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出现对一带一路宣传“审美疲劳”趋势，中国该怎么办？

今年是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起步之年，中国政府力量投入之巨大、推动之积极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已然成为理解当今中国发展脉动的一个关键语汇。“一带一路”要想实现顺利“落地”，必须想方设法让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澎湃起来，而这首先有赖于做好“一带一路”的政策传播工作。

“一带一路”是一项由内而外、内外联动的合作倡议，它首先着眼于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难题，为实现中国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建立更开放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寻求动能，进而整合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发展潜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然而，从当前政策传播的状况看，已出现值得重视的几大问题。

首先，严重缺乏有效的对内政策传播。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外宣，即向国外受众宣传中国的政策，却忽视了全面、准确、及时地针对国内民众做好政策宣介。目前，国内民众对于“一带一路”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民营企业不了解自己应如何作为；二是认为“一带一路”就是“到处撒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政府对解决国内问题的资源投入；三是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为了对抗美国这一霸权力量，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带头大哥”。虽然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在国务院授权之下已就“一带一路”联合发布了白皮书，但很难想象普通民众会认真阅读和琢磨这类文件。

第二，传播内容略显空泛，国外对此已有些“审美疲劳”。有国外智库向笔者抱怨，自从“一带一路”被正式提出后，它们一批又一批地不断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每个代表团几乎都要全面阐述“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听上去差别不大，重点也不突出，充斥着“互利”、“合作”、“共赢”、“共同体”这种大而化之的表述。好不容易双方就某些合作达成一定意向，也基本会陷入“再无下文”的结局，能够真正落实的寥寥可数。更要命的是，“一带一路”的对外政策传播还会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国外机构搞不清楚为了获取最权威的信息，到底该找中国政府的哪家机构。去年，中国一家官方媒体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示意地图，据说新加坡因为未能在该地图上找到本国的位置而一度颇感焦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底有多少个，到底是哪些国家，至今鲜有官方认定的明晰答案。

第三，在政策传播中，时常表现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向他国施加恩惠”的心态。巴基斯坦一名学者说，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也是“苦出身”，它知道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有尊严地走出贫困、走出穷苦。然而，有些中国的商业界人士和官员，在巴基斯坦这类“一带一路”沿线的欠发达国家却表现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只讲中国取得的成就如何之大，不讲中国面临的难题如何之多；只讲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奇迹”，不讲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有些国家的人士私下坦言，他们担心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错误地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就会有相应成果，偏信钱和实力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上述“一带一路”政策传播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麻烦，即无法有效带动中国国内和相关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民意基础如果不够坚实，而仅仅是依靠政府力量，一定行之不远。很多重大经济项目将缺乏社会民意层面的“软保护”，甚至出现损失巨大的“烂尾工程”。与以往的国际经济合作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更加丰富，它不是仅仅着眼于签订更多的商业合同，它想要实现的除了道路、贸易、货币的“互联互通”之外，还强调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

从过去十几年中国实施对外经济合作的经验看，如果不重视社会民意层面的“软联通”，经济合作就难以持续，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难以得到保全。很大程度上，由于不重视赢得民心的“软环境”建设，过于相信和依赖走上层路线，中国企业在缅甸、赞比亚等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今，中国虽然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就“一带一路”建设达成很多共识和协议，但据称居然有多达69%的哈萨克斯坦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将对该国构成经济上的威胁。

无疑，“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在总结以往对外经济合作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保障国际经贸合作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避免重蹈覆辙。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的政策传播呢？

首先，不必单独另行设立什么“一带一路传播工程”，正如“一带一路研究院”之类机构显得大而无当，这类工程也通常会造成机制叠床架屋、职能含混不清、资源低效使用的问题。“一带一路”应发挥一种带动性作用，促使既有资源得到盘活，带动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的难题，这显然不能单纯靠增加资金投入。

其次，要准确地理解“讲好中国故事”，注重传播内容和方式的针对性、差异性与融通性。“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只讲中国的“好故事”，也要善于讲清楚中国的“难事”和“烦心事”，要注重讲好“当代中国”、“海外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聚焦经济发展，还应突出社会矛盾化解、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优化、价值观与时俱进等问题。此外，“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有国际比较的视野，对相关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应更有“同情之了解”。比如，对于中亚国家而言，水资源管理和安全问题属于“头等大事”，“一带一路”的政策传播就可围绕“水资源治理”做文章。

第三，要丰富政策传播的人才库，建立和完善传播效果的动态评估体系。政策传播需要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发挥前期侦测预警、中期跟踪研判、后期反馈矫正的作用。要善于为各类技术、产业、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搭建沟通平台，并帮助他们了解“一带一路”的政策大图景，使政策传播更加实实在在、精细精准。政策传播的人才建设要满足“建言献策、倡议造势、落实行动”的功能要求，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发挥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学者、海外华侨华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构建立体化的传播通道。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的政策传播必须做到“重心下移”，要促进“拨动心弦”的民心相通，要千方百计地带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要“言为心声”，把“共商、共建、共享”落到实处，不要“以已度人”、“自我中心”。为促进政策传播，中国政府、企业和其他机构需要切实提高自身与他国社会群体打交道的能力，中国外交也亟需“社会化”转型，力争实现国内和国外两个“民间”的对接。毋庸置疑，传播具有“双向沟通、双向影响”的根本属性，在中国期待影响他者的同时，也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中国自身政策理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重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是一个“自信、自强、自省、自新”的中国。 

（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