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央长期失联的东北抗联是如何“回归”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东北抗战拉开帷幕。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联合东北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抗日山林队等，组编东北抗日联军，一度给日军造成沉重打击。1937年底，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斗争局面日趋严峻。至1940年前后，抗联余部相继退入苏联境内，在苏联远东军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整编、整训，并为苏军从事情报工作。1945年9月初，远东苏军总司令部正式下令将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中朝官兵分别派遣至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协助当地苏军建立秩序。周保中即率抗联中国官兵随苏军进驻中国东北50余个战略要地，并很快同中共中央派出人员建立联系。

东北抗联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支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并且接受过他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涉及战后初期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互动关系的问题包括：以周保中为首的抗联中国官兵何时随苏军进驻东北？何时与中共中央重建组织关系？中共中央对抗联制定了什么政策、有哪些考虑？中共中央与抗联的互动关系及进程如何？受到研究视角、环境与史料等因素影响，学界关于上述问题尚未展开深入、有针对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对抗联后期历史的“国际性”普遍重视不够，对部分基础史实的描述亦需重新确认。本文意在通过梳理战后初期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的互动进程，探讨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政策及特征。

东北抗日联军骑兵部队

一、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恢复联系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虽然立即公开宣布抢占全国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进军东北，实际上对东北局势并无太多了解。早在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就同东北党组织失去联系，致使后者只能接受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及至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代表团的关系彻底断绝。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数次请求共产国际协助恢复与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联系，东北党组织也一再请求苏军帮助联系中共中央，均无果而终。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谎称不知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下落，苏军则对东北党组织领导人敷衍塞责。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中，共产国际与苏军将中共东北党政军负责人召到苏联着手整编，最终实现了对这支部队的控制。此后至抗战结束，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并无联系。

除了不了解东北形势，中共中央也不清楚苏联对东北问题的立场，不清楚自己是否能获准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尽管于8月11日公开宣布进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但用意主要是宣示立场，所发布的命令也没有立即实施。很快，中共中央的顾虑得到了证实。8月20日前后，斯大林先后两次电告中共中央不要打内战，要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称内战将造成中华民族灭亡，如若爆发内战，苏联将同美国一起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斯大林如此反应并不难理解。在同美国一道构建的二战后远东国际体系内，斯大林将苏联在华乃至整个远东外交与现实利益的达成维系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和平与统一。中共中央无论是高调宣布进军东北，还是公开抢占全国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都必然挑战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和平与统一，进而威胁苏联远东战略利益。

毛泽东尽管对斯大林的电报非常不满，仍决定立即调整全国战略，并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他看来，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国共之争。既然美苏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国共和谈也是势所必然。8月21日至22日，毛泽东取消了刚刚批准的在平、津、沪及长三角等地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计划，改为争取“实现和平建国”。只是，考虑到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缘条件，他仍打算派人前往“试探一下”。中共中央估计，进入东北作战的苏军可能不会公开援助自己，但若己方活动不直接影响其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义务，苏军必将“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基于这一判断，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东北的人员“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

8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山东等分局迅速派人秘密前往东北，控制乡村及苏军未驻扎之中小城市，建政建军。9月1日，胶东军区组建的先遣部队派出一个排的官兵携电台从烟台乘船出发，登陆东北后即致电苏军表明身份并请求“指示”，称“准备尽一切力量”帮助苏军。另一组代表甚至造访了驻旅顺的苏军第39军，表达感激之情并请求建立联系。8月底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唐凯部配合苏军解放山海关，随后被获准大张旗鼓地进驻沈阳。苏军不仅没有“坚决反对”中共的行动，甚至还表现出某种默许或支持，包括承诺对中共在乡村地区的发展“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基于这些情况，9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的判断，决定抽调大批部队“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名义”进入东北活动。

就在中共中央筹备进军东北之际，正在苏联远东密营整训的抗联官兵也在向苏军请战。苏日战争爆发前，周保中等抗联主要领导人就从驻地日益紧张的军事形势中嗅出战争的气息，并作了一系列准备。远东苏军总司令部曾一度考虑将抗联部队投入战场，只是日本在苏军发起攻势的次日即表示投降的事实，大大降低了派遣抗联参战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更何况，根据苏军最初的构想，抗联只是一支“作战军的侦察联络小队”。由于迟迟没有接到派遣令，周保中先是派教导旅参谋长石林斯基到哈巴罗夫斯克询问，后于8月14日、19日、22日三次亲往请示，均无结果。24日，他直接给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信，表达参战意愿，称抗联返回东北可以协助苏军建立秩序并扩大亲苏宣传。他强调，若苏军决定不派遣，他将寻求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

周保中

自从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党组织与抗联官兵从未放弃联系中央的努力，在决定接受苏军整编时也坚持在部队中保留中共的组织与领导系统，宣称“对原有中共东北党组织关系不改变”。但因形势影响与苏方限制，他们在苏期间关于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共中央政策经常片纸只字也得不到，所成立的抗联中共组织事实上也是“联共中央具体管”。因此，周保中尽管提出将寻求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络，实际上并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以及能否建立联系。他对东北形势及抗联应采取的对策作出三种预案：第一，若中共中央派军进入东北，要“准备迎接中央和八路军”；第二，若中共中央未能进军东北、国民党政府恢复在东北的统治，要“准备进行新的长期的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第三，若东北形势恶化，将“随同红军撤退，再回苏联”。

周保中一再请战最终引起远东苏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对日作战行动基本结束，进入中国东北与朝鲜作战的苏军也亟需熟悉当地情况的力量帮助建立秩序。8月25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邱维林少将与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联名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汇报了在苏抗联官兵的情况，建议根据国籍将他们分别派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协助当地苏军建立秩序。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立即批准了这一请求。9月2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出派遣命令，要求派遣的抗联官兵“在苏联占领满洲与北朝鲜期间，协助苏军卫戍司令部维持秩序，扩大影响”。9月上旬开始，苏军即分批展开派遣行动。尚无任何史料表明，苏军在此过程中曾经赋予以周保中为首的抗联中国官兵到中国东北迎接中共、接收政权的使命。

周保中接到派遣命令后，也没有格外关注归国后与中共中央重建联系的问题。在9月初的派遣动员大会上，周保中并未正式提出联系中共中央的任务，只是要求部队官兵“帮助各地苏军卫戍司令部维持秩序；动员群众，建立武装队伍，在国民党政府来东北接收时争取合法存在；如果不能合法存在就上山再打游击”。会后，政治副旅长李兆麟专门交代陈雷到绥化后联络抗联地下党员闫继哲，要求一旦“不能合法存在”就组织队伍上山打游击。当时周保中为部队官兵确定的任务主要是“军事、行政、社会秩序、保安工作、揭发奸宄、监督经济、宣传和教育群众”，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提高苏联国家和军队威信，侦探工作关系问题”。至于党组织问题，他确定的主要任务是“中共党东北组织之恢复和发展”，而非重建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令各方始料未及的是，随苏军返回中国东北的抗联官兵很快就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9月10日，冯仲云率一组抗联官兵进驻沈阳，就任苏军卫戍副司令，很快见到了进驻沈阳不久的曾克林与唐凯。他当即将此情形电告进驻长春的周保中。周保中接电后立即请求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派飞机“载送八路军的同志去延安与中共中央联系、汇报苏联红军出兵进占东北及抗联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情况”，并获得许可。14日，驻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派贝鲁罗索夫作为代表飞赴延安接洽中共中央，曾克林随机陪同前往，冯仲云则委托随行苏军翻译谢德明捎信给中共中央，报告抗联已经随苏军进驻东北数十个重要战略据点，请中央速派来大批部队和干部。贝鲁罗索夫在沈阳正是通过冯仲云联系上曾克林的，而贝氏本人就是“原第八十八旅第一营大尉军官”。

14日当天，贝鲁罗索夫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转交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信，并就1945年中苏条约关于国共双方均不得提前进驻东北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规定作了正式通报，但私下对中共进军东北表示支持。马林诺夫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到了东北抗联随苏军进驻东北的情况，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信也被曾克林顺利转递。

根据信中讲述的情况、同苏军代表的会谈情形以及曾克林的汇报，并结合此前先遣部队发回的报告，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改变全国战略，将战略重心放到东北，争取建立东北根据地，占领东北。这一战略后来被明确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中共中央为此组建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随访延苏军飞机前往东北，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中共组织及党员活动。此后，中共中央一面组织得力干部与部队日夜兼程赶往东北，一面将兵力有计划地向交通要道集中，以切断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陆路交通。

中共中央在获悉东北抗联已随苏军进驻东北后，围绕抗联问题应进行过讨论。先是曾克林返回沈阳当天就找周保中、冯仲云等人讲述了去延安的情况。其后，9月20日至23日，刚刚抵达沈阳的彭真、陈云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听取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崔庸健、冯仲云汇报东北抗联十四年的斗争历史以及协助苏军进驻东北和接管城市的情况，对东北抗联的抗战功绩予以高度评价。彭真提出了著名的“三大艰苦”的论述，即“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会谈中，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力争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以及东北局的当前任务，要求抗联官兵“利用有苏军身份的便利条件，控制铁路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以及在已经控制的城市和地区推进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在此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的指示，抗联向东北局提交了党组织材料、档案资料与党费等。以这次会谈为标志，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正式恢复关系，此后即在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领导下投身东北解放事业。

二、抗联协助中共人员迅速进驻东北

自抗战结束至1946年5月，真正主导中国东北局势走向的是驻当地的苏军。从1945年9月起，苏军开始执行支持中共进军东北、拒止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政策。这并非莫斯科决策层意志的完全体现，而恰恰是驻东北苏军在莫斯科决策层没有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问题的背景下，基于自身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认知、对莫斯科决策层意志的解读、对中共朴素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现实需要作出的政策选择。苏军这一政策对中共中央东北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经略东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当地苏军的支持。在此过程中，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抗联官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与联共（布）和苏军建立了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在东北的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北抗联”。

周保中刚一进入长春就受到苏军代表接见，后者承诺提供武器弹药，甚至提出“可着你的力量拿，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你拿走的剩下的归我。这是咱们的战利品，我们分用”，而那些把守军用仓库的苏军，“只要见到周保中批的条子，立即提供帮助运输”。尽管此事的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周保中这一时期在东北局与苏军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则有许多佐证。正是在周保中的斡旋下，苏军最终同意将许多武器弹药移交中共接收。“八路军和关里来的重要干部都到周保中这里来接洽，尤其是与苏联军队联系问题、对敌斗争问题、部队装备问题，凡是要请苏军帮助的事情都要通过周保中联系。”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积极利用抗联的指挥联络系统，协助中共部队进驻各地并与苏军协调。当时，随苏军进驻东北各地的抗联官兵，一面通过交通员与电台的方式，接受周保中的纵向领导，另一面则接受驻地苏军的横向领导。包括周保中在内的进驻重要战略据点的抗联官兵都配备了电台。周保中电台的联络对象主要是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其他官兵的联络对象则是周保中与苏军。因此，周保中所在的长春既是各地抗联官兵的中心，事实上也成为中共中央派出人员前往北满、东满等地的枢纽。陈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曾提到，这一时期周保中“忙于司令部与交涉及与各地联系”。不仅如此，周保中还向东北局提供了10个小功率电台，并指示于保合和白生太帮助培训电台操作人员。陈云在长春时，他的报务员闵长生每天都到于保合处借电台与延安保持联络。

1945年10月底，彭真将派赴长春、吉林、合江、齐齐哈尔、洮南、哈尔滨以北之干部，先派到长春并电告周保中及当时正在长春的陈云，要求“用尽一切方法接收各省及重要市县政权，一切干部都应尽量派入政权中占住位置”。周保中接电后立即指示驻延吉抗联军官姜信泰，“我们目前的紧急任务，在中部满洲和东部北部要努力树立行政权，紧张地编成东北国民军来对抗国民党重庆政府在东北新封建和最反动的措施”。11月初，陈云再次到长春，首先找周保中了解各地情形，并传达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他还给周保中引见中共情报人员李维民、刘健农和孙亚明等，在他的协助下派出干部。周保中不仅向前来的中共中央干部介绍情况，还以苏军名义为他们开具各类通行证或介绍信，并指示分驻各地的抗联官兵提供支持。他还向长春苏军力荐中共干部刘居英担任市长。11月，周保中为前往延吉的雍文涛一行开具介绍信，指示姜信泰提供协助，并派抗联战士孙振山陪同前往，以应付沿途苏军盘查。

随苏军进驻东北其他城市的抗联官兵也多成为“东北局进入东北和八路军、中共干部到东北后，与苏方进行接洽、联络的最可靠人员”。11月，袁任远率刘俊秀、沈越等十余人前往吉林途经长春时，向周保中系统了解了当地形势，并在抵达吉林市后立即召集抗联官兵与当地干部座谈，此后与吉林卫戍区苏军代表商谈成立保安队及接收政权问题。起初，苏军对袁任远一行的态度非常冷淡，后经时任吉林苏军卫戍副司令、抗联干部王效明携袁任远、李维民再次拜访苏军卫戍司令，才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经王效明协调，苏军还任命中共干部巩维明担任吉林省警务处副处长，实际上控制了吉林地区的公安工作。巩维明的任命对中共抢占吉林，打击国民党政府在吉林地区的建党、建军、建政活动，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韩光受东北局指示前往旅大时，冯仲云不仅为他开具介绍信，还亲自将他送上苏军军列，并派抗联战士孙振山陪同前往，以便直接拜访苏军卫戍司令。正是得益于孙振山当时的苏军少尉身份，韩光很顺利地见到了驻大连苏军司令高兹洛夫中将。高兹洛夫不仅应允了韩光的请求，还建议东北局尽快在当地“搭架子”，即组建大连市委以实际控制政权。高兹洛夫还为韩光引见随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抗联官兵董崇斌（时任沙河口区苏军警备副司令）、刘玉泉（时任甘井子区苏军警备副司令）、季喜林（时任西岗区苏军警备副司令）等，并指示由董崇斌直接负责韩光在大连的住行。后来，为协助中央派出人员迅速进驻东北各地，冯仲云甚至私刻了“沈阳警备司令部中国事务部”的俄文钢印。

与东北局建立联系并移交组织关系后，周保中很快就提请苏军解散抗联的苏军编制。他之所以在1942年接受苏军整编，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一再强调，整编的性质是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的前提下，接受苏方“临时必要”的指导。鉴于抗战已经结束并且已经同中共中央恢复联系，抗联继续与苏军维持“临时必要”的指导关系显然不再必要。10月3日，周保中同苏军代表会谈时正式提出苏军撤退后抗联官兵的前途以及抗联部队退出苏军编制等问题。苏联远东军区最终接受了周保中的请求，于1945年10月15日下令解散抗联在苏军中的编制序列。周保中随后通告各地抗联官兵，“根据莫斯科总参谋部命令，已批准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参加红军的同志解员退伍。现在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已得恢复中共党的正常关系”，他要求部队官兵上缴苏联军官证并“迅速准备全部工作转变”。

东北局领导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批同志立即“归队”。9月20日至23日，彭真、陈云听取周保中、崔庸健等人汇报时，曾对抗联官兵随苏军进驻东北数十个战略据点的局面寄予厚望。事实上，1945年9月至10月间，抗联官兵的确对中共中央派出人员迅速进驻东北各地提供了重要便利。韩光对此评价认为：“苏军进军东北，该旅分成50多个小组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各地大中城市，起了很好的作用。”基于这一考虑，10月27日，陈云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一旦抗联退出苏军编制，“各种不方便就来了”。他为此还专门找苏军代表协商，提出抗联官兵“虽脱军装，帮助依旧”。根据其后的历史发展，苏军应是接受了陈云的请求，尽管这批抗联官兵在苏军编制的解散工作至1945年12月就全部结束了，但他们在此之后的一个时期仍在东北局与苏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底，中共中央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的战略目标，指示东北局迅速建党、建政、建军。毛泽东特别指示就以下问题向苏军“着重提出，恳切求其协助”：第一，拖延撤军至1946年1月或2月；第二，在撤退前拒止国民党军登陆及接收；第三，协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及组织军队。中共中央还批复同意东北局关于在东北各省县普遍、大规模地组织中苏友好协会的建议，以此作为暗中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团体，“垄断一切重要权力于自己手中”。苏军基本接受了中共的请求，一度还催促东北局尽速接收东北全部政权。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自1945年11月初将主要作战方向转至东北，同时指示东北局立即在部队及民众中间扩大有关“东北人民自治”的宣传，批判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无功、丧失东北有罪，反对国民党军到东北打内战。

其间抗联的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一，帮助东北局与苏军协调撤军、“拒蒋”、剿匪与协同作战等问题。苏军向东北局提供的有关国民党军调动的情报，很多都是“由周保中同志阅后交政委并送往东北局。像这样的电报，苏方隔几天就来”。第二，利用自身社会基础建军。东北局在大中城市多以抗联名义公开活动，组建保安队和警察队伍等。截至10月18日，仅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十余个大中城市就出现以抗联为核心或名义的各类武装两万余人。第三，建立秩序并扩大亲苏宣传。12月底联共（布）中央收到的情报曾称赞李兆麟在哈尔滨“积极协助和组织开展对当地民众的工作”。在大批八路军、新四军到来之前，“抗联在东北已站稳了脚跟，成为大部队的先遣队，在消除来自苏军方面的障碍、解决武器装备和大部队输送等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接收人员抵达东北时，已是1945年10月上旬，与中共相比，已然错失先机。雪上加霜的是，自10月初至11月上旬，苏联方面始终拒绝国民党军从大连登陆东北，而中共也基本切断了国民党军经华北陆路出关的通道。11月中旬，陷入绝境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宣布撤退东北行营，并将东北问题诉诸美国及国际社会，指责莫斯科破坏1945年中苏条约；另一方面令国民党军从秦皇岛登陆，于11月16日突破中共把守的山海关，循铁路打进东北。面对外交与现实的双重压力，斯大林立即作出反应。他先是指示立即撤退驻延安的苏联联络机构，后命令驻东北苏军武力驱逐中共人员，改善同国民党军的关系。他在批示发给驻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电报时，亲笔将其中“苏军不应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改为“苏军应与国民党军保持良好关系”，并增补“协助国民党军接收东北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运用武力驱逐那些自称共产党的军队”。

鉴于斯大林称中共部队为“那些自称共产党的军队”，并严令苏军予以武力驱逐，驻东北苏军应未向莫斯科汇报全部形势。考虑到1945年中苏条约与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内在联系，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会贸然支持中共，担上负约之名。接到莫斯科指示后，苏军立即采取措施修复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一度驱逐了大中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中共人员。就在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撤退当天，苏军即强令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的中共人员全部撤出，提出将长春铁路及沿线城市交由国民党政府接收，要求凡有苏军之处，不准中共同国民党军冲突。当晚，苏军代表两度往访东北行营，承诺将协助消除暴乱局势，帮助“树立政权，并稳固其基础”，强调“一切均可商谈”。当天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照会国民党政府，称苏军可协助将国民党军空运东北，否认支持过中共，把东北地区的中共活动归咎于“中央政权未树立”。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馆内内景陈列

三、中共中央以抗联宣示合法地位

1945年12月，美国公开表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并宣布派马歇尔使华调处国共矛盾。斯大林对此表示高度赞许，并对调处工作提供了切实的支持，包括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接受调处。根据“国共反映美苏”的逻辑，中共中央意识到“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一切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关于东北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其已经“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已经无独占可能，决定改“霸占全东北”的战略方针为争取“在东北之一定地位”，这一政策实质就是“东北问题一定要有蒋一份，也有我们一份，谁占优势要由斗争来决定”。

1946年1月国共就关内停战问题达成协定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东北局调整政策，“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设法与国民党建立外交关系”。针对东北党内一时难以转变思想的状况，中共中央作了严厉批评，“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强调中央的东北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其合作实行民主改革。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最终确定“和平解决、民主合作，坚决反对军事解决的方针”，指出若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不与之推诚合作，就是“犯最重的错误”，对外则呼吁组建“民主的联合的东北地方自治政府”，表示中共“有充分能力建立、而且正在建立这样的政府”。

国民党政府罔顾中共在东北已有重大发展的事实，坚称东北问题是外交问题而非内政问题，“是接收或不能接收的问题，无所谓政治协商问题”，提出“国际问题要国际解决”。这实际上是要根本否定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发言权。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中共政策的目的是“企图施放政治问题的烟幕，转移国内外视线，使一般人士误信东北问题可以政治解决”，最终造成“东北永远脱离中国的主权”，而“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受重大的威胁”。国民党政府还批驳中共提出的“东北自治”，称其实质是“要把大一统的中国划为多数独立自治的区域，名之为联省自治，实则准备带领着他们独立军队所控制的区域退出中国以外”，谴责中共要“支解中国为无数独立的国家。支解的工作从东北等地做起”。

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攻讦，中共新战略方针遭遇的另一现实困境，是自己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彭真早在1945年10月的沈阳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东北民众“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是强的，但阶级觉悟较模糊” 。因此中共中央在命名东北部队时，最初曾一律“使用满洲本地番号”。至1945年底，陈云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仍指出这一问题，称东北人民缺少抗战初期敌后人民的斗争情绪，普遍“对我观望，希望并幻想中央军”，而“国民党政府中央军的合法地位，现在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本”。甚至到1946年春，这一问题依然严峻，东北民众仍“存在盲目的正统观念，对国民党中央军抱着很大幻想……对当权的国民党更容易接近，而对我党怀疑”，大多抱有“反苏反共情绪及盼望国民党‘中央’的思想”。

关于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问题，朱德在1945年11月曾公开表示，“坚持抗日斗争十四年，因而得到东北人民普遍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将有它的重要地位”。言下之意，“坚持抗日斗争十四年”即是中共中央找寻的确认自身在东北合法地位的历史根据。若追溯十四年的东北抗战，中共的领导地位以组织和领导抗日游击队（1936年前后组编为东北抗联）为主要体现。尽管1940年后东北抗联基本退出东北战场，但抗联旗帜并未倒下。对此，身在东北的彭真、陈云等人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在1945年下半年多次建议以东北抗联将领的名义发表宣言，在“东满、北满应以抗联干部为首，在抗联各根据地组成几支标明由其前身抗联发展而来的军队”，强调“放弃十四年抗日的资本……是失策”。

与彭真、陈云等人不同，中共中央这一时期对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都缺乏足够了解。尽管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公开赞许东北抗联的游击斗争，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东北抗战形势与抗联部队的状况。抗战结束时，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失去联系已近8年之久，这也造成了中共中央对这支部队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有较深的隔膜。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1945年10月中共中央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时，虽然提出部队的构成是“我党部队及东北抗联部队”，实际上没有任命任何一位原东北抗联将领担任主要领导人。彭真为此专门提请中共中央由周保中担任第三副司令，强调“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最终，中共中央才予以任命。

到1946年初，鉴于东北形势的变化与东北局的一再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利用好东北抗联“十四年抗日的资本”及其在东北乃至全国“深厚的影响”，具体包括成立以抗联将领杨靖宇、赵尚志、邓铁梅命名的支队，将现有抗联干部分配到过去抗联及其他义勇军活动地区，以适当名义建军，恢复与扩大抗联与群众的联系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局迅速以程世才、萧华组成杨靖宇支队、邓铁梅支队，高岗、陈云组建赵尚志支队，并要求一切与东北抗联有关的部队以抗日地下军的名义活动。彭真还指示周保中，由东北局起草东北抗联将领通电。陈云则要冯仲云撰写并出版《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并指示李兆麟在中共控制的《哈尔滨日报》上公开提出设立抗联办事处。中共中央还批准了陈云和高岗关于李兆麟担任北满分局委员的提议。

1946年1月中旬，国共营口争夺战爆发，引起马歇尔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为应对极有可能举行的东北和谈，宣示自身对东北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点名要周保中发表“抗日联军的历史”与“通电声明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之成立”，并指示其特别声明“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前身即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日报》负责人随即派人专访周保中，在给周保中的信中称，“延安急欲要东北抗日联军材料，准备在谈判东北问题前发表……请介绍与过去抗日联军的同志们谈谈，以便能广泛搜集材料”，提出“希望能有下列材料：1、请以你名义发表一篇谈话，并希望这篇谈话你能够自写；2、抗日联军发展历史与现况；3、各种英勇斗争故事与人物”。30日，驻沈阳以南地区的苏军开始撤退，彭真立即要求“以东北抗日联军及地下抗日军所组成之自卫军出面力求控制”，并要李兆麟公开声明东北抗日联军“最有资格、最有权利代表国家、代表国民政府接收该地区政权”。

2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阐述关于东北问题的四项原则，指出“从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干部，此时最为活跃，发展亦极迅速。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指挥下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并成立了杨靖宇支队、赵尚志支队等”，要求承认“东北地方民主力量与共产党的地位”。东北局则开始将“和平民主、地方自治与宣传抗日联军十四年在东北抗日的功绩”列为一项基本的政策方针，指示各级部门“发动与组织各地广大阶层，用大会、座谈会团体名义及社会著名人士谈话等方式，参考我党提出的四项原则，主张东北问题应循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道路合理解决，以形成东北人民的强大呼声与一致要求”。在宣传中，东北抗联历史被誉为“一部千古不灭的英勇史诗”。

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宣传颇不以为然，公开否定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1946年2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在日本投降以前，东北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今日他们自称‘人民武力’的队伍，乃是他们在日本投降以后，一面妨碍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一面招兵聚众制造出来的。” 沈阳国民党市长董文琦公开宣称东北没有抗日军队只有土匪。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很清楚以周保中为首的抗联官兵是战后随苏军进入东北的。1945年7月，驻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领事馆就侦获了有关抗联官兵在苏驻地、人数、装备及领导人的情报这份情报将“周保中”写作“周保宗”，“张寿篯”（即李兆麟）写作“张守谦”，将抗联的编制写作“军”而非“旅”。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李兆麟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后，与赵尚志等组织抗日联军，辗转进入苏境。此次随苏军重返东北……”他建议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为李兆麟提供职位，以“将其部队收为中央之用”。1946年初，哈尔滨国民党市政府还表示接受李兆麟的要求，同意设立抗联办事处，但要抗联一方提出申请。此外，东北行营还制定了策反时任北安军区副司令员于天放等抗联干部的方案 1978年，黑龙江省委、省公安厅经过详细复查，确认策反于天放的计划是存在的。

东北局对国民党政府的收编企图有着清醒的认识。陈云在1月24日给中共中央并周保中等的电报中就提出，要警惕国民党的收编阴谋，尤其要打破国民党政府关于东北抗联“尚不合法”的说法。他提议“将昭和十五年十月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出版之《满洲共产主义概史》关于其中抗联部分，及孔原处所存臧启芳（东北大学校长）主编某书上关于抗联部分，及蒋介石在抗战中曾说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问题的言词，汇印成册，在关内外发散，以封顽口和争取社会同情”。他还肯定了以抗联将领的名义起草通电的做法。2月，彭真还请示中共中央，要新华社发来1944年《扫荡报》刊登的东北抗联活动材料等，用以宣传。

四、中共中央提出抗联亦有权接收东北

1946年2月下旬，美苏在雅尔塔会议围绕远东问题达成之“秘密协议”的公布与“张莘夫事件”的披露，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引发了大规模反苏反共游行。同一时间，马歇尔调处关内停战取得成果，开始将调处重心转向关外，使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大幅上升。为改善急剧恶化的反苏反共气氛并应对将来的东北和谈，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对抗联的宣传，发动一场“和平攻势”。2月22日，《东北日报》头版整版以对周保中访谈的形式，阐述了中共领导东北抗联坚持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功绩，指出抗联已在东满、北满编成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15万人，组建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东北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同时，李兆麟公开宣称东北抗联是中共军队的一部分，已经扩军20万人。中共中央还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否认中共对东北抗战的历史功绩，拒绝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此时宣传的落脚点，已经从确认中共在东北的历史地位，转移到突出东北抗联接收东北之权。2月25日，毛泽东审阅《解放日报》社论时亲笔增补一句话：“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于东北伪军尽量收编，甚至把伪军姜鹏飞部开入长春‘接收主权’，为什么对于东北人民的爱国武装必加以消灭然后甘心呢？” 27日，彭真指示东北各分局提交与谈判相关的材料，特别要求北满的陈云和李兆麟准备“北满各地抗日联军‘八一五’以前活动情形（干部姓名、人数、时间、地点）及‘八一五’后发展经过”材料到东北局汇报。3月5日，彭真再次致电陈云，要其请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尽快搜集并写作“我党在日本投降前，在东北之各种抗日活动，特别是武装活动及地下军”等材料，以便尽快广播，“打击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反苏反共运动及其关于东北问题之宣传”。

3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中共领导抗日联军在东北苦斗十四年》一文，驳斥国民党政府关于“东北从来就没有中共部队”的说法。这是《解放日报》头版位置首次出现有关抗联问题的报道。次日，同样在《解放日报》头版，周保中以“坚持十四年东北抗战领袖”的身份接受专访，宣称东北抗联历史“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的无上光荣，也是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无上光荣”，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抗联以及抗联的接收之权。17日，《东北日报》刊发长篇报道《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指出：“现在东北抗日联军已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分布于东满、北满以及地方保安部队，总数已达十五万人”，正在“为争取东北人民的民主自治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正像他们过去十四年来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不屈不挠地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斗争一样”。

1946年2月国内出现反苏反共浪潮时，中共中央虽然决定“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支点，最终既未能有效反击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攻势，也未能真正缓和国内的反苏反共气氛。3月9日李兆麟在哈尔滨遇刺身亡之后，中共真正形成了有力的宣传反攻。李案发生后，中共方面立即指认“国民党内法西斯特务分子”为凶手，痛斥国民党政府暴行，宣传东北抗联，呼吁发起全国性的游行示威。3月13日，时任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就李案处理方针发出指示：第一，宣传李兆麟是在东北坚持十四年抗战的英雄，争取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及反对国民党特务的罪行；第二，争取派军进入哈尔滨吊唁，并在各省县举行同样的追悼会，扩大宣传；第三，以周保中为首的抗联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及承认抗联。

根据东北局的部署，东北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追悼活动，有关抗联的宣传迅速扩大。这一时期中共涉及东北抗联的宣传文章，不论是数量还是级别，都达到空前绝后的水平。3月16日，《解放日报》刊文谴责国民党政府“勾结敌伪残余屠杀和暗害东北一切实行抗日民主并与苏联友好的英雄志士”。18日，《解放日报》刊文将李兆麟誉为“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的一面大旗”。21日，《东北日报》社论指责国民党政府接收后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笼罩着空前的恐怖统治”。东北局还以周保中、冯仲云等抗联将领的名义一再联名通电全国，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呼吁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以及承认抗联的合法性。这些通电还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李兆麟举行国葬，并且“明文公布正式承认由十四年在东北坚持抗战之抗日联军所编成之东北人民自卫军，整编为国防军”。

此类高调宣传一度引发质疑。傅斯年就在《大公报》上撰文质疑东北抗联是否“始终留在东北”，以及是否“苏联遣入的‘汉奸队伍’”。他提出，“九一八后两三年，东北游击队失败，最后一股的李杜将军统帅之抗日联军，在事败后退入苏境，有几千人一直留在苏境，受了充足的训练，这次跟着苏军进来”，称东北抗联“组织的‘地方武力’‘地方政权’”无权代表东北地方，甚至提议重新考查这些人的国籍。针对《新华日报》刊登的周保中的宣传文章，《大公报》刊发社论提出，“不可使东北有一种特殊的武装力量及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以威胁国内的安宁”，强调可以不问东北民主联军是如何产生的、东北各地的民主政权是如何产生的，但“决不容东北离开国家而特殊化。至于假借东北人民的名义，而使东北特殊化，那自然是更不可以的”。

对于这些质疑，中共方面均作了坚决驳斥，强调东北抗联历史“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要求各界承认东北抗联享有“就地接防”之权。4月4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会上再次提出，中共领导东北抗联“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讽刺国民党消极抗战。他反问道，“究竟是谁把东北断送了？谁又在东北组织了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共在东北的抗战，连日寇也承认……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谁还能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 关于东北抗联接收权的问题，周恩来主张，中共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东北之权，国民党政府也应承认东北抗联“有充分权力接收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提出1945年中苏条约只规定“中国军队”有权接收，并未特指国民党军。他在4月22日同马歇尔会谈时，详细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东北抗战的历史，提出中共组织的东北抗联理应得到承认。在整军谈判中，中共代表也提出将东北抗联列入原定中共军队数额之外，理由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有其特殊历史与地位”。

与此同时，东北局积极推进各级政权建设，公开提出东北凡苏军未占领或已撤出的地区都已经建立了中共政权，要求国民党政府全部予以承认。东北局还特别任命了一批抗联将领担任要职，如周保中（吉林省主席）、冯仲云（松江省主席）、于天放（黑龙江省人民代表会常驻委员会议长）、李延禄（合江省主席）等。1946年3月1日，中共控制的《长春新报》刊文称：“由于抗联于天放、王均、陈雷诸将军宣传与组织，在北安、海佛、绥化、黑河、嫩江、讷河等地，在抗联基础上，扩大与建立了新的人民自卫军。十一月初，正式成立了省政府，结束了维持会。先后在克山、克东、通北、德都、北安、海伦、拜泉、明水、绥棱、绥化、望奎、庆城、嫩江、孙吴、黑河成立了新的县政府。”

除在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领导下作公开宣传，抗联官兵仍在东北局与苏军之间继续扮演协调角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解放长春。1946年3月中旬，苏军开始陆续撤退回国并向中共移交大中城市与铁路干线，鼓励“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东北局因此提出抢占四平以北的大城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以建立长春为首都的根据地的设想，在获得苏军肯定后，随即部署攻打长春，并任命周保中作总指挥。周保中即派于保合携吉辽军区司令部通讯科长徐明德等人往访长春苏军炮兵师师部，建立专门的电台联系，并在军区司令部设专人收听苏方电报。4月中旬，苏军撤退并如约给周保中的电台发出信号，周保中即指挥夺取长春。四平战役前，苏军还给周保中电台发送了有关参加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的重要情报。

5月初，驻东北苏军全部撤退回国，抗联那些与协调苏军相关的工作随之告一段落。几乎与此同时，国际上美苏关系不断恶化，莫斯科逐渐改变了对马歇尔在华调处工作的态度，开始明确表达对调处的不满与反对，对中共东北革命根据地则开始提供“有限援助”。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契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1946年秋，毛泽东公开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确认美苏对抗背景下的国共内战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内战，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高。根据这一新的战略判断，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扎实推动构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大力肃清“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形势的发展，客观上大大降低了东北抗联官兵的桥梁与宣传价值，相关的宣传也逐渐降温。

抗战结束后，东北问题吸引了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高度关注，多种政治力量参与其中,最终演变为国共全面内战的肇始。在此进程中，东北抗联发挥了比较重要且甚为特殊的作用。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尽管拥有中共的组织与领导系统，但截至抗战结束抗联已经同中共中央失去全部联系将近8年，其间还接受了共产国际与苏军的领导与整编。这种独特的“苏联”属性，使得抗联官兵能够在战后东北问题的演变中发挥重要影响，尤其是帮助中共迅速占领苏军控制下的各战略要地。此外，这支部队还可以成为观察中国内战起源之苏联因素的重要视角，解答苏联对中国内战的爆发究竟持何种立场以及应负何种责任。理解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继续发掘各方史料，系统梳理与把握抗战结束后中共、抗联与苏联三方关系的互动过程、性质及特征。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原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再考察》，作者郝江东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