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音放送”：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为何绝口不提“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11点59分，全日本600多万台收音机同时传出了NHK资深播音员和田信贤的声音：“从现在开始，进行重要广播。请全国听众起立。”一分钟后，7200万日本国民听到了一个抑扬顿挫的调门：“朕深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说话者用的是一种从高到低的奇特发音方式，开头声调平稳，随后越来越小声，到最后几句时几乎听不清了。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那位自称为“朕”的人物——44岁的昭和天皇身着大元帅军服，在皇宫御文库的防空室里聆听着自己拘谨的声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他始终保持沉默，默许东条内阁做出对美开战的决策；四年后，他两次做出“圣断”，确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针。8月15日凌晨，强硬派官兵一度闯入皇宫、企图发动政变，几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后时刻被扼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昭和天皇的坚定决心和甘冒风险，太平洋战争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令交战双方承受更大的伤亡。

然而，以广播形式公布的《终战诏书》并不是一份检讨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为了追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谴责美军“使用残虐之新型炸弹，频杀无辜”；帝国在道德上并无瑕疵，也不曾战败，只是为了避免“招来我民族之灭亡与人类文明之破坏”，才忍痛决定与盟国停战。70年来日本右翼对侵略历史的歪曲和回护，无不出自这一逻辑。而东条英机等14名战犯，由于主动接过了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并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被当作“殉难者”加以祭祀。对天皇而言，诏书绝非忏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维护。

天皇沉默与“圣断”背后的阴谋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国务各大臣辅弼天皇，负其责任。天皇统帅陆海军，规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拥有宣战、讲和以及缔结一般条约之权。不过在日本议会政治昌明的年代，政治家更倾向于诱导天皇扮演英国式的立宪君主，以使大权集中于国会和内阁；到1930年代军人干政的倾向愈演愈烈之时，陆海军省部也希望天皇减少直接干预国是，而让军部掌握话语权。故而从表面上看，天皇对内阁的重大决策往往只起批准和确认的作用，而甚少公开表明立场。

宫内省御用挂（翻译）寺崎英成在他记录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中宣称：1928年关东军擅自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之后，首相田中义一曾承诺要对当事人加以处罚，但并未兑现。天皇因此龙颜大怒，当面斥责道：“这和你起先说的岂不是大相径庭吗？你看是不是该递上辞呈？”直接导致田中内阁垮台。这一事件后，强硬派军人含沙射影地攻击天皇玩弄宫廷阴谋、密室政治，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政治家也认定此举生硬唐突，干涉了议会政治（田中是以众议院第一大党政友会总裁的身份登台组阁的）。在那之后，天皇便收敛了政治抱负，打定主意不再介入具体的政治运作。

唯一一次例外是在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当中：彼时，皇道派军人占领了永田町和霞关的政府街区，首相冈田启介下落不明、侍从武装长本庄繁偏袒叛乱分子。天皇当即宣称：“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力促陆军颁布戒严令，平息了叛乱。

但所谓“立宪君主论”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从个性和政治倾向看，昭和天皇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1921年，他还是皇太子，便曾利用出访欧洲的时机，会见一批青年将校，企图以之为心腹颠覆长州派陆军元老对军队的控制。几个月后，这批青年军官在德国温泉疗养地巴登-巴登召开秘密会议，宣誓结成同盟、实现“陆军维新”。日后成为侵略元凶的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都是这个小团体的成员，也是昭和天皇赖以实现其“维新”的伙伴。至于“二二六”兵变中的反常举动，则应理解为维护个人地位的本能反应——政变军人正在谋划拥戴皇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建立军政府，这是天皇绝不能置之不理的。

换言之，尽管1928年之后的消极无为看似使昭和天皇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立宪君主，但前提是执掌权柄的军部领袖恰恰和天皇拥有相同的政治目标——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必为之。避免介入实际决策还使天皇不至于沦为任何一个集团的附庸，却可以充当政治斗争的仲裁者和后盾；他本人“现人神”的地位则始终得到宣传喉舌、秘密警察以及以《治安维持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的维护，不曾遭受任何质疑。

天皇在1945年8月罕见地再度干预内阁决策，同样是精明算计的结果。从7月27日《波茨坦公告》发表到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落下，铃木贯太郎内阁已经陷入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陆军大臣阿南、参谋总长梅津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坚决要求盟军承诺不变更日本的“国体”，并在惩处战犯、解除军队武装等问题上争取宽松的条件，否则便要继续战斗下去；其余大臣则主张先答应盟国的要求，以避免前线的牺牲继续扩大。由于双方势均力敌，若无最高仲裁者天皇的介入，政府将无法做出任何有约束力的决断。而在日方已经查明原子弹性质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拖延都有可能导致大量人口被瞬时毁灭，形势极为紧迫。

军人口中的所谓“护持国体”，并不单单是对天皇制的忠诚。它的实质是要确保1936年以来军部与政客的“相互捧场”，确保军部与天皇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不会遭到彻底摧毁；在这两种关系中，军人都掌握着话语权。但对天皇来说，倘若国民被原子弹悉数消灭，空洞的“万世一系”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这关键时刻，他需要和军部做断然的切割。因此在8月10日凌晨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指出：“朕的任务是将祖先传下来的日本国完整地传给后代。事到如今，只有让更多的国民——哪怕是多一个人也好——存活下来，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东山再起。”8月14日上午，他又亲自颁旨召开内阁-大本营联席会议，宣布“朕在充分研究了世界现状和国内局势以后，认为如果再将战争继续下去，实属不当”，以自保为目的做出了“圣断”。

当然，对先为同谋、如今遭抛弃的军部，天皇依然做出了安抚。他在10日的发言中宣称：“军人是朕的股肱，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朕的臣下作为战犯引渡出去，实属不能容忍之事。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忍人所不能忍之苦的时候了。”在14日的会议上，他又表示：“对陆海军将士来说，诸如解除武装、占领本土之类的事情确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朕理解这种心情。”随即话锋一转，声言“如果将战争继续下去，最后将使我国完全变成一片焦土，使万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朕实在于心不忍，无以对祖宗在天之灵”。在温言抚慰和道德胁迫（继续作战将令天皇无法面对列祖列宗）的双重压力之下，陆海军省部不得不同意停战。

打“补丁”的诏书：为何绝口不提“投降”

8月10日天皇做出第一次“圣断”后，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就根据他的讲话内容，整理出了一份大纲。由于正式诏书要以古雅的汉文训读体书写和朗读，迫水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代所长、汉学家川田瑞穗以大纲为基础，起草了诏书初稿，并由大东亚省顾问、阳明学者安冈正笃做了润色。安冈是游走在政界、财界和皇室之间的神秘人物，绰号“昭和最大的黑幕”，在他的搬弄之下，诏书最终成为开脱天皇责任的春秋文笔。

战败诏书的完整标题为“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它以“兹告尔等臣民”的训诫语气始，以“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的严峻训示终，通篇的叙述仅存在于天皇和臣民两个主体之间。全文动情地回顾了1941年底天皇“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对英美开战的决策，把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地支持对外侵略的行径描绘得声泪俱下；随后话锋一转，义愤填膺地谴责敌人“使用残虐之炸弹，频杀无辜”，天皇出于“保全亿兆赤子”以及挽救人类文明之善念，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对此种不得已之举，他表示要“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为万世开太平，同时也要求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期不落后于世界之进化”，继续追随天皇。至于发表《波茨坦宣言》的中美英苏四国，在文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投降”一事。

从言语、逻辑和叙述方式上，终战诏书都与1941年12月的“对美英开战之大诏”形成了呼应。后一份文件的基调同样是自赞自恋的——天皇回顾了“皇祖考、皇考”70余年来“确保东亚安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伟业，一口咬定侵华战争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扰乱东亚之和平”而起；日本花费四年与中国交战，乃维护和平之举。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已经与之“缔结善邻之谊”，把中日问题一下子解决了。现在的工作无非是掉过头来打击“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继续破坏世界和平的英美。倘若将这份文件与终战诏书对观，则日本当初开战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如今接受《波茨坦宣言》更是为了防止人类被“残虐之炸弹”所毁灭；昭和天皇不仅是日本人的无上明君，更是以全人类利益为重的不世圣人！

更荒唐的是，既然开战诏书断言中日问题已经“解决”，则自终战诏书颁布之日起，围绕战争责任所做的一切辩论都被局限在了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至于此前半个世纪里日本割占台湾、侵略满洲、屠城南京之类的暴行，就成了“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善行，可以匿而不书，亦不在终战问题的讨论范围内。日后纠结不清、有理难辩的钓鱼岛等岛屿和领海问题，在这一刻通通埋下了全部伏笔——真是“孤臣孽子，操心危矣”！

终战诏书的最险恶之处，在于它人为地建构了一个封闭的责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天皇既深明大义又忍辱负重，而“陆海将兵”、“百官有司”、“一亿众庶”则应当为自己作战不力、统治不当、道德低下，造成天皇不得不“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困境，报以真诚的忏悔。在1945年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战败后第一届内阁总理东久迩宫稔彦王就曾宣称：“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忏悔，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但他举出的例子却是“作战力量迅速毁坏”、“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以及“国民道德的低下”；言下之意是众人没有把仗打好，辜负了天皇的期望，应当沉痛反思、总结教训，以便在日后继续报效朝廷。简而言之，是“败战责任”而不是“战争责任”构成了“一亿总忏悔”的灵魂；但这名不副实的“忏悔”却在之后的70年里屡屡被日本政客所利用，作为“日本人民真诚谢罪”的佐证。

有趣的是，当这份用心良苦的诏书在8月14日下午被提交到内阁会议讨论时，大臣们却认为其中的文字存在若干瑕疵。陆军大臣阿南要求将“战势日非”改为“战局尚无好转”，以免影响官兵士气；农商大臣石黑忠笃则要求删去关于“三种神器”（象征天皇正统）的段落，以防美军索要。最终，删去的部分达到了23处、101字，文字润色18处、58字，新增内容4处、18字，可谓名副其实的“咬文嚼字”。

这份修改得乱七八糟的草稿随后被送往宫内省，由总务课员佐野惠作用毛笔誊写在淡黄色的御用“奉书纸”上。由于结尾处必须留出七行以盖上御玺，佐野在慌忙中算错了字数，结果漏抄了一段，只能用小号字在空白处补上。天皇本人又做了5处修改，用小纸片糊在原来的字上。晚上9点，铃木贯太郎首相带着这份缀有“补丁”的奇特诏书再度面见天皇，由后者签上御名、盖上御玺，随后首相和全体阁员副署了自己的签名。晚上11点半，天皇在御政务室对诏书做了两次朗读，由NHK进行录音，其中的第二盘录音带便是次日向全国播送的“玉音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