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日英模部队|琼崖纵队：孤悬海外的六年抗战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当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其中9月3日的阅兵尤为外界所关注。

根据既定安排，此次阅兵的徒步方队是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英模部队群体所在的现役部队代表。9月3日这一天，来自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英模部队的现役部队代表将编组受阅。

其中，来自海南的琼崖纵队则是华南游击队的佼佼者——

提起琼崖纵队，躺在竹椅里的郑心凯忽然挺直了身板。这位88岁的抗战老人对于战争的记忆就像一部无法复刻的黑白电影，主要脉络还算清晰，高潮片段一次次被重播，说到细节也会偶尔断章。

他总说，就这么一个岛，孤悬海外，战略纵深小，打起仗来没有前线，也没有后方。

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欲将该岛打造为“南进基地”，支援其华南和东南亚作战。

面对装备、兵力优势明显的日军，琼崖纵队没有束手就擒。这支部队素以坚韧著称，在当地广受爱戴。他们浴血抗日的6年，也成了海南岛抗战岁月的独特记忆。

海南告急

海南，一处蓝天碧水、椰风海韵的旅游胜地，但在70年前，这里生存环境恶劣，沼泽遍布，城镇稀少，大片山区荒无人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与琼崖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次年12月，在海口市东南方向的云龙镇上，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正式列入抗日战斗序列。

琼崖纵队的前身包括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琼崖工农红军，再往前可以追溯到1927年海南岛农民起义时组建的琼崖讨逆革命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我们海南都知道这个情况。”郑心凯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海南全岛在思想上更有准备了”。

在装备和兵源素质的鸿沟前，这座海岛依旧无法逃脱迅速沦陷的命运。

多位经历过海南抗战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1939年2月10日这一天。

当天凌晨，在日本海军第5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和陆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的指挥下，“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借助30余艘舰艇、50余架飞机的掩护，向海口发起进攻。

海口秀英炮台立刻开炮迎敌，周边数个炮台予以还击，依然难以阻止日军在海口西北部的天尾港登陆。

日军登陆后，旋即在2月10日中午占领海口，接着攻下当时的全岛政治、经济中心——府城（今属海口市琼山区）。

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王茀清介绍，当大炮的轰击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从海口方向传来时，驻在云龙镇附近儒来村的独立队一中队正在出早操。

独立队队长冯白驹闻讯后立刻下令一中队开赴潭口，“海口如果被占，日军必然经潭口渡江东进。你们赶到那里后，要阻滞日军前进，掩护群众安全撤退！”

成立之初的独立队人丁稀少，全队不过300余人。“当初为了成立这个独立队，到处凑人，很可怜的。”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程小斌说，枪也凑不齐，好多人拿着粉枪（铁砂枪）就上了战场。

程小斌所在的部门曾举办过琼崖纵队相关展览，尽最大的努力搜集这支抗战队伍的资料。但还是接到许多群众发问“和其他时期相比，琼崖抗日的照片是不是少了点？”

“倒也不是少了，只是照片上难见着人影。”程小斌只找到唯一一张反映部队行军的实拍图，“很遗憾，其他照片只有物，没人儿，很多是后面补拍的。”

潭口的阻击

潭口渡口位于云龙镇北部约10公里的江岸边，是当时扼守琼东交通的要津。

“以前这里可热闹了，连接渡口的是大马路，每天都人来人往，大的渡船还可以摆渡汽车过江。”71岁的冼因云曾向《海南日报》记者回忆，日军侵琼前，他的父亲冼开昌就像渡口周边村子的许多村民们一样，在东岸码头上搭起一个草屋，摆起做吃食的小摊档养家糊口。

平静的生活在1939年2月被打破。

在渡口照常出摊的冼开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天空上飞来了几架飞机，呼啸着向地面俯冲扫射。码头上的人们顿时慌乱起来，哭喊着四处散开，冼开昌也急急忙忙随着人流逃离码头。

这一刻，不仅仅是潭口东码头上的人们惊慌失措四处躲藏，附近地区也有大量的群众扶老携幼在逃难。

独立队一中队80余人在中队长黄大猷的率领下紧急出发了。王茀清介绍，在路上他们没有发现其他部队，国民党军队从海口撤离后，琼山、文昌两县的壮丁常备队和游击队也陆续走光。

日军发现渡口对岸有部队驻守，不敢贸然渡江，派出飞机轰炸独立队阵地。一中队的班长李文启伤重不治，成为日军侵琼后独立队牺牲的第一人。

《冯白驹将军状》记载：一中队指战员斗志昂扬，沉着应战，坚强地阻击企图渡江东进之敌。经过激战，一中队击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全体指战员才奉冯白驹之命撤出阵地。

“不管怎么样，也算是你在那摆开阵势，跟日本人打了一天。”程小斌说，虽然琼崖纵队也有中正式步枪，但日军的三八大盖打得又远又准，这场战斗并不容易。

潭口一役为独立队赢得了声誉。

“老百姓很兴奋也很高兴，独立队装备不太好，却派出一个中队守了一天，抗日态度很坚决。”另一名经历抗战的老人、92岁的李光邦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

独立队将领吴克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潭口一战后，许多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一些群众捐出了枪支弹药，甚至有些失掉联络的国民党区乡行政人员、警察、地方武装以及各地的民众抗日自卫团，也要求独立队予以收编或派人领导他们。

短短一个月后，1939年3月，独立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人数从成立之初的300多人跃升至1000多人。

困难依然存在。一些老战士告诉曾担任琼山市党史办主任的王万江，由于铜在当时比较稀缺，只好往旧子弹壳里重装火药，这使得一部分子弹在实战中失效。

当时，每个人带的子弹不超过20颗。王万江笑称，“人家机关枪‘咯咯咯’打过来，你‘砰、砰、砰’一下就打完了，人家都不怕你。”

琼崖纵队手中能称为“重武器”是荔枝炮。因荔枝树比较坚固，当地人把树干用锯锯为两半，留底掏空，外面用粗铁丝和铁皮固定。填入火药后，再装进碎铁、铁砂。

曾参加文昌抗日儿童团的郑心凯说，“近距离威力还蛮大，但是用多了炮管会炸开。”

如今，复刻版的荔枝炮放置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有几块残片作为珍贵的一级文物，陈列在它的旁边。

危险的伏击

为保持有生力量，琼崖纵队多以伏击战方式主动进攻日军，这一点得到多名经历抗战的老人确认：“不丢人，敌我差距悬殊。”

发动伏击战的前提是情报准确。郑心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每个山头都设一个岗，日军一出据点，老百姓就开始放哨。“有铜锣的敲铜锣，没有铜锣的打鼓，听到声音了就知道敌人来了。日本人不知道你敲锣、打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有共同约定的。”

1939年8月，为了扼制抗日队伍在琼山咸来、道崇一带的活动，日军在道崇修建了据点并派重兵驻守。据《海南日报》报道，琼崖纵队发动群众，将据点附近的水源全部破坏掉，使敌人不得不每天派军车从三江墟运水，随车还配备一挺轻机关枪和十来名日军押运。

罗板铺村80岁的老党员黄善才回忆，当年，各地群众在党组织的发动下，纷纷将村里、路边的水井用土填平，或者倒入猪、牛的屎粪，让日军没有水饮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一大队掌握了日军运水车的活动规律：每天下午4时许，送水后都经过龙板山返回三江。

9月2日，在琼山罗板铺地区群众的配合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的第五中队100多人，在大队长黄大猷的率领下，进入罗板铺公路西侧高地埋伏。

黄善才回忆，下午4时许，鬼子的运水车果然“呜呜”地沿着坡路开来，进入了伏击圈。埋伏的战士以猝不及防之势投出手榴弹，密集的子弹也同时射向鬼子。约半小时，琼崖纵队就胜利结束战斗，全歼敌军十多人。

这是独立总队作战历史上首次全歼日军，罗板铺伏击战也得到时任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嘉奖。王万江说，“奖了8箱、一共4000发子弹。”

但在亲历者眼中，要打赢伏击战也绝不容易。

冯白驹的外孙车沛霖曾接触过多名琼崖纵队战士，“听老人们说，伏击战很不容易打，地形要选好，指挥要得当。”

车沛霖说，一旦日军稳住，附近据点增援很快，围点打援就很困难。此外，日军在海南岛四周有多个机场，“飞机召来扔两个炸弹你也受不了。”

多名受访者提到，打伏击战主要依靠人多，“一百人打十几个人，比例可能在5:1到10:1之间，通过人数优势去弥补装备和军事素质差距。”

还有老战士告诉王万江，“日本兵很顽固，有些日本兵只是受伤，你以为他死了，一下没注意，他还要杀你。”

王万江顿了顿，“有人就这样牺牲了。”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许多人没能迎来1945年的胜利，例如率队在潭口阻击日军的黄大猷。

“黄大猷是琼文地区的传奇人物。”车沛霖说，“冯白驹管叫他大哥，很能打的一个人。作战镇定，部下跟着他信心倍增。”

1939年5月，黄大猷曾率领独立总队第一大队和当地游击队，在五月铺岭打下一辆日军军车，打死打伤20多名日军。战斗结束后，队伍来到郑心凯所在的村庄休整。

当时，郑心凯不过12岁，“那时候海南正好产荔枝，我家有棵荔枝树，很甜的，我就把这个荔枝摘下来，挑过去慰问他们。他们很高兴，坐在村口的大树底下吃荔枝，谈笑风生。”

在郑心凯的印象中，初次碰面的黄大猷很年轻，对老百姓很和气。郑心凯第二次见到黄大猷，是在他牺牲后的追悼会上。

说完，他沉默了许久。

华侨归来

电台对于作战部队的重要性无须赘述，然而在1941年6月的战斗中，琼崖特委损失了唯一一部电台收发机。从此，琼崖特委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延安的指示过不来，琼崖的情况反映不上去。”王万江如此形容。

琼崖纵队曾有机会获得一批武器，日军进攻香港前，香港地下工作人员有一批武器、物资运来海南。李光邦说，“结果中央和海南联络不上，失去了这个机会。”

由于电台损坏，琼州海峡又遭日军封锁，琼崖纵队陷入“孤悬海外”的境地。

李光邦等人回忆，当时的交通员只好到湛江的交通站发电报，他们扮成渔民，乘着小木船借助风力渡海。可是一旦遭遇日军，结局往往十分惨烈，“烧船或者枪杀，很多人就这样死在海上”。

琼崖抗战6年，有5年是在独立作战，海南省社科院院长赵康太后来总结，“基本没有任何外援。”

为数不多的支援来自海外华侨。

2015年7月22日下午，在海南师范大学的家属楼里，80岁的符曼芳拿出了几张年代久远的照片。其中包括她与母亲的合影，还有几张家书的翻拍。

符曼芳的父亲符克曾是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团长。从1939年4月开始，由越南、新加坡、香港等地琼侨组建的回乡服务团先后有245人分5批冲破日军的海陆封锁线，回到海南与琼崖人民一道参加抗战，另有7人在海上被日军杀害。

当时，新加坡琼侨青年王文松等26人，决定弃职回国。其中10余人的厂主得知后极力挽留，但他们认为：“国难已至如此地步，半壁河山，被敌蹂躏，尚何留恋于星洲？”

回到海南后，团员们的主要工作包括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开展战地救护和救济难民。

李光邦曾深受抗日回乡服务团影响，这直接促使他由一名逃难者转变为抗战者。

他说，日军进攻海南岛后，很多老百姓逃难，我也跟着哥哥逃到湛江。人们心里很慌，“1938年汪精卫的投降影响很大。各种言论都有，抗战必胜也有，亡国论也有。”

“这时候我听说有爱国华侨组织服务团回来参加抗战。”李光邦叹了口气，“华侨们看到日本人来欺负我们，心里不服，他们生活那么好都回来抗日，我们这些人竟然还往外逃，心里很内疚。”

17岁的李光邦随后返回海南，进入文昌县委从事民运工作。

直到1993年，58岁的符曼芳才收到越南五叔寄来的符克家书原件，那是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字。

“54年了，有些纸风化了，有些纸对折的，中间已经磨断了，有些字也一小片一小片的脱落了。”符曼芳细心地一个个粘上去，一个字一个字拼起来。

符克在家书中写道：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人生最大的休息了。

“我觉得很珍贵，因为我从小没看过父亲的字。”符曼芳哽咽了。当1940年的一枚子弹穿透符克的胸膛时，她只有5岁。1939年那场送别，成了父女间的诀别。

琼侨抗日回乡服务团解散后，大多数团员们跟随琼崖纵队，继续从事医疗救治和宣传工作等抗日斗争。

《琼崖革命论》一书记载，“以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搜杀以抗日为罪名的9类人中（多为政治与职业关系者），海南人是其中唯一以祖居地作为灭绝对象的人群。”

致命的蚕食

“你知道什么是蚕食吗？”李光邦说，像蚕吃叶子一样，东一块西一块，一点点吃掉。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琼崖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便是始于1942年春天的日军“清剿”。

当时，日军调动第15警备队和伪军共4000多人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想要一举消灭琼崖纵队主力。在数本地方文献中，日军的进攻被形容为“疯狂”。

此前，1941年6月，日军已在乐会县（今琼海市）北岸乡的大洋、北岸两村杀害民众499人，制造了“大洋、北岸惨案”。

郑心凯说，当时日本想把海南打造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支援其在东南亚作战。但是抗日根据地是日军面对的定时炸弹，“琼崖纵队不会让你顺顺利利的，它会牵制着你，是日军的腹中之患。”

程小斌觉得，琼崖纵队的主要作用就是一直牵制住日军，“就不让你在这上面巩固，不让你作为南进基地，6年中一直有一支抗击你的部队在这里，你又怎么能真正建立起你的南进基地呢？”

《血与火——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与海口人民抗日纪实》一书记载，1942年的“蚕食”过程中，日军先在抗日根据地外围建立据点，然后派出一支“流动讨伐军”、“讨伐警士”，插进根据地腹地，随后继续建立据点，并加紧修筑公路，将抗日根据地切割为两块。计划在3个月内消灭独立队。

“正面硬碰硬不行，部队那时候就去别的地方。”郑心凯右手一挥，战斗中失去掌骨的无名指和小指朝内蜷着，“你这边的力量强，我就避开你的强势，到你后方去挖你墙脚。”

他情不自禁唱了起来，“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面对日军进攻，琼崖纵队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作战方针，以少数力量坚持内线，主力展开外线作战，把战争推向整个海南岛。

“那时候确实很辛苦，日军是优势兵力，战斗不容易。”李光邦回忆，还有很多汉奸威胁群众，想让群众脱离共产党、脱离琼崖纵队。

李光邦摆摆手，右肩胛骨嵌入弹片后，他的手臂不能往上抬，“日本人没有想到，这种手段致使群众反抗心理更强大。房子烧光，粮食抢光，无数的家园被破坏，老百姓更看到杀人、看到亡国的痛苦。”

琼崖纵队的领袖冯白驹有句话“山不藏人、人藏人”，意指军民团结。

战争期间，日军在海南制造了数百个“无人村”。海南大学思政系的王善说，但老百姓宁愿让整个村子遭受这样的命运，也不愿意把纵队的伤员送出去，“如果不是这样，琼崖纵队也很难坚持下来。”

琼崖纵队从1927年创建到1950年海南解放，前后坚持了23年。王善说，这么多年红旗不倒，全国只有延安和海南。

他曾在暑期带着学生去海南各个革命老区调研，当地老百姓对琼崖纵队的感情非常深，“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是由衷地佩服和敬仰。”

虽然隔了60多年，李光邦至今依然能记起一个名字：郭冠英。

他说，当年我们3个工作人员到郭冠英家，碰上敌人扫荡，她为了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退，自己跟一个孩子被敌人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他的声音倏然变得很轻，“孩子被刺刀刺死，她也被敌人杀害了。”

还有许多许多的黄大猷、郭冠英未能来得及留下姓名，便消失在持续6年的血雨腥风中。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琼崖独立纵队指战员牺牲五千六百余人，遭受日、伪军杀害的人民群众达二十多万人，房屋、财物遭受的破坏损失无法计算。

1945年，抗战终于赢来胜利，此时的中华大地，焦土遍布，军民死伤无数。

这一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不过，失去电台的琼崖纵队并未及时获知。事实上，直到当年8月23日，琼崖独立纵队下辖的挺进支队在打扫战场时，才发现日军投降的重要电报。

支队长李振亚看到后，高举着文件，高声喊道：“同志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日本鬼子投降了！”

据《琼崖纵队史》记载，抗战期间，琼崖抗日部队对日、伪作战2200余次，毙日伪军3500余人，伤日伪军1900余人，俘虏日伪军150余人，日伪军起义反正300人。

“他们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待。”多位受访者如是说。对于海南岛而言，这是一份出色的答卷。

延续与告别

新中国成立后，琼崖纵队的血液继续流淌。海南省军区海防某团是现如今唯一保存着当年火种的部队。

这支部队曾参与1974年的西沙永乐群岛登陆战，立下赫赫战功。

《解放军报》报道称，每年新兵入营、新干部下连，第一件事就是到团史馆参观，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琼崖纵队故事集》，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是海南红军后代》，看的第一部录像片就是《琼纵革命历史》。

如今，这支部队多以75571部队的面貌出现。海南2014年遭遇“威马逊”风灾时，部队官兵就冲锋在抗击风灾第一线。

而老人们大多退居幕后。

小时候，郑心凯会跟别人说，“我爸爸是老红军，我是小八路”，现在，“小八路”也老了。

他已经接待了数批来访者，却不嫌麻烦，“我们辛苦是打仗，你们辛苦是建设，打仗反而容易，只要你向我开枪，你就是敌人。”郑心凯说，现在解决问题没那么简单。

他最大的愿望是推广家乡南阳的抗战事迹。“南阳没有维持会，没有伪军，没有一个人领‘顺民证’。”郑心凯有些郁闷，“之前来的人都说会写，后来也没人写。”

李光邦和符曼芳如今住在海南师范大学的家属楼里，过去，他们会找一些老朋友出来聚聚，现在越来越少。“有一些身体好一点，还可以走走看看，有一些躺在床上。”符曼芳说，“还有很多都走了。”

二老如今多待在家中，不常出去走动，偶尔会和老朋友们通通电话，“互相都有一个怀念”。

王万江在上世纪80年代曾实地寻访过数十位琼崖老兵。随着老兵们陆续辞世，90岁的王万江成了许多故事最后的倾听者。

如今，王万江每天傍晚都会到琼山区委家属大院的排球场旁观战。在这个距他家不过几十米的地方，王万江和其他退休老人一样，喜欢静静地坐在石凳上，除非别人问起，他不会主动谈及那些故事。

3公里外，海口人民公园里静静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是乳白色的大理石，干净肃穆，朱德在上面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每逢清明都有人在此汇集，敬献花圈。

云龙镇上，一所小学紧挨着琼崖红军改编旧址。7月下旬，旧址正在改建，一部分绿化带被清平，树根钻出了泥土，云龙镇政府人士说是为了迎接9月的抗战庆祝活动，但他不知道将会种上什么，“领导还没定。”

从云龙镇上到冯白驹故居的公交已经停运了，散客们需要摩托车往来接驳。2015年7月21日，3名来自四川的参观者在故居的参观登记表上写下：回顾历史，向老一辈致敬。

故居内，燕子在粉饰一新的白墙上筑巢，几把有年头的木椅面朝着监控探头。这座承载着抗日领袖童年记忆的老房子，开始出现新的生机。

海岛的一切都归于平静。郑心凯看了看窗外的蓝天，又躺回他那宽大的竹椅里，风扇发出簌簌的声音，他闭上眼睛，整个人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