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它的同名新电影批评

1971年8月1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汤米·怀特洛被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惊醒。睡眼惺忪的他被破门而入的警察从床上拖了起来，被搜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衣服被剥光、浑身上下被喷上消毒剂、被套上一件印有身份号码——第647号——的囚服，然后被押进监狱。和他一样从大学生变成阶下囚的，还有其他8个年轻人。

当然，这只是一场实验；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缩写SPE)。

这一切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为了一项关于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津巴多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一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

此后发生的便是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年轻的志愿者很快进入了角色，“看守”逐渐表现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的被动和沮丧。实验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囚犯”在“看守”手下忍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他们遭到嘲笑、一丝不挂、不能睡觉、被迫在塑料桶内排便。当实验进行到第6天，“看守”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时，站在监控屏幕前的津巴多终于忍无可忍，提前叫停了这场实验。

“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这是津巴多对这场实验的结论。他将这种人性的变化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曾经是上帝最为宠爱的天使，后来堕落成了恶魔撒旦。

“看守”们闯进每一个狱室把“犯人”衣服脱光，把床挪走，并将叛乱的领头者单独关押。

津巴多将实验的录像带交给了NBC电视台，后者于1971年11月26日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时代》杂志又对该实验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相关媒体报道反复重申津巴多的观点：只要环境稍作改变，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人也会变成残暴的野兽（有权力）或丧失自我的奴隶（无权力）。

此后，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不计其数的书籍和纪录片的主题，多部电影基于它改编，至少有一支朋克乐队以它命名。SPE，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一个关于“人性本恶”的恐怖提醒。

它的影响在44年后的今天仍未消散。就在上个月，2015年7月17日，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北美上映。该片在实验记录的基础上展开叙事，逼真地还原了原始实验的细节。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在片中饰演津巴多，而津巴多本人则担任该片的顾问。

然而有趣的是，这部今天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影片在多处暗示，该实验在设计上存在着种种不科学或不可靠之处；它甚至故意安插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研究者。

事实上，早在1975年，就有两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批评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方法的论文，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纳粹暴行仍历历在目，苏联则在冷战中占据上风——美国公众对那些质疑的声音充耳不闻。

直到新千年，人们对那场实验的怀疑才逐渐上升。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与BBC的纪录片部门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了一项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对囚犯稍加赏罚，但被告知其任务是让监狱平稳运行。伴随着实验的进程，研究者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反而逐步分裂；相反，囚犯却产生了集体认同，他们团结起来，用各种花招挑战看守的权威。

2007年，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指出，当年津巴多在报纸上刊登的那则招募广告——“寻找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其措辞也许对实验的结果产生了影响。这两位学者先是重登原始广告，随后又发布了删去“监狱生活”一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都明显比后者要高出一筹。

2011年，当年那场实验的“看守”之一约翰·马克接受媒体专访，透露出一些令人哗然的信息。马克告诉记者，在参与实验的那几天，他每天都服用大麻；而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津巴多一直在刻意地制造紧张的气氛；他还表示：“我不觉得那是一个为期两周的实验；津巴多就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然后让一切戛然而止。他始终知道他想要什么，始终在尝试操纵实验的走向。”

而斯坦福监狱实验最著名的反对者，也许是波士顿学院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格雷教授编写的心理学入门教材被北美许多大学采用，目前已出到了第六版，但这本教材中并没有提及斯坦福监狱实验。2013年，格雷还在《今日心理学》杂志的个人博客上撰文，详细地分析为什么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毫无价值的”。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21个年轻男子被要求扮演看守和囚犯。那是1971年。当时有许多关于监狱暴力和看守虐待囚犯的新闻报道。”格雷教授在文中写道，“那么，在这场游戏里，年轻人‘应该’怎么表现？他们难道‘应该’围成一圈坐下来，愉快地谈论体育、女朋友或者电影？不，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关于囚犯和看守的研究，那么志愿者的工作显然是要扮演囚犯和看守——更确切的说，是表演出他们对于囚犯和看守的刻板印象。”

当今心理学界一个几乎可称为“共识”的观点是，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他们觉得研究者希望他们表现的样子。这种反应被心理学家称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任何实验中那些会给受试者提供暗示、让他们能猜测研究者希望他们怎么做的实验特征，都像是一种“命令”；心理学实验应该消除或尽量减少这种命令，但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这种命令无处不在。

事实上，当年那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者，甚至都不需要去“揣摩”研究者的心思或意图——津巴多直接告诉了他们。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津巴多陈述了他在实验开始前对“看守”们说的话——

“我们不能对他们（囚犯）实施肉体上的虐待，”我说，“但我们可以制造无聊。我们可以制造烦躁感。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可以制造一种主宰他们生活的武断权力……他们没有任何隐私，他们始终在监管之下，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他们不能做任何、说任何我们不允许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剥夺他们的个体性……”

上述这段津巴多跟“看守”的“通气”，被普遍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最大弊端——研究者即使没有在操纵这场实验，也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得过于鲜明，即证明牢狱环境的残酷性、或是证明人们一旦被赋予权力就会变身恶魔。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那样做也许是为了实验的“成功”，为了科学的善名，甚至可能是为了给现实政策提供佐证、以改善美国监狱内囚犯的生存处境。

如果津巴多当时换一种说法，情况会怎样？如果他当时跟“看守”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人们有可能在看守囚犯的同时也是一个体面高贵的人，大学生们在此后实验中的表现是否会明显不同？在许多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话说回来，近年来的这些质疑，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比如2001年那场BBC监狱实验，它本身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在200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众所周知，参与BBC实验的志愿者，恐怕也有他们的“需要特征”，即表现出与原先那场实验迥然不同的行为。再如，现实里的监狱长恐怕不会跟看守说我要看看你们能否保持高贵人性之类的话，比起格雷教授的假设，监狱里看守得到的指示可能更接近于津巴多的指示。

可惜的是，今天的研究人员无法就这个问题继续地、深入地探讨；他们已经不能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无所顾忌地探索人性之恶。在美国，学术审查委员会不断提高研究实验的伦理标准，其结果是，类似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差不多同样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那样将人置于某种“道德困境”的行为研究，再也不被允许开展。

也许，比“人性本恶”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