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守卫战：谢晋元不是团长，“八百壮士”只有三百余人

四行仓库建于1931年，位于闸北区南部、苏州河北岸，原是民国时期重要金融机构大陆银行和四行储蓄会的仓库。淞沪抗战爆发后，这里因为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奋战杀敌的事迹而广为人知，四行孤军的故事也因此流传起来。抗战时期脍炙人口的《歌八百壮士》唱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整修之后的四行仓库于8月13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上海重要的抗战纪念地。然而，这个抗战故事的细节至今仍扑朔迷离。

近期，苏智良与胡皓磊在2015年第7、8期《档案春秋》发表《四行孤军光与影》（一、二），该文对四行孤军故事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考证、分析。在此，私家历史摘编文章部分内容，以期对历史真相有更清晰的认识。

四行仓库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的联合堆栈，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北堍的西侧，东面紧靠西藏路，与公共租界隔街相邻；南面大门正对北苏州路（今光复路）；北面倚靠国庆路。仓库分为两部分，东面为大陆银行仓库，西面为四行储蓄会仓库，但一般统称为四行仓库。因为要存放银行客户资产，四行仓库非常牢固，是一栋五层钢筋混凝土建筑，高度超过周边建筑。

1937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在薀藻浜反攻失败后，日军全线攻击，我军防御核心大场阵地的形势急转直下。大场位于闸北边缘，是通往南翔、真如的要道，同时是中央集团军和左翼集团军的交界处，日军若占领大场，中央集团军即有被夹击歼灭的危险。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命令全线后撤。但为了配合外交策略，营造中国军队仍在苏州河北岸坚持抗战的印象，蒋介石要求88师孙元良部在闸北继续作战，尽量争取时间。

88师司令部原本在中山大道（今中山北路）31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中山大道从沪西贯穿到虹口，是闸北战场的大动脉。闸北战事开始后，司令部位置暴露，后来就转移到了四行仓库，这里地处华界、租界的交界处，日军不便发动袭击。在闸北撤退之前，四行仓库就是88师的司令部。闸北撤退后，10月26日，谢晋元率524团1营进驻四行仓库，孙元良在回忆录中称给他们下达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这就是四行孤军的由来。

在孙元良回忆录及其他一些书中，提到四行孤军是“配备了特种部队”的加强营，但在当时的文献中并未发现有如迫击炮排的出现，从1营营长杨瑞符对部队的描述看，四行孤军是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并没有其他特殊兵种入列。

民族英雄谢团长，真的是团长吗？

四行仓库保卫战确实是由谢晋元指挥作战的，但他并不是524团的团长。524团团长是韩宪元，也是一员猛将，他是广东文昌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四行仓库保卫战时，韩宪元带着除1营外的大部分部队在苏州河南岸继续战斗。所以，一些资料和新闻报道中称此时的谢晋元为“谢团长”是不正确的。谢晋元实际职务是少校团附。

谢晋元是广东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7岁，他考入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完成三年预科和一年本科后，弃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毕业后即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时期龙潭作战后，谢晋元任第1军第21师连长，当时部队驻扎在闸北较久，他对地形比较熟悉。

“八一三”前，张治中领导、驻扎在苏州留园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为了上海地区的抗日备战，分批派遣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干部，前往上海侦察地形。时任第88师262旅参谋主任的谢晋元即被分在了第二批前往侦察的小组，由87师的旅长刘安祺率领，负责侦查闸北虹口的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带，特别是对北四川路尽头、天通庵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进行侦察。淞沪抗战爆发后，第88师最先进入战场迎击日军，谢晋元受命在一线指挥作战。1937年9月中旬，524团团附黄永淮在前线作战指挥时负重伤，被转往后方医院救治，谢晋元才接替成为524团团附。

孤军真的有八百人吗？

在四天四夜的战斗中，四行孤军究竟有多少人始终是个谜。据当时的报道及事后宣传，四行孤军多是以“八百壮士”的名号出现，孙元良回忆录的书名、抗战时期的《歌八百壮士》歌曲都是这么说的。那么，四行孤军究竟有多少人？八百壮士的说法从哪里来？

实际上，10月26日进驻四行仓库后，10月28日晚还有伤员被运出，到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的只有355人。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对28日晚运出伤员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当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后来轰传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团五二四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按照杨瑞符的说法，八百壮士的说法是在28日晚伤员送出后，外界才得知的。但事实是，早在当晚伤员运出仓库前，报纸上就称四行孤军为八百壮士或八百孤军了。

10月28日，四行孤军的事迹在多份报纸上同时出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采用了中央社的报道：

“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

稍后的《立报》、《民报》在孤军人数上也是上述说法。而在沪的外国报纸则提供了不一样的数据。《大美晚报》、《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先后有150人、800人、200-250人的不同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到27日时不断有英军来劝孤军放弃防守，尽早退入租界，但都遭到了谢晋元的婉言谢绝。因此可能在交涉过程中，孤军为了起到震慑日军的效果，向来访英军透露了八百人的数目，而之后杨瑞符在嘱咐出送治疗的战士时也沿用了这个数字。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中央社记者冯有真在发稿时将人数改为八百人，所以报纸采用了八百壮士一说。

这两种说法都有很大可信度。从中外报纸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文报纸报道的口径相对统一，大多是采用中央社27日电文中的800人这个数字，而外文报纸中从最少的40人到最多的500人，大多是报社记者现场估算得出。因此“八百壮士”的说法可能是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

从四行仓库退出后，孤军人数逐渐清晰。其间，报纸对孤军人数、伤亡人数也有披露，但各家说法不一。11月2日，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证实“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并比较《新加坡路中国士兵拘禁营拘禁兵力实况清单》，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中的实际人数为355人，谢晋元之后与工部局的书信中再次证实了这个数字。

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孤军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伊始总人数为420人，在战斗中牺牲或送出治疗的有43人。10月30日12点在布置好各连撤退情况后，清点人数为377人。在撤退过程中有一定人员伤亡，这些受伤的士兵都被送入租界指定的医院，如国际红十字医院、宏恩医院等接受治疗，未受伤而直接进入孤军营的人数为355人。

四行献旗，童子军游过苏州河？

在四行仓库的诸多传说中，女童子军献旗最为传奇、也最振奋人心。

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水过了苏州河，将国旗送往四行仓库，于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在四行仓库顶层飘扬，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仍在闸北作战。在媒体的渲染下，杨惠敏与四行孤军一样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四行献旗的传说中，相关的当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然而，关于献旗的经过和细节一直众说纷纭，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作者综合各方面材料认为，四行仓库献旗真相基本是这样的：

10月27日晚，杨惠敏从尼姑庵难民服务营走出，至新垃圾桥北堍向孤军喊话，在得到孤军要求一面国旗的回复后，杨惠敏于当晚将一面尺寸较小的国旗送至仓库。28日上午，市商会接到谢晋元来电，要求提供一面大幅国旗。中午时分，杨惠敏带领一名四行仓库的便衣人员在市商会领取了一面新国旗和部分物资，并在晚些时候渡返北岸。28日晚十点至十一点，载有用麻袋包装的物资和一面大国旗的卡车从北市商会会址开出，运往四行仓库， 29日四行仓库即升起两名大国旗，并将杨惠敏所献的小国旗悬挂于窗口。

当时的报纸对此事多有报道，但内容略有差异——“四行仓库朝南窗口有两幅国旗悬于左右，崇楼屋顶则高揭长约六尺阔约四尺之国旗一面”，或是“市商会派女童军送赠青天白日国旗一面，他们已把它挂在窗口，半夜又有人送去巨大国旗二面，今晨将飘扬于四行仓库顶上”，或是“四行仓库屋顶，原有我国旗飘扬，昨晨我壮士又在毗连的大陆银行仓库屋顶悬挂一国旗，临风招展，互相辉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四行仓库中至少有三面国旗悬挂出来，其中一面就是由杨惠敏所献。

至于渡河献旗的传言，作者认为这与其他传说一样，属于历史的层累现象，虽然杨惠敏在回忆录中称自己是渡河返回的，但基本可以认定，杨惠敏献旗是事实，但渡河恐怕是夸张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