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凡尔赛是怎样建成的

《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英]南希·米特福德著，杨靖 / 李江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288页，70.00元

法国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建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至十八世纪初，耗时近半个世纪，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规模最为宏大的建筑项目之一。在法国大革命彻底改变法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之前，此地曾是三代法国王室的居所。照英国传记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杨靖、李江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一书中的看法：这一富丽堂皇的建筑不仅是太阳王个人表演和自我型塑的时尚行为艺术，更是他为树立和巩固绝对专制而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动。

1661年，秉政多年的权相兼枢机主教马扎林（Cardinal Mazarin）病逝，路易十四（1638-1715）开始“亲政”，他效仿的对象是表兄英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复辟后亲理国政，被视为欧洲君主典范，也激发起路易十四的争强好胜之心。根据伏尔泰在《路易十四年代》中的论断，自即位之日起，这位君主便立志“要在国外受人尊敬，在国内实行绝对统治”。换句话说，他要行使“绝对权力”，而绝不愿与任何他人分享权力——在偌大的凡尔赛舞台之上，包括王弟及王太子在内的所有人皆为配角，唯有太阳王熠熠生辉。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尔赛宫不仅是路易十四实现宏图大志的途径和手段，也是他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一部分，正如他不止一次宣称的那样：“凡尔赛宫，就是我。”（一个半世纪后，福楼拜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命题立意亦如出一辙。）

兴建凡尔赛的直接动因据说是受到权臣富凯（Nicolas Fouquet）的刺激。接替马扎林担任财政大臣的富凯——高乃依在悲剧《俄狄浦斯》（1659年）前言中赞美他“不仅监管财政，还监管着文学”——在沃子爵城堡（Vaux le Vicomte）落成之日，为表忠心，恳请国王驾临，不料却招致灭顶之灾。“富凯恣意炫耀，极尽奢华，宴请的宾客和建筑风格都远在国王之上”——其建筑总耗资一千八百万里弗尔（livre），当晚出席宴会嘉宾多达六千人，餐桌摆放尽为金银餐具。同时，为宴饮助兴，又上演莫里哀喜剧《讨厌鬼》（Les Facheux）和吕利（Giovanni Battista Lulli）的芭蕾舞剧，并举行盛大焰火表演，令人叹为观止。但时隔三周，这位富可敌国的权贵即以贪腐罪名被捕入狱，其资财悉数充公。

路易十四对王公贵族的痛恨由来已久。1648年，以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1621-1686）为首的“投石党”人（the Fronde）在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贵族支持下发动反叛，王室被迫出逃。年幼的国王颠沛流离，饱受惊吓，并留下心理创伤，立誓掌权后必定抑制贵族豪强，一雪前耻。因此，兴建凡尔赛宫（其规模远胜富凯豪宅），一方面是借此表明，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与国王平起平坐（更不用说僭越），以此彰显王室的威严和荣耀；另一方面也是以此为金丝鸟笼，起着羁縻贵族的作用：没有国王的恩准，谁也不能擅自返回封地。

当然，举全国之力修建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也有国际形势的考量：纵观欧洲大陆，大航海时代以来独领风骚的西班牙帝国正在迅速衰落，德意志和意大利仍处于小公国林立的割据状态，皆难构成威胁；在巴尔干半岛，强盛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牵制，也自顾不暇。唯有隔海相望的英格兰能与法国相抗衡——在安排王弟迎娶英国公主亨丽埃塔（Henrietta）之后，原本便具法国血统的斯图亚特王朝查理国王与路易十四更是亲上加亲。对路易十四而言，改变欧洲大陆均势、由法兰西称霸一方的时机已然成熟。熟读史书的国王深知，征服欧洲列强，除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文化艺术方面的“软实力”也必不可少——用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的话来说，即“对周边国家迅速建立起像罗马对希腊那样的政治统治力，和像希腊对罗马那样的文化统治力”。而凡尔赛恰好可以成为这种统治力量的一个显著标志。

凡尔赛原本是一座小村庄，与巴黎相距十余英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抵达首都。选择这样一处穷乡僻壤为新都，引发朝臣强烈不满。照历史学家的观点，路易十四故意挑选一个极有可能是“最糟糕的地点”来营造他的宏伟宫殿，目的在于“以此证明他的意志强过世间万物”。但这一观点显然忽略了这位君王极富感性的一面：这里是他父亲昔日狩猎暂驻之地。在他孩提时代，曾若干次跟随父王路易十三在此流连驻足。或许受到父亲的影响，路易十四一直向往自然和乡野，对逼仄的巴黎（贵族势力盘根错节）颇为厌倦。因此，这一决策不仅寓含高度的情感价值，也借机向臣民宣示国王“不忘初心”——最明显的例证是，当设计师将原址拆建的规划图呈请御览时，路易十四立即严令整改：先王狩猎小屋不但不能被拆除，而且必须加以扩建，因为“我的心愿是留住父亲在我心中的回忆”。

在国王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凡尔赛宫项目盛大开工。最初几年，路易十四本人也经常居住在这里，每天与脚手架为伍，和石膏粉尘打交道。诸位大臣向国王看齐，自然也不敢玩忽怠慢。整个工程动用了三万余名工匠和六千余马匹，土石和花木则从全国范围内征集。为确保凡尔赛宫的建设顺利进行，路易十四下令，十数年内法国全境禁止其他新建工程使用建筑石料。凡尔赛宫项目于1661年破土动工，1689年主体工程竣工，1710年配套工程完成——五年之后，路易十四辞世。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三位艺术家居功至伟，他们分别是画家夏尔·勒布兰（Charles Le Brun），园林师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以及总设计师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勒布兰“在绘画、挂毯和雕塑艺术方面拥有精湛的工艺和高超的智慧”，他主要负责宫殿内外“墙壁的装饰，包括精致的神话人物壁画和雕像”。勒诺特尔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园林和景观设计师，他的一项艰巨任务是负责将全国各地的沃土佳木和奇珍异石运至凡尔赛宫，构建凡尔赛宫苑。勒沃是凡尔赛项目的策划者，也是具体执行者。他严格遵照路易十四的旨意，将先王的狩猎小屋扩展为宫殿主体，在两翼辅以“嵌套”（envelope）结构，并在宫院内外广植奇花名树，使得整个宫殿看起来像一座大花园。在这座大花园中，草坪、花圃和花坛修剪得整齐一律，宫墙内外雕塑林立，人行道两旁郁郁葱葱、灌木篱墙高耸入云，还有若干造价不菲的喷泉点缀其间。

相比于外部景观，凡尔赛宫的内饰无疑更令人赏心悦目。以镜厅（Galerie des Glaces）为例——这是勒沃继任者芒萨尔（Jules Hardouin-Mansart）的杰作——其天花、地板及落地窗皆饰有玻璃镜面，交相辉映，美轮美奂。门厅走廊装点工艺一流的法国挂毯，室内收藏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名家画作，廊外花园中矗立“阿波罗战车”巨幅雕像——这是雕塑家图比（Jean-Baptiste Tuby）向凡尔赛宫落成仪式的“献礼工程”。国王对镜厅情有独钟，习惯于在此接见外国政要（包括热那亚总督、暹罗和波斯大使等），以此作为炫耀。毫无疑问，如果将凡尔赛宫比作王冠，镜厅便是王冠上最为耀眼的宝石。

当然，以上这一切营作，都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时任财政大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才是这一工程的幕后英雄。他不仅负责调拨项目资金，同时也参与具体方案设计。科尔贝是扳倒富凯的头号功臣，深得国王宠幸。路易十四欣赏他的才干，更欣赏他的忠心。自凡尔赛立项之日起，这位大臣便将其视为职业生涯头等大事。因为他深知，这一项跨世纪工程，不仅关乎他个人政治生命，更关乎法国前途命运。

对于国王的想法，没有人比科尔贝揣摩得更透彻。路易十四梦想修建一座精美绝伦的豪华宫殿，作为他统御群臣的绝佳场所（君臣朝夕同处共居，是他的一大政治发明），因此无论修建过程耗时多长、花费多大，也不会丝毫动摇他的决心——在国王规划的宏伟蓝图中，凡尔赛宫最终不仅会成为整个法国的政治中心，还将会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和时尚之都，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法国王权绝对专制王权的象征，凡尔赛宫雄伟壮观，令人景仰，但正如米特福德所言，除了辉煌的一面，它其实也象征着法国贵族生活中的隐暗面。在本书后半部分，米特福德以犀利的笔触，将凡尔赛宫最光鲜照人同时也最不堪入目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以宫墙内外遍地开花的喷泉为例（喷头多达一千四百余个），其用水总量超过整个巴黎（而巴黎市民当时常因缺水而患病）——国王雅好观赏喷泉，所到之处必定泉眼四开；然而苦于流量不足，科尔贝只得命人预先埋伏在国王经行处，提前开闸放水。一俟国王离开，即刻关闭龙头，以节约用水。最终，在听取专家意见后，科尔贝下令建造一座由十四个巨型水轮和两百多个水泵组成的大型机械装置，如此一来，可以实现从塞纳河向王宫喷水池直接输水。这一“北水南调”工程花费惊人，也充分体现出科尔贝“以天下奉一人”的治国理念。

自1682年国王下令宫廷由卢浮宫正式迁至凡尔赛后，路易十四对贵族和朝臣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与此同时，王公大臣对他的依赖和敬畏也日甚一日。宫廷繁琐而刻板的礼仪时刻提醒来自内廷的朝臣和外省的领主：不可须臾忘却自己臣属的身份；宫廷每日的消闲娱乐（包括舞会、宴饮、赌场）令人沉醉不能自拔，无形当中也消解了贵族的意气；此外，宫廷又制定极为阔绰奢华的标准（细化到服饰车马以及仆人数量），而且这一标准不断节节攀升，令贵族应接不暇，以至于不得不靠举债维持体面。逃离凡尔赛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一位朝臣哀叹的，“世上最悲惨之事无过于远离宫廷”。

当然，对于甘心臣服之人，国王会大加赏赐（封地、爵位以及官职）——其数量之巨往往超乎想象。于是朝臣争先恐后以博取宠幸。昔日反叛之臣，一变而为入幕之宾，再也无心/无力挑战国王权威。对于当年以“清君侧”（铲除马扎林）旗号为叛军背书的巴黎高等法院，国王也毫不姑息。他诏令大幅削减高等法院的“谏诤权”，并严禁高等法院“非法”集会，妄议朝政。当后者凭借古老的政治传统强调国王与贵族“共治”时，为首的一名法官被投入监狱，另外若干人遭到流放。从此之后，原本锐意效仿英国上院，企图以“王在议会”对王权加以限制的巴黎高等法院噤若寒蝉，彻底沦为一件摆设。他们明白，国王通过遍及宫中府中的情报网，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拦截他们的信件。一旦发现某人以批判口吻议论朝纲，此人的政治生涯旋即宣告结束。巴士底狱可能是他最幸运的归宿——对付异见分子，国王所需不过一封空白“密札”(Lettre de cachet）而已。

随着年龄增长，疑心病加重，路易十四变得越发专制。他喜欢朝臣列队向他乞求封赏：对方越是窘迫失态，他越是暗自得意。某一次，一位追随他征战多年的老军官结结巴巴地恳求恩赐，最后实在无以为继，干脆说道：“陛下，我在您的敌人面前不会像这样哆嗦的。”——于是，“这个人毫不费力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照圣西蒙公爵在《回忆录》（Memoirs of Duc de Saint-Simon）中的看法，“路易十四的虚荣心永无止境且毫不克制”，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唯一一次例外，发生在法兰西学院。学院每年有奖论文题目首先需要呈报国王审定。其中有一年呈请国王审阅的题目是：“国王的所有美德中，哪一种更值得崇敬？”——据说看到这一课题，国王脸红了起来。

宫廷生活以高度程式化的风俗和礼仪为特征，旨在强调“太阳王”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因此包括王后及历任“钦定情妇”——拉瓦利埃（Louise de la Vallière）、蒙特斯庞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和曼特农女侯爵（Marquise de Maintenon）等也只不过是国王的陪衬。像其他宫廷一样，凡尔赛的“宫斗”也异常惊心动魄。蒙特斯庞夫人为“固宠”向神通广大的蒙瓦森夫人（Mme Monvoisin）求援——后者通过调制春药和黑弥撒（Black Mass）助其圆梦，同时大发横财。许多时候，即便东窗事发，当事人往往也能逍遥法外。国王新宠丰唐热小姐 (Mademoiselle de Fontanges）离奇死亡，牵引出臭名昭著的王宫投毒案（L'Affaire des poisons）。一开始国王下令一查到底，后来担心牵连甚广，有损宫廷颜面，乃遽然下令巴黎警察总监终止调查，甚至私下颁发特许诏令，暗助主事者潜逃国外。从这一角度看，在太阳王神圣光环之下，外表光鲜的凡尔赛宫事实上无异于罪恶的渊薮。

根据米德福德在书中披露，在凡尔赛宫大功告成的那一年，巴黎的冬天糟糕透顶：天气严寒，作物歉收，面包价格上涨十倍甚至不止，数百万民众食不果腹。即便如此，路易十四出于王室尊严和个人虚荣，却一意孤行将法国拖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这位一向崇奉“武统”的君王，像十八世纪的腓特烈大帝一样堪称“战争机器”——在他七十余年统治期间，法国有五分之三以上时间与欧洲邻国处于敌对交战状态。

这位一手将法兰西带上辉煌顶点的太阳王，在他去世之时留下一笔二十六亿里弗尔的巨额债务（根据伏尔泰的换算，到《路易十四时代》发表的1750年代，其总额已高达四十五亿）。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始终无力摆脱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到路易十六时代，变本加厉的财政危机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同时相信路易十六被斩首是为他的先祖“还债”，道理或正在于此。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在《路易十四和两千万法国人》（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çais）一书中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总结最发人深省。该书揭示路易十四对权力的痴迷和对虚荣的渴望致使大量臣民陷入一种“原始的、无政府的悲惨状态”：《南特敕令》废除后，五十多万新教徒带着他们的技艺和对国王的仇恨逃离法国，成为天主教法国与德英荷等新教国家战争的导火索；毫无必要且毫无节制的连年征战使得法国经济衰退，人口也出现大幅度下降（从两千一百万降至不足一千九百万）；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殿更是由法兰西的民脂民膏和累累白骨铺设而成。正如这位历史学家所言，凡尔赛宫，连同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万神殿以及东方帝国的皇家陵园——“背后全是骇人听闻的罪行！”

在《太阳王》最后一章，米特福德详细记述了路易十四及其继承人的一番长谈——这两位加在一起统治法国长达一百三十一年的君主最后一次严肃地注视着彼此——路易十四的原话是：“我的孩子，你将成为了不起的国王。不要像我一样沉迷于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相反，你要与你的邻居和平相处。记住你对上帝的责任与义务，使你的臣民都尊崇上帝。要善纳良言，努力让你的子民免遭痛苦，这是我没能做到的。”

“自此以后”，正如南希·米特福德在她关于路易十五时代的传记《蓬帕杜夫人》结尾处所言，“凡尔赛宫陷入了无边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