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衡评《海东五百年》｜李氏朝鲜与韩国式的儒教化

《海东五百年：朝鲜王朝（1392—1910）兴衰史》，丁晨楠著，漓江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320页，58.00元

《海东五百年》是一本向中文圈读者介绍李氏朝鲜王朝（1392-1910）历史的作品。不同于现有中文著作多聚焦于中韩文化交流或特定议题，此书是个人所见第一本由中文圈学者所撰写的朝鲜王朝史。基于这项理由，同为朝鲜时代史（以下称朝鲜史）研究者的我收到书稿时非常兴奋，立即开始研读。而本书也的确提供了一种了解朝鲜王朝的新方向——在明清史的时间轴上见证了“韩国式的儒教化”。这一途径不仅有助于中文读者了解中韩两国在历史、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上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更凸显了其间之差异性，让朝鲜时代史在中文学界重新回归国别史，而非仅仅隶属于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

本书虽从朝鲜开国一路讲到日韩强制合并，历经二十六位国王，却没有如一些韩国学者以一王一章的形式写作。与此相反，丁博士以朝鲜史上之重要事件将全书内容分为十二章，叙述了朝鲜之开国、初期的政局变动、儒教政治的萌芽、王室内部之夺权与靖难、儒教化与其反动、儒教化与党争、壬辰战争与明鲜关系、明清易代与朝鲜、党争的白热化与换局政治、英祖的荡平政治与悲剧、正祖时期的盛世、外戚势道政治与王朝的谢幕等。这些作者所划分的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兼顾了时间性与主题性，对于掌握朝鲜王朝五百年政局之演变，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不熟悉朝鲜史的读者而言，这十二章的架构提供了一套清晰的理路，让人们能在短时间内、以一本书的篇幅摸索出朝鲜五百年的历史走向。

从上述的章节安排可知，本书的主轴之一便是阐述朝鲜的儒教化过程，这同时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关于此一主题，北美韩国学界的代表作是杜婷娜（Martina Deuchler）的《韩国的儒教转型：一个社会与意识型态的研究》（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杜氏主张朝鲜的儒教转型乃由建国之初的一群受性理学影响的士大夫所主导，他们透过推动改入赘婚为夫居婚、剥夺妇女继承父系家族遗产等习俗与制度改革，完成了父系垂直继承，让朝鲜自建国伊始便展开其儒教化进程。而这一学说也在马克·彼得森（Mark Peterson）的后续研究《韩国的领养与继承：关于创造一个经典儒教社会的个案研究》（Korean Adoption and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a Classic Confucia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一书中获得支持与修正。与杜婷娜之理路不同，丁博士聚焦于朝鲜的儒教化程度及其对朝鲜政治史发展的影响。她透过第二至四章对两次王子之乱、谚文创制与《三纲实行图》翻译、叔侄王位争夺与其影响等课题的叙述，揭示了朝鲜在开国最初的一百年内对建设儒教国家所作的努力与其限制，比如朝鲜王室试图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动乱频生、王室成员多信奉佛教、以及贵族女眷如于乙同不守儒家礼法等。换言之，丁博士的政治史取径补充并修正了杜婷娜与彼得森之论述，丰富了我们对朝鲜前期儒教化的理解。

但更为细腻的儒教化过程则可见于本书的第八至十章，讲述明清易代与朝鲜的崇明思想、换局政治与党争发展、英祖的荡平策与其悲剧等。由于壬辰倭乱，朝鲜士大夫对明朝的态度已超脱纯粹的君臣关系，将之视为施予再造之恩之君父，故在明清战争时期展现了强烈的斥和立场。虽然这一立场并非无可撼动，如作者在第八章中指出，原本坚定斥和的尹煌在南汉山城被围中承认自己“妄陈斥和之说”，以及兵曹判书李胜求批评斥和派大将金尚宪只求个人清名而罔顾宗社存亡，但崇明反清的儒教大义名分，依旧深刻左右着丙子之役后的朝鲜政局。第八章中所提及之沈器远之以“扶植纲常”为由谋废国王仁祖，以及第九章中所讨论的北伐论与宋时烈等清西派山党的崛起等，皆属此类。但最经典的朝鲜式儒教化事例，当属第九章所讨论的两次礼讼与第十章的思悼世子之死。该两次礼讼除与党派政争有关之外，更牵涉如何解释与实践儒家经典中的丧礼，即如何服丧、期间长短为何等。而第十章在讨论英祖国王为何与儿子思悼世子势同水火时，作者援引金滋炫教授之说，认为思悼不能体察父王之心代为施政、不行孝悌、未能助其成为儒家之圣君等，皆是导致悲剧之因。透过这些事例，丁博士鲜明地呈现出朝鲜式的儒教化关怀、诠释、与实践，并在第十二章的结语中指出，朝鲜王朝五百年是“儒教思想与制度在朝鲜半岛的深根发芽，却又呈现出半岛自身特色的历史时期”。笔者以为此一分析极为精准，并有助于中文读者以更细腻与广阔的视野了解朝鲜王朝的历史与儒教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现象。此处的在地化现象系指儒教之文化、制度在传播到各地后，各地菁英如何重新诠释这套系统，以使其符合其自身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需求。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朝鲜史的入门书，更是关于儒教与东亚、儒教在东亚的重要著作。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便是引入了明清史事作为参照。这一做法不仅呈了现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千丝万缕之关系，更体现了朝鲜的能动性与特殊性。比如在第一章讲述朝鲜王朝之建立时，作者便提供了元末明初的国际局势与众多关系人物之背景。这一做法实属必要，否则读者将无法理解明初与朝鲜间的表笺问题如何同时蕴含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关怀与其对北元势力与朝鲜连手之忧虑。类似的例子可见于第五章与第六章。在第五章，丁博士以“朝鲜版大礼议”叙述了朝鲜成宗如何在以旁系入继大统之际，将自己的生父附庙，尊其为朝鲜国王；而在第六章，她描述了朝鲜中宗国王如何透过率先恭贺明世宗在大礼议一案上的成功，取得了明朝皇帝的信任，进而完成了《明会典》中关于朝鲜王室宗系纪录之辩诬。在第六章章尾，作者又指出了明神宗与大臣间的立储争议是明廷不愿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之因，并导致日后光海君在明与努尔哈赤的对抗中采取中立外交路线。而这一路线，也成为第八章开头所述之癸亥靖社中政变领袖的正当性来源。透过此种以明清史为参照坐标的方式，丁博士提供了中文读者一个更鲜明与立体的明、鲜互动机制，呈现出朝鲜国王如何利用此一外交纽带争取自身或本国的政治利益，赋予了朝鲜在该关系中的特殊性与主动性。同时，这一做法也达成了她在序言中对本书的自我期许：“着力突显历史事件与相关人物之‘东亚性’‘国际性’视野。”

为了体现本书的东亚性与国际性视野，本书在史料征引上也下了十足功夫。首先，本书所提及之史事多奠基于《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等朝鲜官方史料，足见作者用力之深与学识之广。其次，为了凸显明清与朝鲜的互动，书中亦大量引用了中国官方史籍与档案，包含《明史》《万历邸抄》《满文老档》《清代起居注册》等书，显示作者对明清史料之熟悉亦非一般。然而，最能体现丁博士史料功底者，莫过于寻找较为罕见的野史与私人记载，其中包含南礏之《丙丁日记》、朴宗谦之《玄驹记》、博明之《凤城琐录·附朝鲜轶事》、作者不详之《郑鉴录》、惠庆宫洪氏之《恨中录》等。以通史作品而言，作者大可以二手研究作为主要依据，但丁博士选择了更为扎实的做法。透过上述坚实之史料，本书展示了如何在史料上旁征博引以完成一部面向全体读者的外国通史作品，可谓极具示范意义。

《恨中录》（《闲中漫录》）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本

《玄驹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除史料征引之外，本书也参考了众多中外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新观点。特别是韩国学界成果方面，作者所引多属一时之选，为中文韩国研究领域带来了许多新启发。这些成果包括韩明基的《丁卯·丙子胡乱与东亚》、桂胜范的《朝鲜时代海外派兵与韩中关系》《被静止的时间》《中宗的时代》、姜名官的《烈女的诞生》、郑炳说的《权力与人》等。此外，已故前哥伦比亚大学朝鲜史讲座教授金滋炫（JaHyun Kim Haboush）的成名作《韩国的儒教王权：英祖与圣君政治》（The Confucian Kingship in Korea: Yŏngjo and the Politics of Saga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也因丁博士而得见于中文学界，实属一大乐事。透过这些重要研究，作者将朝鲜国王与统治阶层如何看待与善用其与明清王朝之纽带、如何塑造与利用朝鲜中华主义以巩固政治权力、如何以谚文锻造朝鲜烈女、如何为实现儒家之圣君理想而酿成父子相残之悲剧等重要论点，传递给了中文学界。如此，本书对中文学界韩国研究之贡献，当不在话下。

同样重要的是作者流畅的文笔。这点体现在作者如何介绍中文读者所陌生的专有名词上，包括咸兴差使、院相制、宗系辩诬、大同法、四色党争、势道政治、文体反正等。作者用清晰的文字与简单的叙述，让读者能在短短数行之间清楚理解这些富含朝鲜特色的词汇。此亦本书之重大贡献。特别是第九章在描述四色党争时，丁博士以一章之篇幅，将老少分党的种种细节如怀尼是非、湖洛论争等娓娓道来，着实令人赞叹不已，而我本人也受益良多。

不过，本文既是书评，自然也须就作者所论提出反思，以期开启进一步对话。以下仅提出四点，期待在丁博士未来的著作中，能一窥其洞见。其一、作者于第五章中指出，韩国学界已检讨“士林派VS勋旧派”之旧说，认为两派之连结性与相似性大于其差异性与对立性。在此一基础上，若丁博士能一并评价韩国学界另一经典学说——“新兴士大夫论”，相信将更有助于学人了解朝鲜前期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其二、作者在第七章中认为壬辰战争的结果有利于女真之崛起与明廷之衰亡，但桂胜范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努尔哈赤在壬辰倭乱期间减少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行动，既而挑战了此一经典学说。作者若能对桂氏所说提出探讨，相信将更为丰富吾辈对这场十六世纪末东亚三国大战的理解。其三、金滋炫在其一篇著作中指出，两次礼讼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萌芽中的朝鲜民族认同意识，而非仅止于对儒教礼法之诠释与理解。对此，作者若能以中文学界韩国研究者的身份提出相关评析，将促进有关前近代东亚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趋向的讨论与反思。其四、相较于作者将正祖时期看作“王朝的最后荣光”，新锐学者克里斯多福·罗宾斯（Christopher Lovins）在其2019年的著作《正祖：一位近世韩国的启蒙专制君王》（King Chŏngjo, an Enlightened Despot in Early Modern Kore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9）中将正祖国王与法国路易十四、清朝之乾隆帝等相比拟，并视此一时期为韩国历史上的近世（Early Modern）。然而，韩国学界则另有以朝鲜初期为“近世”之声。作者如能对此题加以论析，应可对朝鲜时代之历史分期、比较史学等诸多议题，有进一步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