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的台儿庄守将乜子彬

【整理者按】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凭借其先进武器及机械化装备，向中国军队一再发动猛攻，但在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下，终被打败。这场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敌斗志。亲身参与这场战役的中国军人那不畏牺牲英勇卫国的气概，值得后人的敬仰。

台儿庄战役时担任国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三旅旅长的乜（读如“聂”）子彬，是这群爱国军人中的杰出代表。可惜的是，一直以来对于乜子彬生平的研究并不多。去年，我偶然结识了乜子彬将军之子、资深戏剧工作者乜书杰先生，之后专门采写过乜子彬将军的生平在报上发表，但当时由于时间仓促，加以版面有限，尚留下一些遗憾。最近应乜书杰先生所请，又为他整理了这篇更加详尽的口述回忆，希望能够为历史研究者带来一些帮助。

乜书杰（宋希於 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军民经过浴血奋战，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后，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如今回忆起来，仍感振奋。70年后的今天，我更加怀念已经病逝了64年的父亲——抗日将领乜子彬。

从1937年8月起，父亲参加过涿州、娘子关、台儿庄、豫西、大别山、桐枣、鄂北、常德等多次抗日战役，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和长江三峡的石牌保卫战中立下了战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多年来，许多致力于研究西北军历史和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情况的学者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我，希望我能谈谈我的父亲。我想我有这个责任，也很想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记录下来，给历史存一份见证。

（一）少年时参加西北军

我的父亲乜子彬于1901年3月出生在直隶省景县（今河北省景县）乜村。子彬是名，他还有个字叫森昌。有些出版物把他名字中“文质彬彬”的“彬”写成文武“斌”，是错误的。

要介绍我的父亲，我想先从他出生的小村庄乜村说起。乜村在民国时期属于景县刘镇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归属高卜乡，今并入景县王千寺乡。这个村庄向来有非常完整的族谱，村中95%的住户都姓乜。可惜大概在“四清”运动时期或是“文革”初期，续族谱突然被说成是反动、封建的行为，不仅不给续，还把族谱给烧了，村头的祖坟也给推平了。

乜村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我在“文革”初的1966年才第一次回老家，那是被一帮初中红卫兵给“遣返”回去的。早上起来一看，周围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当时乜村还有几位老人，1966年时都已经80多岁了，其中年龄最大的，我管他叫“庆大爷”，以前虽然从未见过面，但他也是我的本家，没出五服。赶回老家时没地儿住，我就住在庆大爷家里，这位热情、善良的老人经常跟我说起我父亲（他管我父亲叫“森儿”）当年的故事。

我的爷爷乜蠡安是个穷秀才，在村里当教书先生。村子穷，没几个孩子上课，授课只能勉强糊口。爷爷的三个子女中，我父亲是老小。家里孩子多又没有地，从小就吃不饱。村子地里盐碱多，我奶奶就靠淋硝盐卖盐贴补家里以维持生计，因为生活实在困难，我父亲14岁时就去同村的大户家当雇农。虽说这家大户也姓乜，跟我家还有点远亲关系，可父亲身单力薄，免不了常受到歧视。

离乜村十里地外有个龙华镇，是个比较繁华的小镇。父亲在地主家干活受欺辱，心里一直有气。有一天他听说龙华镇来了部队招兵，终于下了决心，没跟家里商量就跑去参了军。后来他才知道，当时在这里招兵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父亲参军后的这段经历，我母亲曾跟我谈过多次。据母亲说，入伍时父亲才15岁，年纪尚小，只能先在伙房里当伙夫。之后被派去养马，然后又当上了传令兵，年龄稍大后便扛着枪跟随部队上前线去打仗了。因为多少会写几个字，为人忠厚老实，打起仗来也勇敢，所以比较受上司的赏识，逐渐晋升为军官。

这几年间他虽然想家，但一直没有时间回家探望。而且部队常常调动，流动性太大，也没法通信。等到他大概25岁时，已经当上营长，恰好冯玉祥部又在河北景县附近驻扎，才终于找到机会回一次家。庆大爷曾经对我描述过当时的场景，说：“你爸爸一到村口的祖坟处就下马，先拜了祖坟，哭着一步一磕头，往你奶奶家里走去。当时全村人很奇怪——这是谁呀？后来才明白过来。”父亲回到家里一看，情况比他出走之时更差了：我的爷爷及大伯们都已经亡故，只剩下我奶奶一人仍以淋硝盐为生，这天实在揭不开锅，刚想去邻居家要点粮食来吃。忽然见到了分别十余年的儿子，我奶奶高兴之余，仍然怒气冲冲地要责打“不孝之子”。据说我父亲当时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任凭我奶奶发落，等我奶奶解了气，两人才相拥大哭。

这次探家他只待了三五天，临走前为我奶奶购置了三五亩地，因为我奶奶年纪大了，就托本家人帮着种。看见旧居已经破烂不堪，又留下钱托本家人给我奶奶盖新房。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马上回到军中。这次探家的情形，乜村当时有不少老人知道，都曾多次跟我说起。

（二）历经战事，如皋练兵

1934年乜子彬33岁时在陆军大学校将官班第二期学习时所摄，“镇刘”应作“刘镇”。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一张乜子彬将军的照片，乜家过去所保存的乜子彬照片，皆在“文革”浩劫中毁失。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其他“乜子彬将军照片”均属张冠李戴。

父亲在参加冯玉祥部队之后的经历，据杨保森、任方明所著《西北军将领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的记载，先是率所部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及第二次直奉战争，并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此后又随西北军转战大西北，并参加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彰德战役中奋勇作战，击败了蒋军张治中部。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历史情况，从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不满，甚至一度发展到直接对抗，可见冯玉祥将军所领导的西北军确有一定的进步性。父亲久历疆场，一度还被送去军校进修，得到了深造。最近我得到沈阳研究者黄先生发现的一张我父亲的照片，证明父亲于1934年时年33岁时曾在陆军大学将校官班第二期学习。

冯玉祥先生手下的将领中河北人数量不少。这大概跟他的部队早年多次在河北驻扎并补充兵员有关，且冯部相对纪律严明，受到百姓的欢迎，入伍者自然也多。过去冯玉祥部队是特别讲究磕头拜把子的。据母亲说，父亲和池峰城将军是景县同乡，个人关系也很好，他们二人就是拜把子兄弟。在台儿庄战役时，池伯伯任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旅长，两人均战功卓著。同时拜了把子的，据说还有张华堂将军、邓德堂将军等三人（还有一人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当时立下了坚决保卫国土的誓言，果然后来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战功。

冯玉祥将军早年有“基督将军”的美称，受他的影响，手下的这些军官也大多是基督徒。解放前后，我家住在汪芝麻胡同的时候，西边的宽街路南有个基督堂，我小时候还去那儿做过礼拜呢，家里也一直都放着《圣经》。

最近我看到一些资料，才知道我父亲在1936年时已任第二十六路军第三十军第九十一旅第一八一团团长，当年曾率部去江苏如皋进行军事训练，将如皋东门外的荒冢地平整改建为射击场，还曾协助当地群众扑灭大火。如皋本地的老文史研究者周思璋记述这支队伍说：“他们在如皋仅有几个月，老一辈的如皋人对他们十分钦佩，深切怀念。”（《乜子彬开辟如皋射击场》，收入《东皋话旧》，《如皋话旧》特辑，2011年12月出版）据周思璋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父亲即率第一八一团离开如皋前往潼关，次年春调往河南，夏天再调河北定州。

（三）台儿庄战场上身先士卒

前面说到抗战爆发前，我父亲已任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师长旗下第九十一旅第一八一团的团长，而七七事变之后，他就积极地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去了。从1937年8月开始，他先是率部参与了河北涿州、山西娘子关等地的激烈战斗，给日军以重创，在未及完全整编的情况下，又奉命从山西调动到山东台儿庄一带。

台儿庄战役

1938年的春天，日军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因此进犯山东台儿庄，意在吸引中国军队聚集在此开阔地带，然后合而歼之。此时父亲已担任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三旅旅长。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归属第二集团军的孙连仲将军指挥，父亲率部赶到台儿庄后，随即命第九十三旅第一八五团王冠五团长带领该团进庄固守。

3月中旬，台儿庄战役爆发。激战并重创日军后，日军凭借其优良的装备进入台儿庄内，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内进行巷战长达数昼夜之久。庄内巷战的主力，就是由我父亲亲自指挥下的第一八五团。巷战中，我军极为勇猛，以大刀砍杀日军，与日军逐巷逐屋地进行肉搏，十分惨烈。此时父亲为缓解庄内压力，亲自指挥部队在庄北刘家湖一带吸引日军，并与之顽强战斗，大大减轻了庄内的压力。敌寇逐渐不敌，但我军也伤亡极大。据时任第二集团军总部参议的孟企三所写的《台儿庄的巷战》（收入《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2月版）记述：“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兼旅长康法如、团长王震和旅长乜子彬受伤不退。”另一位直接参战的将领、时任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旅长的侯象麟后来在台湾发表的《第二集团军台儿庄战役实录》一文也记述说：

当台儿庄激战时，北站之攻守战亦甚激烈，乃制止我之策应，以分散我兵力者。我一八二团坚强固守之。乜旅长以一八三团向刘家湖出击，以缓台儿庄之压迫，但为敌阻。王郁彬团长负伤督战，其营长张静波负伤下，擅自脱离战场，及土城，乜旅长手毙之。师乃昭告官兵：“负伤无命而下者杀，师与此共存亡也。”是日我伤亡逾千。夜调整部署：一八四团附杨营、师工兵营（欠一连）、师迫击炮连，任台儿庄（西关不含）之守备。一八一团欠杨营，位置于西关，归乜旅长指挥。一八二团附工兵一连任北站之守备。一八三团位置于土城为师预备队。夜乜氏入城视察，勉官兵建功，并语王曰：“今城街之守，已属战斗问题，我士气旺盛，足以当之。君须注意绝火之法，街房屋顶可尽去也，免资敌燃烧，以重我累，则障碍物材不可胜用也，木屑竹头杂置之。向不忍于民者，今民已尽，任君放手为之。制敌之法，亦惟火攻，可多备棉油弹，著火弯弓以射之。城中油商花行有余裕矣。巷战我有力武器，惟手榴弹，与迫击炮弹，及大刀耳，皆敌之所畏，希善用之。至通衢地下，可穴中填瓦罐，以防敌之坑道进攻，声音响则易备，君须饬部力为之。”王曰：“敬闻命。”（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四期，转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版）

还有一位王金瑞先生也曾提及第三十一师在大战时的勇猛，他说：“这支曾受歧视的非嫡系部队，打起仗来却是不要命的。许多营级以上的干部都善于阵地赤膊战，其中颇有几位‘拼命三郎’，如乜子彬及池峰城的兄弟池峰峻等。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写下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壮丽的一页。”（《池峰城将军与台儿庄大捷》，收入《河北文史资料》第20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

这些亲历者的记载，是父亲在台儿庄战役时身先士卒、英勇作战的最好见证。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父亲荣获了华胄荣誉勋章。大捷之后的4月17日，在武汉代表中共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他说：“这次胜利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影响战争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收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这是中共方面对于台儿庄大战胜利意义的崇高评价。

台儿庄战役歼敌万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大大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在海内外的名气极大。现在说来，许多将领都因为曾参加过这场名震中外的战役而为人所知，但父亲作为真正在台儿庄正面战场并进行巷战阻击日军的军人，却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被淡忘了，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这方面，我很同意当年的另一位亲历者、时任蒋介石侍从官的居亦侨在回忆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以为写这段历史要突出孙连仲、池峰城、乜子彬、王冠五等前沿阵地及庄垣内战地指挥者。”（《陪同蒋介石飞抵台儿庄前线》，收入《台儿庄大战亲历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居亦侨：“我以为写这段历史要突出孙连仲、池峰城、乜子彬、王冠五等前沿阵地及庄垣内战地指挥者。”

很多人都曾提到我父亲打仗时的勇猛，美称他为“活张飞”和“拼命三郎”。但是我觉得，更值得称道的是父亲既有勇也有谋。他曾发明了训练猴子炸坦克的方法：先是抓来猴子训练，磨一磨它们的野性，请士兵从坦克里面撒出猴子们爱吃的枣子等食物，这样，猴子们一看到坦克，就产生了条件反射，冲进坦克阵中等候，满以为里面会撒出食物。到了战场上，日军坦克来袭，再让猴子们背上炸药包，引诱它们跑到敌人的坦克群里炸毁敌军坦克。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对于动物极其残忍，但当时在装备极差的战争情况下，只觉得比大量牺牲人的性命要强。

父亲身先士卒，受伤在所难免。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一共受过七次伤。其中有两次特别严重，一次是肚子上受伤伤及内脏，另一次是伤到了大腿根。多亏了他的副官机灵，发现长官受伤，就迅速指挥众人转送长官到战地医院，否则后果难以料想。

（四）喜结良缘，接任师长

乜子彬夫人黄新亚女士（1915—2003），河南西平人。

台儿庄战役之后，父亲所部减员严重，亟待休整，于是奉上级指示，率部转赴河南进行整编驻防。当时在驻地河南省西平县，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小学女教员，这位小学女教员就是我的母亲黄新亚。

我的母亲生于1915年，家中务农，少年时期要求进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她在村里的学堂里上完学后，又考上了管吃管住的师范学校，在校参加进步活动，领导了当地妇女的“放足”运动。毕业后在西平县的学校里教书，教授文化课之余还教体育。认识之后，父亲觉得母亲有文化，母亲也爱慕父亲的抗日风采。他们相识相知，后来终于喜结良缘。

那时候冯玉祥先生虽受蒋介石排挤，但仍奔走于国内进行抗日宣传。听母亲说，有一天适逢冯先生来父亲的部队视察，别出心裁地提出随军家属也应参加部队检阅。因为母亲教过体育，便被派去训练家属走正步。等到正式检阅的那天，冯先生一看随军的家属们正步走得特别好，忙问：是谁训练的？大家回答说：是乜子彬的太太！冯先生称赞不已，当即决定赠给母亲一匹黑色的战马以作奖赏。1963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还曾派人到我家来询问生活有无困难，以示关心。

到了1939年3月，父亲接替了池峰城将军担任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代师长，第二年1月正式任师长。这个师先是被调往豫西，继而又前往鄂西，继续抗击日军，保卫祖国。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担任师长直至1945年6月该师裁撤。

这期间，父亲的部队中出现过不少左翼人士的身影，比较值得一说的是诗人臧克家。臧克家之前在台儿庄战役时就曾到前线采访，后来又做了池峰城手下的文化教官，给我父亲所部推荐了不少共产党员当秘书，比如周希（周熙）。我父亲对于手下中共产党员的身份心知肚明，但并不排斥和抵制。我对臧克家的名字最早还是刚上小学时听母亲说起的。后来一注意，才发觉他竟然是这么有名的一个诗人。再一问，才知道原来我母亲跟臧克家认识！臧克家在我父亲的那个军里做过文化教官，我母亲还跟他学过写诗呢。

王茂宾（1922—2006），原名詹大镇，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笔墨商人家庭出身，少年时代因不愿做学徒而离家出走，更名王茂宾，加入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参加了涿州、琉璃河、台儿庄、豫西、鄂北等战役，后参与驻守宜昌石牌三峡防线。期间曾被乜子彬师长推荐去黄埔军校第18期步兵科学习。解放战争时参加起义部队，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高级步兵学校（今陆军指挥学院）任战术教员，1956年转业至石家庄第四中学任教，1958年初曾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彻底平反，回原校任教至退休。

当年追随过父亲的部下王茂宾，曾对我说起过我父亲在这一时期治军的几件往事：父亲手下有位排长，是湖北人，聪明能干，作战勇敢，台儿庄战役时曾立了功，得到我父亲的信任。可是这位排长私德不修，有一回在休整的地方竟强奸了民女，民女家里告到了军队里来。父亲大怒，安排了好几次部队列队，请这位民女从挑出罪犯，民女几次都指认了同一个人出来。于是父亲责令严办，命左右把这个排长绑了起来，军法审判后，亲手枪毙了此人以严肃军纪。但念及他多年为部队效力的功劳，还是准备了不少抚恤金送回他老家，以供家里老人养老。还有一回，父亲所部半夜行军，不小心踏坏了附近村庄的大片庄稼，他主动找到当地群众，拿出自己的津贴来补偿老乡被毁的庄稼。王茂宾还对我回忆说，我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喝茶，却最爱喝玉米面粥，最爱吃辣椒炒黄豆芽，除了将军服外没有一件毛料衣服，艰苦朴素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从小家庭贫困以及长期在军中生活而养成的习惯吧！

（五）奉命扼守长江三峡

这之后，父亲率领第三十一师曾先后参加了豫西、大别山、桐枣、鄂北、常德等多次战役。之后针对日军溯长江而上的企图，第三十一师奉命扼守长江三峡的入口——湖北宜昌的石牌多年，粉碎了日军通过长江三峡攻打陪都重庆的美梦。

第三十一师南征北战的丰功伟绩，以1944年8月13日父亲所立的一块“陆军第三十一师抗敌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的碑文说得最为清楚。碑文列举该师投入到抗日烽火中的情况时说：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首创敌于房山，继告捷于娘子关，念七年春，台儿庄会战，以训练未满三月之兵当敌精锐强悍之师，我官兵犹能坚守半城于一壁一室间，火光熊熊中搏斗苦撑，开巷战未有之先河，遂造成辉煌之战绩。同年秋，敌犯武汉，师再布阵于大别山，孤军苦战，力却强敌，浴血搏斗达十八昼夜，士气之壮，牺牲之烈，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如念八冬，摧坚破锐，桐枣荡寇，势如破竹。荆当逐北，歼敌于襄水花孝，挺进扬威于淮源。凡此诸役，我忠勇将士为国牺牲者达万余人。三十二年夏，师于豫南受命援鄂，衔枚急趋，冒暑长征，迨达战地，适敌溃窜，而我近万健儿咸以未能参战为憾。旋奉令接防石牌，扼守要塞，肩荷重寄，以惧以荣。十一月十八日，为策应常德会战，九十一团二营五连攻击中堡山，官兵神勇，力搏敌垒，前仆后继，争相先登，受伤不退，裹创杀敌者几十余人，尤属英烈。三十三年六月，湘省战起，攻势再兴，我九十二团第三营，累取翠福山，九十两日，先后猛攻克敌坚垒四座，官兵凯唱，士气鼓舞……

（转录自《浴血鄂西：纪念石牌保卫战胜利六十周年专辑》，夷陵区文史资料总第十六辑，2003年6月出版。原碑今藏湖北省宜昌市石牌抗战纪念馆，□为文字漶漫处。）

我是1942年在宜昌出生的，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父亲把我们全家转移到了陪都重庆附近万县的乡村里安置。

第三十一师在宜昌石牌驻防时留下了很多故事。在当地积极宣传抗日，山崖上我父亲亲自题写的抗日宣传标语“还我河山”、“争取胜利”等至今仍存。父亲还在当地修建了义校，这所义校到今天还在办学。

据父亲的另一位老部下，当年第三十一师师部参谋、中共地下党员孟昭修对我回忆说：第三十一师的指挥部建在三峡岸边的一个高处，从下方上到指挥部，需要上大约150级台阶。1944年的某一天，父亲离开指挥部到附近军营视察，当时已经有盟军了，美国的两个年轻军官代表盟国来第三十一师师部视察，指挥部里的其他人就雇了两个滑竿，把这两个美国人抬上了指挥部。父亲回来之后了解到这个情况，当时就发怒了，说：“我每天几次爬上爬下都是自己走，这两个美国佬年龄也就30来岁，身强力壮，明明可以走上山，为什么要拿滑竿把他们抬上来呢？这是有损国格的行为！”

孟昭修八十大寿时与老伴德秀英合影留念。

孟昭修（1923—2011），山东东明人。早年就读私塾，后离家出走，于1938年初加入由娘子关调往台儿庄的国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三旅乜子彬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后在第三十一师师部担任参谋，在河南西平休整时，由当地地下党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随第三十一师参加了豫西、鄂北等战役，后参与驻守宜昌石牌三峡防线至日寇投降。期间曾被乜子彬师长推荐去黄埔军校第18期步兵科学习。日寇投降后，奉中共党组织指示，到北平参加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张家口文化局长、邢台地区二轻局供销公司经理等职。

（六）母亲去世，只身赴台

抗战胜利时，父亲已升任为第九十二军副军长。因为原籍河北，他便被派往河北，随同孙连仲等人接收当地省务政务。母亲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由万县乘船，顺长江而下一直坐到上海，再转火车去北平。记得去上海的轮船底舱里住的都是被俘虏的日本兵，这帮过去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如今也没了神气。

到了北平，我们家一时没有房子住。那时第九十二军军长是侯镜如，通过他的热心帮助，再加上父亲拿出的一些积蓄，我们才在汪芝麻胡同18号（今37号）置办了寓所。这之后，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保安处长、保定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等职；1947年，他又接任了池峰城保定警备司令的职务。这期间，因为河北省府大多时间是在保定办公，他大多时间也就待在保定，家人却一直住在北平。

我的奶奶在抗战时期一直没有离开过原籍。到1947年，景县已经解放，因为政策发生偏差，奶奶所住的房子被分，人也遭到批斗，不幸去世。消息传到保定后，父亲非常痛心，因为战争期间他无法回家侍奉老母，胜利后虽然多次想接母亲到北平，可老人年龄大了住惯了农村不愿意离开，终究没能接来。父亲决定在保定举办丧事以报养育之恩。当时父亲从保定派了一辆大卡车到北平，把我母亲和我们姐弟妹三人接去参加丧事，我们坐在卡车的货架里一路颠簸才赶到保定。记得我奶奶的丧事是由省主席孙连仲主持的，他可是我父亲的老长官，台儿庄战役时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官。当时蒋介石、李宗仁、孙科、陈诚、蒋经国等人都送了挽幛、花圈。祭拜时，沿途抛撒纸钱，焚烧祭物，军警维持秩序，围观群众人山人海，阵仗颇大。当年那些要人们所送的挽幛我们都一直没有丢掉，连同公祭时拍摄的照片一起收藏着。到了1950年代，生活困难了，我母亲设法将挽幛上面的字洗掉，给我们做衣服穿。那些照片和父亲的生活照片，母亲一直珍藏到“文革”之前，这些我如今都能清楚地记得。

说起父亲的照片，让我想起早年冯玉祥先生对于父亲十分器重，曾经送给我父亲一张一尺二的大照片，上款题“森昌将军留念”，下款落“愚兄玉祥”。这张照片“文革”前一直挂在我们家家里，旁边挂着我父亲的戎装照。还有一张照片我也有印象，是日本投降之后，在保定附近，一位农民推了一手推车的西瓜在卖，父亲蹲在地上边吃西瓜边跟农民聊天的情景。可惜的是，所有的这些照片连同父亲所获得的华胄荣誉勋章等值得纪念的物件全被付之一炬了，近五十年来，我们家人手头连一张我父亲的遗像都没有保留下来。在这里要感谢沈阳的抗战史研究者黄先生，为我们找到了我父亲早年在军校的一张照片！

到1947年年底，孙连仲不再担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被调往南京任首都卫戍司令。此时我父亲因内战不利也被解职，回到北平家中闲居，与同样也在北平闲居的池峰城多有来往。这时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知道了我父亲闲居在家，并且知道他平时没有什么钱，非常担心我们家的生计，所以又请他回任第九十二军副军长的职务。实则这只是个挂名闲差，只拿薪俸，不必到任。

1948年春天，父亲奉孙连仲召唤，从北平前往南京。不料到了南京，突然得病住进陆军医院，此时尚未确诊，以为只是感冒发烧。住院期间，我父亲曾经给北平家中寄回两封信，叮嘱我母亲千万不要去南京找他，此时蒋介石的部队正节节败退，他说等他病愈之后，即请兵到西北，然后计划起事投奔共产党，再回北平团聚。这两封信也在“文革”抄家时被焚。以上就是北平被解放军围困后，傅作义将军曾派人先后两次往我家打电话，问我们全家是否需要飞去南京找我父亲，而被我母亲谢绝的真正原因。

可是没有想到，父亲一病不起，在南京解放前夕又被转送去台湾继续治疗，从此音讯全无。

（七）近半个世纪后，骨灰回到故里

解放后，原西北军将领张知行曾一度留在香港，跟中共方面私下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为中共做一些地下联络工作。1955年，张知行偕夫人石芳亭由香港回到北京，他带来了去台湾的原西北军将领的一些消息，我们从他那里得知父亲到台湾之后被确诊为鼻癌，医治无效而去世了。

这之后的漫长岁月，我们一家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吃尽了苦头。“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所谓的“红八月”，我和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家属，被红卫兵一路连抽带打轰回老家景县。幸好路上遇到景县安陵收容所的一位所长，好心地先把我们保护在收容所里，后来又打电话联系乜村的本家前来把我们接回去。我们曾在收容所里听到这位所长对他家里人感叹：“多可怜啊，这是乜子彬的老婆和孩子，乜子彬帮过我们啊。”才明白他应该是我父亲早年照顾过的老乡。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母亲和我才得到彻底平反，回到北京。转眼到了1984年，父亲的一位好友、原国民党唐山地区专员胡提若辗转从台湾经香港回到了大陆。他告诉我们：我父亲到台湾之后，生活非常困难。因为鼻癌渐渐恶化，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先后做了九次手术，痛苦不堪，家人又都不在身边，只有胡提若等几个友人在旁探视。1951年2月20日终因鼻癌去世，享年仅五十岁。孙连仲知道乜子彬去世之后，深感痛失爱将，悲痛得大哭一场，同时捐赠了一千美金。在孙连仲及其他故旧的捐赠和帮助下，父亲的后事才得以操办。

台湾“联勤总部留守业务署”开具的相关行文影印件，证明乜子彬于1951年2月20日在台北病故。黄珪荣系乜书杰先生的二姨，居住台湾，代表乜家向台湾有关部门索得此件。

到了1990年代，两岸可以互相来往了，我父亲的又一位老部下、曾被推荐去黄埔军校18期炮兵科学习的王宏远先生开始多次在大陆寻找乜子彬的后人。他找到了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托该会打听乜家后人的下落，却一直没有结果。事情也凑巧，我妹妹是位医生，她正好有位病人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员，某天无意中聊起来才知道有人在寻找乜家后人，这样一来才联系上。

王宏远告诉我们，据医生说，我父亲因少时生活条件太差，成年后又多次受过战伤，所以身体抵抗力不佳。几十年来一直英勇奋战，即便是做了高级军官他也总是在前线指挥，在枪炮中常受烟熏火燎，可能是因此才患上鼻癌的。他又说，我父亲去世前曾叮嘱他：故去后，请一定设法把我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不要留在台湾。王先生铭记老长官的重托，两岸互通后就多次往返台湾和大陆之间寻找乜子彬的后人。联系到我们后的1995年，王宏远先生亲自坐飞机捧着我父亲的骨灰来到了北京。在宾馆里，他恭恭敬敬地对着骨灰盒磕了好几个头，并说：“老长官，我把你送到家啦！”之后才把用白绸红布覆盖的骨灰盒小心翼翼地交给我们。此时，王宏远先生已泪流满面。

王宏远（左三）将乜子彬将军的骨灰盒郑重交还给乜子彬遗孀黄新亚（持骨灰盒者）。

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回想起父亲当年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林林总总，每每让我有所感慨。在这场空前的全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抗日战场，都为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父亲短短的一生，作为一名出身贫寒的爱国军人，他经历了这段有意义的戎马岁月，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重一笔，作为他的儿子，我为他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