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睡觉的世界：睡眠如何被资本主义谋杀

资本主义谋杀了睡眠

在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张国荣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飞啊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在乔纳森·克拉里的新书《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的开篇就提到这种鸟——白鹳雀。但与这句台词勾起的青春期小资情怀所不同的是，克拉里笔下的白鹳雀更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美国军方希望仿造这种不需要睡眠的鸟，制造出不需要睡眠的战士。继而克拉里又举出一个颇具科幻色彩的例子：俄罗斯和欧洲宇航部门计划发射一种可以把太阳光反射到地球的卫星，使这个世界彻夜通明，据说这样可以节省能源。第三个例子最具现实感，美国关塔那摩监狱里，虐待囚犯的一种方法是剥夺他们的睡眠。无独有偶，这样的例子也发生在中国电视剧《甄嬛传》里，慎刑司虐待犯人的手段是让他们一天只睡两个时辰。当然，不睡觉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科幻和戏说的色彩，因为它真真实实地发生在“北上广加班最晚的10幢楼”这样的新闻里，构成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境况和未来。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使不睡觉成为常态？什么样的制度结构使不睡觉成为当下的人类境况？ 克拉里在书中将之命名为“24/7式的资本主义”。在英文中，24/7就是全天候、全年无休的意思。按照《帝国》作者麦克尔·哈特的说法：资本主义谋杀了睡眠！

关于当前的资本主义批判，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来的命名，如晚期资本主义、景观社会、控制社会等，24/7又说出了什么新东西？可以说，克拉里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马克思、詹明信、德勒兹、德波、大卫·哈维等人的基础之上，他也丝毫不避讳在书中援引他们的论述。但作为艺术史学、视觉文化研究出身的学者，克拉里更关注24/7式的资本主义给人的主观体验、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并分析这种主观影响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塑造这样的政治问题。

一个不睡觉的世界是怎样的？沿着大卫·哈维“时空压缩”的论述，克拉里的批判更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经验——时间感的毁灭。365/24、一年四季与24/7有什么不同？在他看来，24/7意味着一切有节奏韵律的、绵延的时间感被消灭了，随之而来白天与黑夜、工作与休闲、公共与私人间的界限被抹除，朝向未来的纽带也被切断，一切都是当下。“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为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商场。”

这种24/7式的没有褶皱和间隙的时间感的论述，让人想起早期的美国蓝调歌曲和公路电影。这些作品往往是这么开始的：我在路口站着，然后有人来搭顺风车，然后有了故事。在路口站着，可能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但这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思。但据说今天美国的路口没人站了，今天人们永远在忙，在发朋友圈。克拉里注意到手机的“睡眠模式”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细节蕴含的政治意义：它超越了关机/开机的逻辑，所以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但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状态。

在这样的时间感里，一切都是24/7式的即时性，等待这样的行为变得没有意义。在批判论者看来，等待是感知未来的方式。譬如俄罗斯作家索罗金的小说《排队》里，写一大堆人在排队，在这些“嗯、呃、啊、喂”的简单台词里，有一种共同体的生命经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说的也是等待，存在论意义上的等待。因为等待，所以有对未来的想象。自古希腊以来的政治思想中，等待还关乎直接民主的可能性：有耐心倾听他人。等待的终结，意味着政治的终结。但克拉里注意到，在阶级社会里，富人从来不需要等待。他们手握VIP卡，拥有一切服务的优先权。即便在《2012》里，富人、政客们也早早买好了末日船票，只有穷人才等待。

对于一个长期从事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克拉里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彻夜通明的世界在摧毁时间感的同时，也在摧毁人类的视觉经验。在一个随处可见的世界里，阴影被消灭。在这里，克拉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这是一个没有幽灵的世界，他赋予幽灵以政治意义：“幽灵是某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和现代性未能祛除的魅影对于此刻的入侵与扰乱。它们是不会被忘却的受害者和没有被解放的人的魂魄。24/7的程序可以抵消或吸纳很多回返的幽灵，后者可能会破坏当下的实质性与同一性以及它表面上的自足性。”

当然，对24/7式的时间感的批判，总是容易被一种“从前慢”式的怀旧主义情绪所捕获。但克拉里对此心存警惕，他深知我们深陷于24/7式的资本主义，再也不可能回到田园牧歌式的前现代。我们必须立足于手头拥有的有限资源，在敌人最脆弱的地方迎头痛击。而克拉里找到这个资本主义的痛点就是睡眠。资本主义试图摧毁睡眠是因为它与当前的资本主义彻底的不相容。

作为一种革命诗学的睡眠

当然，克拉里不是第一个注意到睡眠这一问题的学者，有评论指出当前西方有一拨人在做“批判性的睡眠研究”。自从福柯之后，一切都有了历史，而睡眠是这个学术大party中较为晚近的一个。当然，克拉里的目的并不在于要从人类学或新文化史的角度为睡眠树碑立传。它的方法论和视角始终是文化研究式的。他不是为了研究睡眠而研究睡眠，睡眠只是他的进路，目的是要通过睡眠来想象一种对抗当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所以，24/7与其被看成关于睡眠的社会历史考察，倒不如读作一种革命诗学。

在克拉里的分析中，睡眠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因为睡眠与24/7式的资本主义根本地不兼容：所有人类本能、欲望都可以转化为商品，但睡眠意味着生产需要停滞，从中榨不出一丝油水。诚然，如《帝国》这样的著作所论述的，今天的资本主义没有外部，睡眠当然无法无虞地安处于资本主义之外。但克拉里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睡眠作为一种人类不可剥夺的本能，作为马克思意义上最后一道资本主义需要克服的“自然障碍”，它无法完全被资本主义所吸纳。秉持着左翼乐观主义的他不相信，开篇中美国军方所设想的不需要睡眠的战士有朝一日会成为人类的未来。

但克拉里如此看重睡眠的抵抗潜能，最重要的地方在于睡眠具有公共性，睡眠预示着建构一个共同体的可能。这是他在本书中最核心也是最有启发性的观点。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睡眠是纯粹私人领域的事。但克拉里认为，睡眠恰恰是有某种公共性的可能。譬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思想中，君主需要为平民百姓提供睡眠的保护，因为睡眠时人是脆弱的。但正如几乎所有今天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私有化、私人化了一样，睡眠当然也难逃这样的命运。譬如，当前的失眠问题之所以无法通过安眠药得到彻底解决，因为失眠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当然不是说前资本主义的人不失眠，而是说失眠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部分加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之中，它服务于一个庞大的制药生产链，并进而服务于一种不眠不休的生产体制。在这样的状况下，与睡眠相关的问题完全被建构成了一件私人的事件，不复有公共性的意义。事实上，克拉里没有提到，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睡眠的私人化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资产阶级作为政治主体的崛起而产生的，睡眠需要私密的空间被视为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存在公共化的睡眠，这与建构一种共同体的逻辑是一致的。而当睡眠被私人化之后，连带着梦也被私人化了，一种超越个人、指向人类共同体的未来的梦不复存在。

当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彻夜加班成为常态，“加班狗”成为自嘲的自我指涉，以至于这种对于充足睡眠的要求以“睡你麻痹，快起来high”这种后现代式的自嘲所解构，我们更能深切体会睡眠的问题如何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问题。仅从睡眠匮乏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为什么今天的情况更接近于19世纪，也更能体会何为“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睡眠的匮乏早已超出生理健康的范围，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

克拉里的思路延续的是列斐伏尔、居伊·德波、德塞都等人的“日常生活革命”的脉络，这构成他论述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在这一串最时髦的法国1960年代理论家也被当成时尚的当下，按照伊格尔顿所调侃的，“理论之后”，身体就成了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万花筒里的关键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月经的政治、懒惰的政治等等看似酷炫的政治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多，睡眠的政治是不是也是这个“身体”大party中的一个迟来的明星？空有其表然并卵？

这样的质疑自然有其道理。但正如居伊·德波当年在墙上写下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永不工作”一样，克拉里希望恢复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力。他希望让我们回归人的身体本身，激发蕴藏在每个人身体上的潜能。如奈格里、哈特等人已经一再确证资本主义进化到“帝国”阶段的无所不能，资本主义没有外部，而最终的抵抗力量只能来自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发展出来的武器库，那克拉里的观点则与之相反，他认为最终的抵抗力量来自睡眠这样一种与资本主义内在不相容的不可削减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4/7》不应该被读成一本对抗资本主义的战斗指南，而应该被读成一种朝向未来的革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