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口述：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先生们

人来人往的点校过程

《旧唐书》的点校，一开始复旦的相关老师全部投入初标，有近20人。说是初标，实际已经有陈乃乾的惧盈斋本点校基础可参考了，我们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当时对校勘的掌握，受陈乃乾的点校本影响比较大。当时北京给我们的材料中，还有中山大学刘节的《旧唐书》点校材料，有二十七卷，用局本作底本，只能算是试标稿，参考价值有限。初标分成三个小摊子进行，基本是三四个人一组，或两两一组，相互讨论。开始进度比较慢，就这样做了几十卷，大家对点校工作有了基本掌握，于是采取两个人合标一卷的办法继续做下去。差不多从1971年到1972年秋冬，初标基本结束。

到1972年暑假过后，就不断有人离开点校组。第一个走掉的是吴文祺先生，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上海市又要他去做政协的工作。大概到1973年，跑掉了更多人。这一年我们开始通读《旧唐书》，由王运熙先生、我和后来加入的徐鹏先生负责。这时其他人已经都转去做《旧五代史》的初标了。说是通读，实际上不知读了多少遍，因为参加初标的人多，体例不统一，改来改去，有些还改错，所以不得不翻来覆去地读。朱东润先生是把《旧五代史》和《旧唐书》全书都通读过的，他读起来快。当时系里要恢复古典文学教研室，王运熙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系里一定要他回去主持教研室工作。商量下来，王先生还是留一点责任在点校组里，我们碰到疑难问题请他看看。

《旧五代史》参加初标的人也很多，主要由胡裕树、顾易生先生负责，周斌武、苏乾英老师后来也参与进去。胡裕树先生主攻现代汉语，但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文革”前期，他曾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系统读过一遍。他显著的特点是思路清晰，做事特别务实，对《旧五代史》的整理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苏乾英先生早年去过南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比较熟悉。苏先生是不希望回历史系的，被批得太厉害。中文系相对比较宽松，大家还相互开开玩笑。一直到后来中文系组织部分教师参加编撰《汉语大词典》，苏先生也是其中一员。张万起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望道先生希望他主持的语言研究室有个北京话讲得好的老师参与，于是就把他分配过来，但他爱人在北京工作。当时正好朱德熙先生有个研究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但爱人在上海工作，于是张万起老师就和朱德熙先生的学生对调了一下。后来张万起做了新旧《五代史》的人名索引，花了很多工夫。周维德老师也是因为照顾爱人的关系调到杭州去了。《旧五代史》从工作步骤上讲，比《旧唐书》要仔细，因为胡裕树先生组织能力很强，能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得非常妥帖。

当时还有个任务，写《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前言，鉴于其时“文革”形势诡谲多变，让人感到殊难下笔。《旧唐书》的前言换了不少执笔人，最初请熟悉史学的徐连达先生写，他花了不少时间写出来，觉得不妥当，又让许宝华写，亦因同样原因搁置下来。不久历史系催徐连达先生回去上课了，老许也要回系里语言组当教研室主任，就换王运熙先生写，形势一直变化，王先生也觉得不好把握。后来出版社方面传达朱永嘉的话说，姚文元对前言似乎很重视，可能也是姚的意思，让大家参考包遵信写的一篇有关《史记》的论文。但是完全照着写也不行，最后只是简单写了一稿充当前言。

在史地所通读《旧唐书》的一年多时间

《旧唐书》等我们中文系几位老师看得差不多了，朱永嘉指定谭其骧先生最后通读。谭先生看了大约几十卷，但他自己要编地图，其他学术任务也多，就没时间再看了。商量下来，还是主要由中文系老师看，谭先生就不必系统地看了，我们去史地所上班，有问题可以就近和谭先生商量。史地所很照顾我们，把光线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史地所当时在校园西边的100号楼上，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冬天还能烤火。

谭先生对史料是很熟悉的。有一次谁提到，《旧唐书》里少数民族的“獠”要改成“人”字旁的，类似带有这类侮辱性的表述都要这样改。谭先生一下子就想起《旧唐书》中的内容：武则天对褚遂良恼火，在帘后说 “何不扑杀此獠”。看《旧唐书》，对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有一定的帮助。《旧唐书》有一处记载，涉及朔方一带的某个盐池的具体地理位置，谭先生看了以后，意识到他们在地图集上原来是标错的，便根据《旧唐书》这条记载改了过来。

工作之外，谭先生也谈一点自己的情况。当时常讲，京沪史学界学者们的特点不同，北京的做学问比较扎实严谨，上海的思想比较活跃。谭先生当然觉得自己比较接近北京学者的那种风格。他还讲到自己小时候受到学术熏陶比较多，他是嘉兴人，他家前门斜对面是沈增植先生的家，后门正对门是唐兰先生的家。他喜欢京昆和评弹，在北京工作时，是俞平伯先生昆曲研究会的积极参与者，到了上海后，就参加了赵景深先生主持的昆曲研究社。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很久，大约1989年冬天，谭先生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赵景深先生逝世五周年了，我是他曲社的社员，想发起一次昆曲清唱会，你们系里支持不支持？我说当然支持啊。谭先生联络了王元化、章培恒等先生，某日下午在上海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的小礼堂办成了，有100多人参加。当时刚好有个关于戏曲的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们也来了。先是谭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讲话，后来由苏州大学昆曲班唱，从《牡丹亭》的【遶池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一直唱到【皂罗袍】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原来在学者中昆曲的票友和爱好者是很多的，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

在史地所的一年多时间里，谭先生和朱东润先生保持了良好关系。老先生之间往往在业务上相互不买账。陈守实先生和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讨论他们各自点校的稿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形。我们规定一卷稿子点校完成后，要让另一个人仔细看过提出意见。开始陈先生和许宝华相互提意见，许宝华比陈先生年轻，他提的意见，陈先生说“很好很好”，但也不改。后来换朱先生和陈先生讨论，朱先生每提一条意见，陈先生都要顶回去，到最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接受。谭先生和朱先生在一起，倒是相互很尊重。当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快出版了，谭先生和朱先生商量，能不能用隶书写个题签，但是讲清楚不一定能用。朱先生这时年事已高，写这种很小的字，手会发抖，后来他写的就没用上，他也无所谓。两位先生晚年感情深厚。粉碎“四人帮”后，朱先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两人不久都入了党。有一次学校大礼堂开会，朱先生和谭先生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朱老年纪大点，脱衣服不利索，谭先生就帮他脱。朱先生去世时，谭先生还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里，中文系以外的老师，只有担任主任委员的谢希德先生，以及谭先生、葛传槼先生和王元化先生。

史地所参与看《旧唐书》点校稿的老师，有谭其骧、吴应寿、王天良、胡菊兴、嵇超、钱林书、郑宝恒、张修桂、孔祥珠等，其中承担工作较多的，除了谭先生，还有吴应寿先生。谭先生在“文革”以前没有很出名的弟子，吴应寿是学生中他比较欣赏的。当时史地所有个笑话：吴应寿看到谭先生总是毕恭毕敬的，他要表达什么意见，开头总是“窃以为”，于是得了个外号叫“窃以为”。我特别记得，《旧唐书》里涉及很多北朝的内容，北朝有些姓氏看起来很陌生，比如，侯莫陈是一个姓，有的老师以为是侯、莫、陈三个姓，这些地方吴应寿都能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四卷《旧唐书·地理志》初标是我们标的，最后全交给王天良先生。中文系老师不熟悉《地理志》，他完成后我们也没再看，直接交给出版社了。《旧唐书·地理志》修史时存在的问题甚多，王天良先生为此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在点校工作中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史地所期间，和蔡尚思先生也多有接触。我对蔡尚思先生印象很好，蔡先生容易得罪人，本来是“批孔”的先锋，写过《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当时是很进步的教授。但是到了“文革”中“批林批孔”，他反而沉默了，还是守住了大节。另外，邹逸麟先生看《新唐书》的稿子，王文楚先生看《宋史》的稿子，都做了不少工作。邹先生性格沉静，很有书卷气，是比较淡泊的学者，学问好而不张扬。

在史地所的这段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我不研究历史地理，但有些观念也受到影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我写过一篇《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这篇文章大体想法是对的，但文中讨论的地方此前没去过，因此有些细节不大讲得清楚，主要是没有将辋川地区山谷中和山谷外两处很好加以分别，后来去了三次辋川，就比较明确了，文章修改后，基本上能够为大家接受。如果没有去过史地所，这篇文章大约是写不出的。

点校中的各种难题

点校《旧唐书》过程中，各个志是比较难的。《地理志》幸有王天良，《天文志》也是问题。徐鹏老师和我讲，章培恒先生对天文有过兴趣的，可以请他处理，我和章先生商量，他也同意了。点校本送过去，不到两天他就来还给我了，说点校稿中问题太多，而且牵一动百，实在无法胜任。后来出版社在华师大找到了金祖孟老师。金老师关心一些较为冷僻的学问，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上海点校的几部史书，《天文志》最后都是他看的。《音乐志》后来请王运熙先生看过一遍。北京给我们的资料里，有邱琼荪写的有关历代史书音乐志问题的检讨可供参考。最后，上海各史的有关音乐志的内容都是交给阴法鲁先生处理的。

《旧唐书》的通读进行了很多遍，当时担心破句的问题，如果破句数量多，点校质量交代不过去。《四部备要》所收的《旧唐书》由张文虎做过断句，我听顾易生先生说，当时还悬赏过，谁找到一个破句给一块银元，但破句还是很多。在北京中华书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有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若干卷，瞿蜕园先生“文革”以前就标点过，赵守俨先生对此评价不高，但对我们帮助很大，用双方的标点互相对照，可以改正不少我们原来的错误和疏失。瞿蜕园先生在“文革”中是被逮捕关押的，当时谭其骧先生就讲：怕是要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了。后来果然不幸在监狱里去世。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出版社的工作有时也跟着乱了套，我记得“文革”中把瞿蜕园的一部稿子拿来，让我和徐鹏改一下，准备署我们的名字，因为瞿先生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用署名了。我和徐鹏先生商量，觉得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就把文稿还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交给一个工人大批判组，后来其中一卷丢失了。

另一个难题是体例的统一，花了相当精力。这是集体科研的普遍问题，出于各人之手，掌握标准不同，难免各不相同。最大的问题是专名号的使用，一直到清样出来，还有很多没统一。当时我做了个工作，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把这些例子都整理出来，有些地方的标法只能做硬性规定，后来基本统一了。这份材料现在应该还留在中华书局。出版社方面还组织一些老编辑帮助看稿，其中对我们帮助较大的是李巽传先生，他很仔细，看出来不少破句和其他错误。我后来给上海古籍标点过杜牧的《樊川文集》，朱东润、章培恒先生都看过后，我又请李先生看了一遍，他又提出不少问题。

印象最深的事

1973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出版系统商量，马上要开全国政协的会了，顾颉刚先生是政协委员，也是周总理批示的总其成，但毕竟年纪大了，对二十四史的具体工作了解不多，如果总理关心二十四史，总要让顾先生有话好说。所以京沪两地要赶紧开个会，上海各史都要去一个人，向顾先生通通气。当时复旦是我去的，我是第一次去北京，其余几人还是李国钧、裴汝诚、叶亚廉。我们到了北京，一批老先生正在那里为点校二十四史忙碌，如唐长孺先生和弟子陈仲安、翁独健先生、张政烺先生、陈述先生、阴法鲁先生等。虽然还在“文革”中，看到他们几位吃完饭在王府井散散步，谈笑风生，这样的情景，“文革”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文化学术工作似乎有希望了，也觉得北京的史学力量确实深厚。还记得赵守俨先生讲过：如果是唐长孺先生看过的稿子，基本不会再有问题。

当时中央在准备开十大，出版局的领导比较忙，我们等了较长一段时间。中华书局组织我们去历史博物馆、十三陵、八达岭等地方转转。后来就郑重其事开会了，由国务院出版口的领导陈翰伯主持，丁树奇到会，顾颉刚、白寿彝、赵守俨、魏连科、何双生等先生，还有我们从上海来的四个人一起参加。会上，京沪双方交流了工作进展。会议主要是向顾先生通通气，让他碰到总理有话好说。顾先生还念念不忘要整理野史。白寿彝先生说，你们郭绍虞先生是我老师，我听过他的课。五代史部分讨论了版本问题，顾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会后请上海的几位老师去家里坐坐，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就作罢。我们去了地安门东官房白寿彝先生家的四合院，他那时刚又结婚，白先生的藏书在“文革”中尽毁，他要开始工作了，顾先生先借了他两万册自己的藏书。白先生和我们开玩笑：你们上海出了什么书，也不送我，是不是看到老白就不送，看到老黑就送呀。当时他还谈到正在筹划撰写的十卷本《中国通史》。

那次去北京，我准备了一个提纲，想请教唐长孺先生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请赵守俨先生联系。赵守俨先生是赵尔丰的后人，在长期的点校岁月中，他来过上海几次，人很朴实，穿着倒是很注意的，一身黑色毛哔叽的中山装显得笔挺，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声音浏亮好听。赵先生各部史书大抵都摸过，每次来上海，每个点校组都有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能解决，思路清晰。大家都对他印象很好。赵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他自己署名的著作很少。我后来看过他的文章，《文史》上一篇讲唐代婚姻制度的，写得挺好。他所有精力都扑在二十四史上了，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也无名也无利的，所以在同事中间口碑极佳。

赵先生帮忙联系了唐先生，上海的几位老师一起去，聊了一个多小时，唐先生一一明确回答了我们的困惑。胡裕树先生交待我去北京时问问：《旧五代史》《旧唐书》里的双名单称要不要出校勘记？唐先生认为这在南北朝史里就有，出校勘记反而显得外行，就不要出了。

我还问了一个问题。《旧唐书·褚无量传》里，褚无量向唐玄宗上奏折，希望能让储君就学，于是“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此处句读，如果标点为“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显然是不对的，一般为了通顺，都是按照《册府》把后一个“无量”删去。我读这句时，觉得玄宗讲话很聪明，“吾知无量意无量”，语带双关，这在唐诗里也是有的，比如唐代将领高崇文所吟“崇文宗武不崇文”。我和王运熙先生讲过，认为可以标成“吾知无量意无量”，前一个“无量”是褚无量的名字，后一个“无量”是说他的奏议“含义无量”。王先生认同我的意见，但我问了组里其他两位老师，他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便一直悬而未决。我请教唐先生后，他说：“你这样标点太妙了。”我后来回去和王先生谈及此事，王先生说，既然唐先生同意了，我们就照改吧，但你也不要再以唐先生的意见去和此前问过的老师争辩了。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唐先生思路缜密，喜欢抽烟，待人和蔼，陈仲安对他非常敬重。我后来碰到过唐先生另一个学生、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朱雷先生，他说陈仲安英年早逝，大家都瞒着唐先生，唐先生一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陈仲安早已走了，可见师徒情深。这次北京之行收获极大，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们

到1974年下半年，《旧唐书》的校阅清样工作基本结束，《旧五代史》的校阅清样大概到1975年结束，准备排印。《旧五代史》还附带做了一项类似陈尚君老师做过的工作——整理一个《旧五代史》的辑本。这是陈守实先生提出来的，朱永嘉也同意了。通读过《旧五代史》的胡裕树、顾易生先生，看完了《旧唐书》又看了《旧五代史》的朱东润先生，以及周斌武、苏乾英、徐鹏等先生都参与了，大约1975年年底就辑好了。当时要出版就要交给朱永嘉，但1975年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四人帮”手下的人心思已不在此。书一直没出版，我们也不知道朱永嘉是否收到了书稿。这个辑本花了不少功夫，由顾易生老师抄写，字很漂亮，并由我们组里的老师自己装订，外观也很好看，但后来一直打听不到它的下落。

总的来讲，这次点校工作对中文系、历史系的老师都有帮助。中文系的老师史籍看得是不少的，但史籍里面的那一套内在逻辑琢磨得比较少。我毕业后到本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当时王运熙先生是教研室领导，他和我谈话，觉得我本科时读的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史籍读得太少，要多读，就从前四史开始读。毕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前四史，尤其是《史记》《汉书》，总要读的。我很遵守教研室这套培养人才的方法，尽管“文革”时这套方法被批为走修正主义的路线。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读了前四史，后来又读《晋书》《南史》《北史》，南北朝其他史书也翻阅了一下。“文革”开始时没法看书，后来没人管了，工宣队进来前后这段时间我在读百衲本的新旧《唐书》，后来又读了《明史》。从事点校工作这段时间，《旧唐书》反反复复读，史料也比较熟悉了。

我日后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这也和标点二十四史有关，当时在点校组里，借书容易，因为点校史书是毛主席批示的，所以不管我们看什么书，都不会有人来干预。我白天读《旧唐书》，晚上读佛经。1973年到史地所，从史地所的资料室借到一部《五灯会元》，而且还是很好的善本。当时系里有位老师也喜欢《五灯会元》，就将此书转手借去阅读，但他那时候问题还没解决，开会时候还要被人质问：你看这个书究竟是什么目的？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开始完全局限在唐代文学的范围内，这样单一的探讨殊难深入，后来基本上是把佛教的传播和唐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有了一些新意。遗憾的是，我史籍读得虽然多，但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并未很好加以利用，尽管这些阅读经历对我历史观的形成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还是要谈谈点校工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们。

朱东润先生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在家准备写《杜甫叙论》了，他喜欢杜甫，不喜欢李白。朱先生生活是很简朴的，1975年时，他就在家里简单的板壁上，用粉笔把杜甫的重要年份排列起来。“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书就出版了。朱先生在点校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显著的，老先生里贯穿始终参加了全过程、而且通读过两部史书的就是朱先生一个人。

陈守实先生是不喜欢点校工作的，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出息的人搞的”。陈守实先生喜欢系统的学问，史学理论、史学史、马恩经典、土地制度等，点校工作是不当一回事的。陈先生在哲学系编批判先验论的材料，他也不当一回事，一个月只编出两条，还不大合用，该项目的负责人特意按规定搞了一个样子供他参考，陈先生看了一眼，说：“原来是这么容易的噢，你早点说就行了。”他标点二十四史也不用统一的格式，他标点完的稿子还得由其他人重新弄。胡裕树先生做了个安排，请大家标点好后，让陈先生看看就行。陈先生自己也是晓得的。

他有一次开会就自嘲：我在哲学系是个文盲，本来以为到了中文系可以摘掉文盲帽子，谁知道又进了个幼儿园。但陈先生学问是很好的，有次请他做学术报告，谈谈怎么看唐太宗。他就讲，都说李世民和魏征君臣关系好，从善如流，这是没看到问题本质。唐王朝要巩固，一定要摆平山东豪杰，魏征和李勣是唐王朝和山东豪杰之间的联系纽带，魏征的重要性在此，并非是李世民真的那么重视他的意见。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陈守实先生我后来一直很尊敬他，他是朱永嘉的老师，朱永嘉在上海炙手可热时，上海教育文化意识形态是一把抓的，但我从未听陈老提到一句朱永嘉。“文革”快结束时，毛主席很欣赏杨荣国，让他带头去批判孔子的哲学思想，还在湘潭搞了一个湘潭大学，请他去做校长。有一次杨荣国来复旦开座谈会，实际上是给“批孔”加加热，参加的老先生有蔡尚思、陈守实等。那天有位复旦文科的教授与杨荣国一唱一和，显得非常起劲。蔡尚思先生基本不发言。陈先生坐的位置很妙，一张凳子，两个脚在门内，两个脚在门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上午讨论结束了，有人提醒他下午要发言，下午陈老就没来。陈、蔡两位先生还是有骨气的，在特殊历史时期保住了气节，值得尊重。陈先生的女儿抗战时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后来牺牲了，整理她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可以看出来她参加革命是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解放以后陈先生一直很受重视，当时马列的课程没人会讲，都是由他上大课。后来也不让他讲了，因为他在课堂上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官兵才杀人，农民起义军也杀人的。有人把这些话报告给党委，党委就不敢让他上政治课了。

吴文祺先生解放后课上得不多，但他的文化修养很好，语言学、文学、哲学都有涉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倡大家学哲学、读马列。我就请吴先生在点校组作个辅导报告，他确实讲得很有水平，深入浅出，把问题都谈到了点子上。吴先生家里小孩多，家庭比较困难。他晚年生病时，组织上考虑给他一些补助，他坚决不要。吴先生一生都是跟党走的，他20年代就入党了，一直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当时陈独秀是总书记，沈雁冰是总书记代表，他就负责沈雁冰同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大革命时期，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他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政治学校讲过历史唯物主义等课。大革命失败，恽代英牺牲，他就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了，但思想一直很进步。

张世禄先生我们也不能忘记。张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以后又长期执教于暨南大学。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每年要出版一二种著作，其于1938年问世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是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汉语音韵学领域的开山力作。抗战开始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名教授了。1939年，他受到敌人的胁迫，不幸背上了历史问题的包袱。尽管解放初他就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但以后的历次运动，还不断地拿他的这段经历说事。

“文革”中，张先生得肺结核，中文系工宣队还不同意他住院，要让他在运动中接受批判，但也不让他闲着，要他写检查交代问题。1971年到1974年，他在点校组里认认真真干了三年多，做的都是基础工作，一丝不苟。有人的标点是很潦草的，而他画的圆特别圆。我们每点校完一卷，要写工作长编，主要是给后来人作个交代，他写的长编最规范，字写得非常工整。张先生自知政治处境不好，很内敛，说得很少，做得很多。我们系的严修老师，曾经由张先生指导过。严老师说，张先生晚年就像一头老牛，从未空闲过。张先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挺丰富的，他上课也非常好。我在复旦本科时听过他上课，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年级的古代汉语基础课，他把枯燥的内容讲得很生动，把学理和形象性的譬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张先生晚年，教育部授予他“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苏乾英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后，将前一阶段他对《旧五代史》里南方少数民族的考证，以专文形式在该刊发表。我们组里，对东南亚、日本等有所了解的还得数苏先生。西北少数民族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历史记载明确，南方少数名族是最难掌握的，苏先生在这方面的考证功夫很好，为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王运熙先生本来就是唐代文学的专家，他点校《旧唐书》特别有体会的是文体问题。唐代流行的文体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还是骈体，而古文离开一般人的生活倒是比较远的。这个看法挺有道理。他说：《旧唐书》称赞的文人中，成就最高的就是白居易。《旧唐书》的《白居易列传》非常长，里面全文引录了《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文章就是浅显平白的文言体，对偶成分明显。《新唐书》对白居易评价不高，注重韩柳古文运动，实际上古文运动的文章很难读，韩愈的还行，柳宗元的已经难读了。王运熙先生研究唐代文学和唐代文学批评史，把这些观点都贯彻进去，对古文和骈文两者关系和特点多有分析。

徐连达先生是唐史专家，为人低调，谦和淡泊。历史系学问好的老师很多，但同有些老师接触时，会让人精神紧绷，但和徐先生谈话却感到特别放松。《旧唐书》点校结束回到历史系后，徐先生除了研究隋唐史的专题，还研究元史，到快退休时，成果特别丰富。他的《唐朝文化史》对我帮助很大。2005年左右，央视在无锡拍一个故事片，讲唐太宗李世民的，请我帮忙看看唐朝的礼仪等。唐代服装以紫色为贵，红色次之，但剧组都是乱穿的，必须及时改正过来。还有唐高祖李渊要起事时，王威、高君雅前来探听虚实，其中还有在一起喝茶的镜头，喝茶的习惯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些都是参考徐连达的《唐朝文化史》获得了解的。他的《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查阅很方便，还有《中国历史的205个细节》也写得很有特色。另外一部《大业风云》是用写传奇小说的方法去写通俗历史著作的。

周斌武先生去年刚以90高龄去世。他毕生刻苦治学，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有相当深的功力，同时又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曾与数学系张国良先生合写《数理语言》一书。他不仅擅长书法，又会看病。我们学校向他求医问药的，包括了苏步青、谷超豪等著名教授。就在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我们学校有四对夫妇有不孕不育症，都是周先生治疗好的。周先生的叔父是太仓名医，他自己也喜读医书，除了读《黄帝内经》《伤寒论》，还常看朱丹溪和叶天士的著作，对药理亦有较多的了解。

中文系的吴剑岚先生，给人看病的经历比周先生更长，“文革”期间他和大家一起去长兴岛劳动，那里缺医少药，他就成了岛上农民们眼中的神医；而且他傍晚喜欢戴着斗笠帽在河边走来走去，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神秘。既然会看病，就不让他参加劳动了，专门给农民诊治疾病，还叫刘季高先生帮忙挂号。吴先生开的方子用药量大，而且经常用到羚羊角等名贵药材。周先生开的方子，药比较便宜些。

丁锡根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也有将近三年时间，他回到教研室后，又参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老丁在业务上专攻中国古代小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倾注了他甚多精力，对研究古代小说颇有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英德教授曾撰专文予以介绍。

我能够想起来的就是这些，都是烟云往事。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8月14日，原题《上海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的往事》，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分上、下篇发表，此为上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