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成祖渔：五台山僧人曾追随聂荣臻，率游击队抗日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佛教与暴力的一次狭路相逢。一面是“不得杀生”的戒律，一面是步步紧逼的战火，佛教界在是否参与抗战、如何参与抗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分化。

他们曾面临怎样的挣扎和选择？在前线或后方与普通军民有何两样？成祖渔（法名：学愚）先生在其著作《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中展现了这种冲击和回应。成祖渔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徒与隐逸生活渐行渐远，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日益密切，而抗日战争则加速了这种转型。

民族主义成为“最高宗教”

澎湃新闻：抗战军兴以后，中国佛教界内部反应不一，具体有哪些表现？

成祖渔：抗战兵兴后，佛教界对是否参与、如何参与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且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以经典、历史为依据，表达各自的理由。

僧团保守势力认为，佛教倡导慈悲，不杀生是重戒之一，僧尼参战是对佛教戒律的破坏和伦理的违背，从而将失去出家资格。因此僧尼不应参与抗战。

第二种观点认为，僧尼应该参与抗战，但只能从事一些人道主义工作，如救护，收容受伤将士，埋葬死亡人员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僧尼应继承中国佛教传统，举办各种经忏法会，为国家和人民祈福消灾。这就是所谓的“经忏救国”。

第四种观点是，僧尼、特别是青年僧尼可以暂时脱掉袈裟，走出寺院，到战场上杀敌报国，或到敌后从事游击战争；一旦抗战胜利后，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僧团、受戒出家。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地区被日军占领后，也有一些佛教界人士不但放弃抵抗，而且或自愿或被迫地为日军服务，为战死的日军举行超度法会等。

抗日僧兵（沙飞摄于1938-1939年）

澎湃新闻：佛教有杀生戒律，而参与战争意味着暴力与杀戮。主张参战的佛教徒如何在教义层面回应这种矛盾？

成祖渔：佛教的和平理想如何应付真实世界中的暴力，这个问题古已有之。佛教戒律主张不杀生，佛教伦理更强调慈悲。慈悲不但不可以杀生，更要保护和爱惜一切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

近代中国的佛教徒选择暴力，宣传抗战乃至投身于抗战之中，其动力既来自佛教思想和传统自身，亦来自于当时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几乎成为中国抗日时期全国人民的“最高宗教”，佛教徒放下了此前因“庙产兴学”而引起的对国家的抗命，放下了分歧，甚至暂时放下了他们的宗教，主动承担起国民保护国家的责任，不惜参与暴力。

当然，若做到这些，他们必须要有佛教理论的支持。佛教界知识分子从佛教经典、历史、传统、乃至传说中寻求理论依据，例如“报国土恩”、“报人民恩”、“慈悲杀生、一杀多生”等，还从在中国乃至印度的佛教经典中寻找僧尼爱国护国的事迹作为历史例证。抗战期间最为著名的是震华法师的《僧伽护国史》。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僧尼放弃他们对佛教的承诺和承担，肩负起国民护国的义务。

《僧伽护国史》

学佛的政府高官参与动员

澎湃新闻：当时颇有一些政治人物学佛，如戴季陶、于右任、张继、王震等，他们在动员佛教参与抗战的工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成祖渔：清末民初，社会知识分子虽对僧团一般都持批评观念，但对佛教哲学思想和文化却甚感兴趣，有的甚至成为佛教徒，如梁启超、谭嗣同。

在国民政府中，林森、戴季陶、于右任等人都对佛教哲学思想表示好感和兴趣，他们亦都积极呼吁和支持佛教界参与抗日救国的战争。朱子桥将军等在北方组织僧伽救护队，进行抗日活动，戴季陶等人则组织和参与了多场大型仁王护国法会和水陆法会，为中华民国祈福。比如1939年9月，戴季陶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在成都举行护国祈福法会，108位僧人和喇嘛进行了为期49天的法会，共有1500多名军政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当然，人们或许无法估计佛教法会到底在抗战中起到多大作用，但是，通过超度亡灵、安抚和鼓励前线和后方的将士，这些法会在精神上会有一定作用。

戴季陶（1891—1949）出生在一个素有佛教信仰的家庭，是政治人物学佛的典型代表。

澎湃新闻：国民政府还在全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僧尼军训运动。被动或主动参与这种军事训练，使僧众的生活、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

成祖渔：僧尼军训是近代中国佛教的重大现象。根据民国宪法，僧尼亦是中华民国一分子，有保护国家的义务。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全国人民统一开展军事训练的命令，后来因中国佛教会、特别是太虚大师等人建议，政府同意僧尼可以自行邀请军事人员，到寺院组织和指导军训。

全国性的僧尼军训运动打破了僧尼闭关隐居的生活，迫使他们关心和参与国家大事；这样，不但在理念上改变了他们不关心国家政治的传统，在生理和身体上也受到了训练。

军训不仅包括舞枪弄刀、救死扶伤的训练，而且包括政治和时事学习，让僧尼了解国民政府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三民主义思想，从而在思想上让佛教徒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使他们意识到僧尼变革势在必行，为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日提供精神和物质基础。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僧尼认为军训和参战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一如既往地过着晨钟暮鼓、与世隔绝的生活。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澎湃新闻：真正参与前线杀敌或敌后游击战的僧人大概有多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否仍有佛教徒的身份标识？

成祖渔：到底有多少僧尼到前线杀敌或到敌后从事游击，这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目。首先，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组织，领导或从事这方面工作；而且，就当时情况而言，僧尼到前线杀敌、特别是在后方进行游击战，都是保密的；另外，僧尼从军后，一般都脱掉袈裟，穿上军装或便衣，与其他抗战军民一样，并肩作战。

抗战胜利后，许多从事过类似工作的僧尼，一般都不愿意谈论这样的经历，如巨赞法师，曾在湖南一带领导僧尼抗战，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在敌后从事除汉奸和袭击日本军事机构等活动，故有周恩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之题词。但是，在后来的记载中，巨赞法师很少提及这一段经历。

1939年，周恩来题赠巨赞法师“上马杀贼、下马学佛”8个大字。

总体来讲，许多寺院的僧尼、特别是各大寺院都进行了僧训，但只有部分僧青年到前线杀敌或在后方进行游击战争。比如1933年，亮山法师曾率领三百多名僧尼和群众，在北方进行抗日游击活动；1945年初，成都汉藏教理院的学生慈能等四人从军；华西佛学院八名僧青年换上军装，到前线杀敌。另外，1939年五台山人空法师曾参加聂荣臻的部队，并任游击第三支队队长。当时，五台山僧人、乃至青黄两庙的喇嘛亦参加了游击抗日。

澎湃新闻：僧伽参与抗日救亡的主要形式是参与救护工作？

成祖渔：是的。救护队形式既不违背佛教戒律，而且又能体现佛教慈悲救度的精神，故可兼顾僧尼“为国为教两不对立”的意愿。

在众多僧伽救护队中，最早成立的应是上海僧伽救护队。“七七”事变后不久，120多名来自江苏各地的僧青年陆续到达上海玉佛寺，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统一领导，成立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任队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救护队即开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生理和心理障碍，来回于前方战场和后方医院，用六辆救护卡车，救护了一千多名中国将士的生命。上海失陷后，救护队又随中国部队撤退，经香港到武汉，继续从事救护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

重庆的僧尼亦曾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组织救护队，从事抗日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慈云寺僧人。他们在乐观法师的领导下，于1940年初成立慈云寺僧伽救护队，共有六七十名僧人成为队员。他们有统一的绿色救护敞口制服，头戴青天白日佛字军帽。每当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地区时，救护队队员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深受当地民众敬佩。

上海僧伽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

被战争改变的佛教生态

澎湃新闻：就佛教传统而言，僧尼通常不从事生产，只能接受社会大众的捐献或布施，抗战爆发后这种“生态”是否有所转变？

成祖渔：在早期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典中，僧尼不得从事生产劳动，只应托钵乞食，其物质生活依赖于社会大众的供养。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中国佛教传统，但并没有普遍流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拥有大量寺田，僧尼把寺田交由农民耕种，收取租金，以此为生。因此，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僧尼接受供养是一种常态，出家人很少向社会或国家捐献物质财富。

但是，抗战期间，由于国家物质财富的贫瘠，政府一再要求国民捐献军用和民用物资，支持抗日。僧尼作为国民一员，亦要进行捐献。因此，在当地社会名流或政府的带领下，一些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尼不但把自己的积蓄、衣物等捐献出来，而且还倡导社会大众捐款捐物。1937年10月，镇江超岸寺佛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镇江僧青年公债劝募队，在大街上派发宣传单，呼吁民众购买救国公债。1941年8月，甘肃九酒等七个县佛教会发起佛教界筹资捐献“佛教号飞机”的运动，得到抗战地区僧尼的积极响应。

冯玉祥书写的“太虚大和尚抗日救国”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僧人参与抗战，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是重要原因。传统中国佛教的性格内敛且远离政治，但近代以来这种隐逸生活不再可能，主要表现在佛教与社会政治活动关系逐渐密切。这种改变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成祖渔：早期佛教并非中国佛教传统所认为的那样远离政治。印度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并不主张脱离这个世间，在佛陀时代乃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印度的政治与宗教是平等的。佛陀就曾与频毗莎罗王、波斯匿王等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阿含经中存有相当一部分经典，记载了佛陀对国王的开示，其中包括如何治国，如何保持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生命安全等。佛教与政治既从未合一，亦没有分离，而是不即不离。

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以儒家为正统的入世文化的排斥。因此，佛教另辟蹊径，特别是明清以降，走上完全出世之路，寺院不再是一般人学佛场所或佛教文化中心，僧伽远离政治成为中国佛教的传统之一。

清末民初，中国佛教面临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迫害。一方面，僧团脱离社会，部分僧尼不但无修无证，而且丧失伦理道德，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受到普遍批评。但是，由于长期的积累，僧团拥有庞大的物质财富，如寺院和土地等。因此清末民初政府倡导“庙产兴学”，要求僧尼捐出寺院和寺田，交由政府进行教育和慈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僧尼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隐居生活了。其中一部分，特别是青年僧人，或被迫或自愿，一方面反对政府歧视佛教的政策，另一方面努力自我改造，掌握现代文化思想；他们走出寺院，参与社会乃至政治活动，由此改变了传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民国期间，太虚大师等人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提出佛教“参政而不干治”的理想，鼓励佛教徒、乃至出家僧尼投身社会和政治，履行国民义务，参加国家建设。

太虚大师（1890—1947）。“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曾撰文，称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

“神剧”演绎的僧人抗日“假、大、空”

澎湃新闻：佛教在中国和日本都很重要，中日僧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您是否了解日本佛教界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成祖渔：日本佛教界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战争期间，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如日莲宗、净土真宗等奉行“皇道佛教”，协助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许多僧人亦曾参加日军，屠杀中国及亚洲人民。

但这不是说所有日本僧人都如是，个别有正义感的僧人和在家信徒，亦曾站出来反对日侵略行为，如净土真宗的高木显明，以及创价学会创始人牧火常三郎等。战争结束后，日本佛教宗派陆续公开承认日本佛教界助纣为虐的罪恶事实，并为此发表了深刻的道歉，重申中日两国的佛教友谊。

澎湃新闻：近年有两部讲述僧尼抗日的电视剧《五台山抗日传奇之<独立连>》、《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女尼排>》被网友戏称为“抗日神剧”。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是剧情猎奇，比如八路军官和女尼暗生情愫，另一方面，许多网友认为剧情纯属虚构。您如何看待这些与近代佛教有关的影视作品？

成祖渔：我不是搞文艺的，故不知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怎样拍摄以宗教历史为主题的电视剧。但是，作为一个从事佛教研究多年的学者，一个对中华文化具有深厚情感的中国人，我希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应尊重历史、尊重宗教。部分以佛教为题材的“抗日神剧”，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假借抗日之名，其内容“假、大、空”。我真诚地希望人们在搞与佛教相关的现代文化创作之前，闭关苦读一些佛教思想和历史的著作，深入了解、融会贯通中国佛教文化传统。

《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女尼排>》剧照

但五台山僧人抗日确有其事，民国时期的佛教刊物，如《海潮音》、《狮子吼》等，都曾记载相关事迹。

1937年10月，聂荣臻将军率两千多名将士到五台山一带抗日，受到日军围困。僧尼把自己寺院的粮食和棉被拿出来，捐献给八路军将士，使他们度过了严酷的冬天。许多僧尼在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后，亦投身于抗日救亡、除汉奸活动。而此前，朱德总司令在同年9月就曾视察五台山，了解当地僧侣抗日情况。

五台山僧众组织的抗日自卫队

前面提过的人空法师就是比较典型的五台山抗日僧人，他1939年参加聂荣臻的部队，并任游击第三支队队长。随后他带着自己的部队与日军大战五十多场，收复三十多个县镇。1940年夏，人空法师率领游击队，配合八路军，攻打汾阳，不幸负伤昏迷。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日占区的一家医院，后在一位女护士的帮助下逃离医院，回到自己的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