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修订组：欧阳修为何要新撰一部《五代史》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习称为《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宋人编修《五代史》的尝试

唐末的动乱，可以追溯到唐懿宗咸通后期的桂林戍卒叛乱，至唐僖宗广明以后，战乱遍及全国，各地割据自守，在中原则形成朱全忠与沙陀李克用互相争雄的局面。至唐哀帝天祐四年（九〇七），占据优势的朱全忠受唐禅，建立后梁。李克用父子据河东与之抗衡，复经十七年战争，李存勖于同光元年（九二三）称帝灭梁，建立后唐。此后石敬瑭建后晋（九三六），刘知远建后汉（九四七），郭威建后周（九五一），都是河东沙陀势力分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北方的契丹日益强盛，成为影响五代历史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各地割据势力先后称王建号者有岐李茂贞、前蜀（国号汉）王建、吴越钱镠、燕刘守光、吴杨隆演、闽王审知、南汉刘龑、楚马殷、后蜀孟知祥、南唐李昪、北汉刘旻等，占据数州之地而形同割据者则有荆南（即南平）高季兴、夏州李仁福、灵武韩洙等。后世取其大端，习称为五代十国时期。严格地说，这一时期仅包括后梁建立到宋受周禅的五十三年，但如以唐僖宗乾符后期河东沙陀势力崛起为起点，以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吴越纳土为终点，约有一百年。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先后出兵征服后蜀、南汉，并迫使荆南归顺，政局稳定，统一可期，乃于开宝六年（九七三）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历时一年半成书，凡一百五十卷。薛史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删削而成，大量保存了五代实录的原始记录，但因成书仓促，失于本纪太繁，列传仅次履历，拙于叙事，史笔无法，美恶失实，颇为后人诟病。

宋王朝完成国家统一后，实力增强，更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士人的道德敦尚，因此时人不满于薛撰《五代史》，多有重修之议。宋仁宗天圣五年（一〇二七）二月“知宁州杨及上所修《五代史》”。庆历初翰林学士盛度建议重修《唐书》后，时居相位的宋庠即有奏札请同时重修《五代史》。他认为薛书“虽粗成卷帙，而实多漏略，义例无次，首末相违”，“其五代帝纪则殆是全写实录，别传则更同铭志，比于唐史，抑又甚焉”。而当时秘府所藏“五代实录、诸国僭伪之篇，往往完具，若得裒类而通阅，犹足以整齐年月，补缉散亡，勒成新书，或矫前病”。并推荐其弟刑部员外郎宋祁、翰林侍读学士李淑承担编纂。可知在欧阳修之前，宋人已有重修《五代史》的尝试。

欧阳修的未竟事业

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一〇三〇）进士及第。景祐、康定间两度任馆阁校勘，参与编纂《崇文总目》。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后，主持《新唐书》编修，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官至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诗文负天下重名，一生勤于著述，开创尤多。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诗本义》、《集古录跋尾》等,南宋时汇辑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

欧阳修编纂五代史书，始于景祐初任馆阁校勘期间。其宝元元年（一〇三八）作《答李淑内翰书》云：“五代纪传，修曩在京师，不能自闲，辄欲妄作。”景祐四年（一〇三七）作《与尹师鲁书第二书》云：“开正以来，始以无事，治旧史。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次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分手作传。”可知他在京期间，初拟修《十国志》，因贬官中辍，且计划也有所改变，即从叙述十国历史的《十国志》，改作通述五代的正史。乃初拟纂述体例，与尹洙同撰，明确各自分工,互相阅读删削。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三书》云：“列传人名，便请师鲁录取一本，分定寄来。不必以人死年月断于一代，但着功一代多者，随代分之，所贵作传与纪相应。”旨在斟酌立传原则及纪传间之照应。此书提及庆历四年（一〇四四）苏舜钦案，应作于次年春欧阳修出使河北、河东期间，知二人合作撰史当在九年以上。全书最终由欧阳修一手完成，但尹洙曾参与前期编撰，应可确定。

欧阳修修史主要在景祐三年（一〇三六）贬夷陵、庆历五年（一〇四五）知滁州及皇祐四年（一〇五二）丁母忧去职期间。皇祐五年与梅圣俞云：“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知初稿已大体完成。至和元年（一〇五四）《与渑池徐宰》云：“《五代史》，昨见曾子固议，今却重头改 换，未有了期。”知曾以史稿听取曾巩意见，并拟作大幅度改作。嘉祐五年（一〇六〇）作《免进五代史状》云：“外方难得文字检阅，所以诠次未成。昨自还朝，便蒙差在《唐书》局，因之无暇更及私书，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渐次整缉成书。”至此全书似尚未完稿。

此后数年，欧阳修仍继续整比全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以为晋出帝论乃有感于治平二年（一〇六五）濮议而发。又治平元年，诏路振所撰《九国志》五十卷以付史馆，今《十国世家》注中多引及路书。熙宁五年（一〇七二）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去世，半个多月后，朝廷向其家诏求五代史，其时全书似乎仍未最终定稿，故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二引洪兴祖云：“《五代史》，欧阳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遽以进御，后人传刻，舛缪増多。”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五訾议此书：“《梁末帝纪》竟无论赞，《冯道传》前忽有序引，使史体敧侧偏枯，成何体制？”此类未及划一处，或皆因未曾最终定稿所致。

贯穿全书的大一统史观

欧阳修对五代历史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不赞同李昉以梁为伪的见解，认为正统是指“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而“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认为五代“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是以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茍且而已”。各代皆未尝合天下于一，因而都不具备正统地位。这一观念贯穿于《五代史记》全书编纂中。

欧阳修改变了《旧五代史》五代各朝分别成编的体例，打破朝代界限，将各朝本纪、列传总合在一起，以此体现其大一统的史观。编纂体例则模仿《史记》，将全书分为纪、传、世家、考（即志）、年谱（即表）五部分。其中特别之处有以下数端：

一是将五代各朝皇室传记分别编为《家人传》，按照血缘关系区分为五朝八家，特意于后唐分为《唐太祖家人传》、《唐明宗家人传》和《唐废帝家人传》，后周分为《周太祖家人传》和《周世宗家人传》，强调血缘宗族是礼法社会的根本，纠正《旧史》以义儿、继子具有合法继承地位的偏差。

二是臣工传记，对专事一朝之人，列为《梁臣传》、《唐臣传》等，而将历事两朝或数朝之人统列入《杂传》。以砥砺士节、忠于职守为原则，体现宋王朝对士人廉耻名节之重视，也成为欧阳修评骘人物品德之关键。

三是另立类传以收不同职业或操守之人，《死节》、《死事》、《一行》诸传有所褒扬，《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皆寓贬抑。欧阳修斥责将唐社稷印信奉达梁廷之六臣“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认为义儿缘起于“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是导致世乱的根本所在。

此外，作《十国世家》以存各割据政权历史，不依《旧史》以是否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来区分僭伪与否。作《十国世家年谱》以贯穿中原五朝与割据十国的年代先后，作《四夷附录》以存契丹政权历史与四裔各族之梗概。

《旧五代史》原有记载典章制度的十志，《新五代史》改称考。欧阳修认为五代时期是“干戈贼乱之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礼乐文章“无取焉”，因而只作《司天考》记录历法及天象变化，作《职方考》记载州郡地理沿革。其他诸志部分内容融入列传，如卷五七《马重绩传》参取《旧史》、《历志》，多数典章制度则付阙如。

具体行文追求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欧阳发《先公事迹》云：“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由于行文简隽，寓意深邃，为了让读者体察行文中的褒贬之意，故而出现了史著与史注同时完成的特例。

《新五代史》注，历代传本及《宋史》、《艺文志》皆题徐无党注。徐无党，东阳（今属浙江）人，少从欧阳修学，皇祐五年登进士第，知渑池县。嘉祐初为婺州教授、著作郎。官至政和殿学士，卒于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早年曾为欧阳修代笔作初配夫人胥氏墓志铭，且二人屡有题赠唱和。徐无党从欧阳修受学在庆历末至皇祐间，恰值《新五代史》撰作之时。

欧阳修《与渑池徐宰》云：《五代史》“仍作注有难传之处，盖传本固未可，不传本则下注尤难，此须相见可论”。细绎此语，注文更似欧阳修自撰而借名于弟子者。故北宋就有欧阳修“授徐子为注”的传闻。清俞正燮也认为“其注于新义隐义，以一二语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词耳。疑欧自注而署徐名者”。

当然也可能徐曾为其修史之助手，注文为师生二人切磋而定。其注颇简略，多集中于本纪，且多发挥义例，解读微言大义。如《梁本纪》下“皇帝即位”注：“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弒济阴王”句注：“弒，臣子之大恶也。书济阴王，从其实；书弒，正梁罪名。”凡此之类，皆旨在传达作史者意图。《十国世家》部分次之，内容为叙述诸书异同及史文取舍之据，与司马光《通鉴考异》类似。列传则多半无注。

《新五代史》的史源，赵翼谓其“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列传部分主要以《旧五代史》为蓝本，酌取实录、野史、笔记乃至故老口述加以充实，其所涉细节也有较《薛史》丰富处。如朱全昱酒醉后斥责其弟朱全忠辜负唐恩而“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一节，系用《五代史阙文》所载，王鸣盛称此为采小说补史之“最妙”者。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梲、吕琦等传中皆有史实上的增补。十国与四夷部分史料，较《旧五代史》大为丰富。欧阳修撰史时，十国亡国已久，文献陆续散出，路振据以纂《九国志》五十一卷，为欧阳修所重视。又如叙杨吴事用徐铉《吴录》，叙南唐、闽事用汤悦《江南录》，叙前蜀事用《前蜀书》，皆甚可贵。论吴越称帝改元，则引用吴越国《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知其尝改元，这一结论南宋后为更多的文献与刻石所证明。而述契丹道里用胡峤《陷虏记》，述于阗风俗用平居诲（欧阳修误作高居诲）《于阗记》，尤足珍贵。

传世的《新五代史》版本

欧阳修生前，《新五代史》已在友朋间传阅，除前引曾巩读后提出修改意见外，刘敞也在皇祐二年（一〇五〇）作有《观永叔五代史》诗记其阅读感受。欧阳修去世五年后，其书得以入藏秘阁。由于欧阳修在当时及后世的崇高地位与广泛影响，加上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理学成为学术主流，他所倡导的重一统、明血亲、砺士节、黜势利的见解，成为士大夫的共识，《新五代史》影响也迅速扩大，为世所重，《邵氏闻见録》卷一五云：“今欧阳公五代史颁之学官，盛行于世”，约在北宋后期已取得官学的地位。

《新五代史》最早刊刻当在欧阳修去世后不久，《郡斋读书志卷五》云：“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惜北宋本已无存世。南宋至清代，此书屡经刊刻，版本众多。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传本达三十四种，其中宋元本（包括残本及配补）九部，加上流播海外者，则传世宋元本即达十余部之多，去其重复，主要有五本：

一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宋本（简称宋甲本），存一至十四卷，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有章钰、傅增湘跋。其中一至十二卷系傅增湘旧藏，后归周叔弢，余二卷系周叔弢所藏。傅跋初以为北宋本，后于《藏园群书经眼录》据刻工姓名，断为南宋初抚州刊本，阿部隆一《宋元版所在目录》亦同此说。此本为《新五代史》现存最早刊本。

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宋本（简称宋乙本），存卷四三至四五，卷四八至五〇，共六卷，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本系李盛铎旧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著录，谓有七卷，较今存本多第四十六卷，并称其“补刻之版已居八九”。

三是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本（简称宋丙本），有补钞。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杨守敬初得此本于日本，经缪荃孙、刘世珩、张乃熊递藏。《日本访书志》、《艺风藏书记》等著录。尾崎康据刻工及避讳定为南宋初浙江刊本。清刘世珩影刻宋本即以此为底本。

四是元覆宋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建刊曾三异校订本（简称庆元本）。此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曾三异之校订多以“三异案”与原注区别，卷一八末有题记一行：“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傅增湘、张元济初据此认为此本系南宋宁宗时所刊，尾崎康据刻工及字体定为元覆刻本。曾三异，字无疑，号云巢，临江军人，曾协助周必大校正欧阳修文集，又以承务郎差监潭州南岳庙，充秘阁校勘，转太社令。《宋史》、《艺文志》著录其《宋新旧官制通考》十卷及《宋新旧官制通释》二卷。曾校多考《新五代史》与他书之异同，间亦记古本面貌。此本传本尚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三部，百衲本《新五代史》取傅增湘双鉴楼旧藏庆元本为底本影印，流通颇广。

五是元大德间铅山州宗文书院刊本（简称宗文本）。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文字多有优长之处，系明清以降诸多通行版本的祖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汪文盛本、清殿本等皆据此本整理翻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四部，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易见。

点校本《新五代史》整理工作最初由陈垣、柴德赓承担，一九七一年后转由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于一九七四年出版。原点校本以百衲本影印元覆宋庆元本为底本，参酌了当时通行的明清诸本，并吸取了前人一些研究成果，纠订了部分史实错谬。

本次修订，仍以百衲本影印元覆庆元本为底本，以宋甲本、宋乙本、宋丙本、宗文本为通校本，以南监本、北监本为参校本。北宋吴缜《五代史纂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南宋钱端礼编《诸史提要》、题南宋吕祖谦编《五代史详节》、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以及宋类书、文集中所引《新五代史》文字，亦或保存宋元旧本面貌，本次校订皆酌情参考。欧阳修纂修时间有史实讹误，亦酌情加校记予以说明。历代学者考订《新五代史》成果有资校勘者，本次修订皆尽力予以吸收， 限于体例，不一一标注，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