温馨的事物由此成为他怀恋旧时光、获得片刻安宁的触发点，北京钟楼的声音便是恩光屡屡回味的声响。1910年十二月初四日，恩光生日，这一天他和李成居住在京师广化寺（彼时学部图书馆藏书于此），过六十岁生日。那天明月如钩，远处钟楼的钟点敲打着他的心。他在日记中写下：“早卧。听楼头钟点，望天边月钩，萧寺寂静，寒窗影幽。此境此时，老年人能不感系之耶？”那年冬天，他和李成度过许多这样的夜晚。写下这些话的恩光，彼时肯定不会想到此后他会经常想起这个月色如钩的夜晚。1912年十一月初九日晚上，又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饥寒交迫的恩光躺在床上，望着明月，想起去岁生日的那些钟声。日记写道：“连日初鼓闻厚载门外钟声，铮铮在耳，恍如前年庚戌东，假榻后河广化寺僧寮，携成童避嚣。时谬充总办，就近差次。去岁迁太学监督工程后，未常听也。今忽闻此钟声，直如身在僧舍。五更初醒，枕上犹带余音，瞥眼流阴，恍然如昨，若梦初觉也。今昔不能无感，回忆不禁泣下。”这一夜，恩光仿佛钱塘江畔听潮的鲁智深，光阴流逝令他唏嘘，而刹那之间，去年与今年却在钟声中无缝衔接。钟声依旧，点点敲击，如佛门禅悟，使人惊觉人事早非，恩光只有流泪。

北京的钟楼与鼓楼。图片来源：《燕京胜迹》 Peking The Beautiful，By Herbert C. White，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恩光穷愁落魄之际，午夜的钟声不断敲开他记忆的闸门。透过这道记忆的闸门，孤独的恩光一次次回到1910年的冬天，那时候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与李成同居在广化寺。他们曾获得短暂的安宁与欢聚。这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黄金般的日子，值得一次次怀念。1912年十二月十四日，“午夜，闻钟楼声送，直是前岁携成童侨居广化寺僧舍。回想黯然”。随着他的处境愈发窘迫，钟声敲开他记忆闸门的次数越发增多。不仅在冬日，也不仅在有月亮的晚上，似乎只要钟声在夜晚响起，他的思绪就飞向1910年冬天的广化寺。

1913年五月的一天，他又“夜间不寐，尝闻钟声，恍若辛亥际携成僮居广化寺僧舍，耳边只尺间也。每当触忆，不胜感叹，转瞬变迁，一至如此。”1913年七月初三日，“初鼓，闻钟楼声点，直送耳际，宛如前岁携成僮寓广化寺僧寮时也。曷胜感慨。”即便在1913年秋天，他重新和李猛建立感情，在深夜闻见钟声，也仍然回想起那些夜晚。1913年八月二十三日，“回家冷寂，追忆庚戌、辛亥二年间，携成僮等在庙在署充总办监督时，恍如昨日，实若霄壤，不无今昔之念。”现实越糟糕，往日之时光就越发令恩光怀念。在钟声的敲击下，恩光一次次回到过往，一遍遍咀嚼灿烂的旧时光。

恩光的生日和钟楼的钟声是《恩光日记》中多次再现的事物，也是记忆之门不断打开的时间之钥。生日是每年一度时间之神的提醒，这种固定的时间设置提醒每一位过生日的人想起以往的生日。而即便他自己不再记得，人们也可以通过叠加他生日那天的遭遇，探测他生命的变化。至于钟楼的声点，则因为偶然的嵌入，成为恩光生命里黄金般岁月的标志物。在恩光不断的追忆中，钟楼的声点成为他进入往昔岁月的孔道，藉此，他得以暂时摆脱乱糟糟的当下，而穿梭到那令他心安的所在。无论是生日，还是钟楼的声点，都是时间的指征。这似乎表明，通过时间的指征物，去窥探日记作者的情感寄托，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日记的情感深度

在讨论日记包罗万象的材料时，人们普遍注意到日记作为私人材料的重要性，然而关于其中情感素材的运用，却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王汎森对明清日谱著述的考虑，提醒人们注意理学家生活践履与思想变化的痕迹，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就是一系列修身日记。抛却理学家的面纱，而将这些日记视作情感表达的载体，对讨论日记能否言情、如何言情、所言何情等问题，可能有新的认识。可惜，在严格要求记录“内在心灵的全部活动”的修身日记中，一些隐秘的情感仍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而在一般的日记中，许多日记作者甚至杜绝在日记中发表感性的话语。然而，不管日记作者如何隐藏真实的自我情感，它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史华罗在分析明清时期人的心理表现时认为，“个人对部分或全部形象的苦心经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价值阶梯自我坚持, 另一个是对被描述主体的情感态度。”（《重构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史华罗教授访谈录》）前者似乎对应修身日记，而后者在许多日记中均有或多或少的流露。于是，窥探日记作者的情感深度，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研究设想。

意大利学者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

日记自身充满壁垒，趣味和情感并不自动呈现。从阅读《恩光日记》的经历来看，每一部日记的阅读或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翻开一部日记似乎打开一个“盲盒”，在未完整阅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盒子里装了什么。诚然，一些日记已有前人写过提要或导言，然而日记的丰富性使得每一部日记的提要或导言所能提供的信息远远不够。它们仅仅提示日记时间的起止、重要的事件等信息，只能令人对日记有模糊的感觉。要真正理解一部日记，必须认真翻阅这一部日记，最好不放过它的每一个字眼。

当你认真翻阅完一部日记时，或许已经进入日记阅读的第二个阶段：对日记所载的人、事、物有初步的了解，从而获得对这部日记和作者的整体思考。然而这些看得见的材料往往是一些客观的流水账，尽管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但或许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如果想要窥探日记中隐秘的部分，尤其挖掘其中深层的东西，势必要进入日记情感世界的挖掘。如果日记提供诸多情感的词语和表达，譬如《恩光日记》所示，那么这种情感世界的进入是较为轻松的。令人感到困难的是那些平静如水的日记，是那些作者努力克制情绪表达的日记。太多的清代和近代日记的作者都在日记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控制情感的完美角色，偶尔的情感爆发，很快就被一种中庸的思绪抹平，取而代之是一位各方面看起来都属正常的反省。喜怒哀乐偶获一现，即被他们消解，日记复归于平静。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在每时每刻不断变化，而许多日记竟能对此视若无睹，或是有意消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日记对于人之常情的有意抵触，并不记载，或是适可而止，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说是作者对日记有着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他可以决定日记记什么，或者不记载什么。然而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中恐怕不能止步于此。对日记所载时间长河里的人、事、物，固然要投入诸多关注，但当我们记起日记作为人生备忘录的功能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日记不仅备份了作者的人生与思考，它同时也备份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换言之，日记不仅“排日记事”，它同样“排日记情”。

阅读日记有必要进入第三阶段，即应当进入日记的情感世界。若非如此，日记仍旧只是人事的铺陈，是冰冷的史料，而非呈现它作为一种私密而体己写作的产物。重新建立日记研究的情感维度是必须的，它有助于窥探日记记载的时代里的个体的生命世界。这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如史华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前言”开篇转引列斐伏尔（L. Febvre）所言：“重新建立某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目标确实极具魅力，但同时也很艰难。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学者无权对此视而不见。”对日记研究而言，重建日记所载时代的情感生活不仅极具吸引力，同时也有助于重新确立每一部日记的独特性。

将日记视作材料的惯常做法，容易使日记均质化为材料库，由此，材料价值的高低决定日记价值的高低。无论军国大事，还是个体生活，由于研究者处理材料主题的相似性，那些材料价值处于低阶位的日记，显而易见地被抛弃。如果回归情感维度观照日记，则每一部日记都是独特的，都烛照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世界。在此，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或其他方面的材料，都不是为一个特定的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或社会研究的目的而服务，这些材料回归它们本身，是日记作者或其他主人公生活世界的基础，承载他们的情感与思维。回归个体生命与情感的维度对待日记，则日记所映照的个体方是鲜活的，而一部部日记也不至因其史料价值的高低而被划归三六九等。惟其如此，日记才能部分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即它首先是属于个人的，既是个体生活事务的备忘录，同样也是个体情感的“存储器”。

借用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的宣告：“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不妨大胆预言，日记研究，即便它并非“文学的”，也应当致力于研究人的灵魂，研究人的情感，研究日常生活文字冰山下或缓慢或急速波动的情感流。那斑斓而多彩的、一方方深不可测的情感世界，多么令人着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