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抵制的社区养老院：如何走出“邻避效应”困局

有些过激的业主竟挂起横幅抗议，写着“‘死人院’滚出小区”等字眼

最近某社区建养老院受阻的新闻读得令人心塞。2014年5月30日，“延吉第二养老院”修缮工程项目协调会召开，明确公办性质，预计建成的老年公寓将拥有291张床位。今年3月，施工队进驻周家嘴3531号。5月，居民陆续向街道和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并挂出表达反对建养老院的多条横幅，措辞激烈，触目惊心。5月6日起，工程暂停，街道、民政局等多部门先后与居民协商对话，始终未达成一致。

与小区居民的反对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而截至2014年底，上海户籍的老年人口已达414万，占户籍人口28.8%，预计“十三五”中期将突破500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接受《人民日报》（2014）采访时做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横向对比：“‘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中国仅用不到2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老之路”。 

在这种形势下，近几年政府在老龄事业发展上下了功夫。例如：2011年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战略部署；2013年7月开始实施的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法律高度；2013年９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对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包括在投融资、用地、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除去政策层面的努力，政府推行“居家养老”模式、新建公办的平民养老院正是为无法承担商业养老社区高昂费用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种养老方案的有益尝试。

居民认为养老院影响房价的宣传板。

但小区业主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在他们看来，数据和文件的出台是领导和学者的事情，他们只关心自己家门口有没有太平间，房价是否下跌。社区居民的典型回应是：“推开窗就看到养老院总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政府发展养老事业他们支持，但养老院不要造在自己家门口”。

这种集体情绪就是社会学所说的“邻避效应”（邻避是“Not-In-My-Back-Yard”的音译，意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种现象是理性经济人与非理性社会人纠结的结果，也是人之常情的表现，不能简单粗暴地进行否定。要与这种社会心理相抗衡，一方面可以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寻找文化根基。儒家所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理想社会状态是提供了一种消弭矛盾的图景。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担忧也体现出了养老服务领域公众教育的缺失，大众对养老服务一知半解或者不甚了解导致了不必要的恐慌和焦虑。

面对反对和质疑，首先需要帮助大众厘清养老院的不同种类和功能。“养老院”这个在口语经常用的词，事实上包含了学术层面上几种养老机构。这里面包括了福利院、敬(安、养)老院、老年护理院、老年公寓等。其中福利院和敬老院，是专为接待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养老设施，设有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项目；老年护理院，是收住生活行为依赖他人护理的老年人，并为其提供起居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项目；老年公寓，则是以独立或半独立家居形成的生活单元为基本成分单位，具备餐饮、卫生、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体系的养老设施。上海某区的居民将老年服务和活动机构，说成“死人院”、“停尸房”，反映出的是对未知事物的过分恐慌。

事实上，在社区内建养老院在国外是相当成熟的模式。这种方式是“居家安老”概念的演绎。居家安老（“ageing in place”）起源于北欧国家，现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趋势。“居家安老”指运用当地的资源照顾老人，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自然老化，不必因为年老就必须被迫搬离熟悉的家园和社区。1960年代，瑞典最早开始让他们的老年人回到家庭与小区中，把照顾的资源提供到家庭或小区中，按老人不同需求，提供不同服务。例如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就帮他购物；糖尿病又不方便上医院的老人，就由护理人员到家里帮他打针，由此大量减少机构的床位。在中国，设计并推行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就是考虑到社区内老年人的数量和养老需求，希望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内可保持基本的社会化，维护晚年尊严，同时也方便家属照顾需要。

面对争端，政府需要充分调研需求和民意、引导公众参与，必要时寻求第三方的监管来树立社会信心和信任。例如请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组评估建设后对周围环境、生活、卫生等方面的影响。在项目落成后的服务阶段，建立信访等监督机制，保障居民担心的“太平间”不存在，执行最初定立的协议，以维护政府的社会公信力。这样才有可能将“邻避”转为“迎臂”（“Yes-In-My-Back-Yard”，意为“请建在我的后院”）。

当前时期正是为父辈和将来我们的银发人生构筑未来家园的黄金时期。建立社区养老院绝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老有所居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