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里的抗战：一枚徽章就是一页历史

【编者按】

抗战胜利70周年，新书《203枚徽章的抗战记忆》把那个年代的徽章收集起来，以徽章为切入点回顾那段历史。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几个徽章及其背后的故事。

中共中央党校：“保存骨干，教育骨干”

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形成这样的氛围，与地处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不无密切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成立于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11月，学校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学校进驻延安。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党的干部培训方针。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并明确规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

次年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并取消原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员会。中央党校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特别是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校长后，更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保存骨干、教育骨干”的阵地，一批领导骨干和理论工作者从中脱颖而出。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也发端于中央党校。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并确定校训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改为《整顿党的作风》），首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展开的标志。据说整风结束后，毛泽东又在学校的大礼堂做报告说：“抢救运动中，把很多同志搞错了，伤害了同志们，同志们受了委屈，我在这里给大家赔个不是！”当众向大家鞠了一躬。这一举动收到了冰释前嫌、凝聚人心、团结抗日的极佳效果。

厚积薄发成脊梁：炮火中巍然屹立的军事院校

抗战爆发后，各军事院校面临着新的形势，许多院校从南京及华东地区向西南、西北内地迁移。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各军校坚持教育不辍，积极为前线输送军事人才。抗战八年间，仅陆军各兵种院校就毕业学员120365人，充实了抗战各战场。这些学校的表现为抗战画卷添了一笔浓彩。

——改革、调整教育布局

各校适应抗战之需，着眼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前方军事人才，在教育的纲领、规模、形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7年迁校前，蒋介石在南京本校开会，就提出迁移后的教育方案：（1）校址迁至减少敌人扰乱威胁的环境，以加强教育效能；（2）扩大学校范围，大量培养初级军官，以补充前方伤亡；（3）训练新兵，以补充作战兵员；（4）迁校所在地区，巩固后方治安，以支持前方战局。

其他各校也纷纷在原有基础上开设各类短期训练班，许多学校停办了原常规招生教育，改为短期召集教育。针对地域变更的实际，还开办了若干分校或分班教育。

——根据抗战之需成立新校

抗战的爆发，使国民政府陡然认识到军队在实战中的缺陷和军事教育的缺失。遂有意识地加快建校步伐，迅速成立了一批专门性军事院校，使军事教育体系趋于完善，适应了抗战的人才需求。

如为强化防空建设，1934年1月1日成立了隶属航空委员会的防空学校。开设了高射炮队、军士训练队、人民防空研究、防空情报训练等与抗战相关的科目。针对淞沪、长城各战役中国军队缺乏对空作战观念及实战训练的情况，1936年1月还专门开办了军队防空训练班，授以低空防御战术要领及防毒、伪装等知识，前后共举办7期。鉴于抗战之教训，为整饬骑兵，1939年9月1日恢复成立了陆军骑兵学校，开办以中青年尉官为学员的短期训练班，培养抗日战场上的优良基层骑兵干部。

——以各战区为主成立训练机构

各战区成立干部训练团，各军或师举办干部训练班，广泛训练军事和各类干部。为培养游击战干部，自1939年春开始，举办了西南（南岳）、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据统计，到抗战胜利时，国防研究院、陆军大学及各兵种诸学校（不含海空军学校）并短期训练团、班等，共有教育训练单位56个，在校（团、班）受训员生约32300人。

——参加实战，为抗战出兵出力

不仅毕业后，在校期间许多院校的师生也积极走上抗战第一线。如“七七”事变后，时隔月余，陆军炮兵学校就于8月24日奉命编组炮兵总指挥部，由教育长邹作华兼任炮兵总指挥，赴淞沪第三战区指挥作战。炮兵总指挥部直属于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各战区炮兵指挥官作战。再如，淞沪抗战中，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派飞机在苏州上空与日机作战。2月26日，15架日机向航校投弹，航校升空10架驱逐机迎敌，将敌击败。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笕桥抗战纪念日”。

抗战期间各军校的教育转型，终于厚积薄发。1939年11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冈村宁次向日军大本营提出的《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说：“……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国难当头，有的人为国捐躯，有的人毁家纾难；而有的人则难舍一己私利，斤斤计较，因小失大，有辱气节。西安事变后，为确立抗战方针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汪之间所起的纷争，正体现了这一点。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对抗战前途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其核心是修改党章，以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讨论党务问题和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大会改变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确立了被蒋介石定名为“总裁制度”的领袖制度，修改了《中国国民党党章》，规定总裁、副总裁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裁为全党核心。

会上对总裁和副总裁的选举，颇有些吊诡。当时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倾向于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但总裁制的确立，实际上把党权与政权合二为一，这使得一直掌握党权的汪不愿屈居蒋之下，遂坚拒出任副总裁，并征得了蒋的同意。因此，4月1日选举总裁、副总裁大会时，汪担任大会主席，蒋则有意进行了回避。

通过总裁、副总裁人选本是两个提案，没想到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吴稚晖提议时，把“选举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两案并为一案，一经提出，全场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过。汪精卫在台上尴尬万分，踌躇之余只好也起立鼓掌。据当时在台上站在汪侧后方的阮毅成回忆，汪脸色铁青、“羞愤至极”。大会选举蒋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等于蒋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阮氏认为，几个月后汪精卫出走叛国，多少与此事有关。

如阮毅成推测为真，汪精卫未免太小家子气。因为此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远非局限于总裁、副总裁，而是通过了国民党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国民党抗战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方针，基本精神体现了“团结、抗战和进步”。明确提出，“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此时的蒋介石在全国全党拥有极高威望。据说大会选总裁时，曾用划“正”字计算票数，陈立夫得的竟比蒋还多。陈不动声色，偷偷抹去了自己的几个“正”字……在国家危难之时，显然，更多人考虑的是民族大义。

其他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