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界的哲学家们：高等教育在堕落，何况，转行了收入更好

【编者按】

本文作者Helen De Cruz目前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助理教授，曾任牛津大学不列颠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鲁汶大学FWO博士后研究员和牛津大学坦伯顿驻校研究员。目前，她的工作集中于人类为何及如何形成关于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的信念，比如数学、哲学和科学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又如何与我们日常的一般认知技能相关。本文经作者授权编译。

难以想见，在还没有当下这样优渥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时，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如何凭借自己的思想见地生存于世。在很多人眼中，哲学与其学习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学术性理论性的存在。一名毕业于哲学专业的学生，在刻板印象中要么留在学校任教，要么投身学术，一篇篇堆积论文，为获得良好的研究环境而争取终身教职。哲学与其他社会学一样如果将人文社科比喻为人类行为精神的游乐场，那么哲学应当是其中最为神秘的花园。但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学术界本身的种种不满，绝大多数一度投身哲学的人最终都不会成为学术界中的哲学家。那么，他们各自因为何种理由离开学术？学术界内外的生活孰好孰坏？一个打定主意要在学术界之外找工作的哲学人，又该做好哪些准备？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Helen de Cruz对这些工作在哲学界之外的哲学家们的访谈，将为我们揭开以上问题的答案。

窗外的世界

Eric Kaplan是一名电视喜剧作家和制作人，最为出名的作品是《生活大爆炸》。曾就读于哥大，师从哲学界大牛。1996年在完成了自己的口试之后，就决定在私营部门工作。“我为就业市场的紧张程度感到担忧，我也觉得尝试为更广大的听众写作是件有趣的事情。”目前他参与制作多档电视剧与电视节目，并拥有自己的工作室（麦拉理电影）。

Zachary Ernst于2002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进化博弈论，曾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几年后在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终身教职。次年ZE选择离开自己的终身教职，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

Emilie Prattico对哲学的兴趣开始于她在法国读高中的时候，之后她在牛津读了哲学和神学，于2012年在西北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

Ian Niles来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主要研究语言哲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维特根斯坦。“我现在的职务是（微软的）高级本体模型师，我的工作是维护和拓展必应搜索引擎所使用的本体模型。”

Nate Smith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拿到他的哲学博士学位，他主要研究生物哲学。他的论文是《生物学中的本质主义启发式》，旨在解释为什么生物学家似乎总是做出本质主义的假设。现在在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当质量管理工程师。

Claartje van Sijl在乌特勒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斯多葛主义，尤其是其与希腊-罗马宗教和神秘传统的关系，如荷马所呈现的。博士毕业后，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Van Sijl咨询培训公司”（Van Sijl Counseling and Training ）。

Carl Baker在利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哲学工作主要集中在语言哲学和美学的交叉点。我的核心兴趣是在‘分歧’这个观念及其在这两个子学科中的角色。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分歧论证在审美相对主义辩论中扮演的角色。”他在今年[按：2014年]二月开始在下议院图书馆工作。

逃离伊甸园

选择哲学的他们有不少抱定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望，然而现实却不比想象理想。非终身教职者做研究压力重重，生活堪忧，即使获得终身教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长时间思索的孤独感与灵感获取的不确定性也常常使哲学工作者们陷入困境。就业市场压力重重，学术研究状况堪忧，终身教职获得难度大，投入周期漫长。重重阻碍使得这些一心追求建树的人们无所适从，最终选择逃离。

Claartje van Sijl最初是想成为一个学者，但她修改了这个计划“我在博士论文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再想继续我的学术生涯了。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因为我对博士毕业之后的想象只是一个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学者。我身边绝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我在刚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和我的完美伴侣结婚了，他也在读哲学博士学位，也在追求这之后的学术生涯。我们的家庭生活选择显然影响了我的事业方向。“

Emilie Prattico说： “我曾期待哲学研究会更多渗透到哲学家的生活中去，但对我来说职业哲学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罢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那些献身于哲学的人当中，有不少是独断、卑琐而不能好好合作的。”历经各种思潮后对学术界产生的失望，渴望获得现实可触的建树，促使这些通读逻辑学与行为学的哲学家们将研究与改变的对象现实具体化，离开学界，从事专业化的工作以谋求现实的平衡。

学术工作中研究，教学与其他一些琐碎因素所导致的不规律性同样令人懊恼。Zachary Ernst“关于氛围，同事关系和工作环境，我目前的职位要比我之前在学术界的那份要好上太多。简直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工作量是很难比较的。我早九晚五地（实际上更多是早八晚六地）工作，如果必要的话我还会工作更长时间。创业公司的工作时间可以很长。我可能要比我在学术界的时候要工作更长时间。但研究、教学和其他零碎事务（比如指导）的不规律性使得我很难说到底哪个更长。”

Zachary Ernst离开了他的终身教职。除了对他的职位的不满之外，他还评论说：“我强烈认为美国高等教育走在加速堕落的轨道上，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人能阻止。我对学术界的主要不满是结构性的，而非专门针对任何部门。经费削减，急功近利的商业价值对大学的入侵和破坏公会的伎俩在教员身上的使用，这一切加起来都在损害高等教育。因此，尽管在私营部门工作有着显著的缺点，它还是一个我认为能产生最大的正面影响的地方。”

藩篱外的世界

Nate Smith供职于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职位是质量管理工程师。“我喜欢哲学，但我觉得我没有爱它到愿意为它做一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事情。我想要继续我的生活，追求哲学之外的事情。

诚然，脱离学术界的人所承受的来自现实的压力不逊于学术研究艰难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哲学作为研究人类如何存在的学科，在面对来自金钱与生存的压力时却显得有些无所适从。通过哲学知识向专业领域的迁移与延伸，能够使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们在面对职业选择与人生规划时拥有更为多元的选择。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员在世界观与方法论更为宏观全面，而在论证、分析、抽象思维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哲学学习同时赋予了他们较强的学习与交流能力，通过发挥这些长处，即使是一个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依然有很大的便利与可能去成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人物，当前前提是要对该领域进行足够的了解与学习。

Zachary Ernst（Narrative Science软件工程师）说，“作为职业哲学家，如果你还没有变得过度专业化和精细，那么你有非常好的分析和交流技能。因此，如果你具备快速而有效地学习的能力，你还能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保持批判态度的习惯。如果你参与了很多教学，那么你可能还对公共演讲并不陌生。这些技能在几乎任何工作场所都是十分罕见的，但它们又极有价值。”

与学术界不同的是，在专业领域的工作将面对更为现实并且紧迫的环境，但与此相伴的是更为可控的工作量，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看起来有一种更为直接、广泛和积极的影响。Ian Niles说：“总体上，我更喜欢在软件行业工作，而不是做学术。我喜欢追随那些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又有工程师的导向的研究员，我喜欢我做的工作对千千万万的用户能产生影响，我喜欢软件行业带来的灵活性。”Carl Baker(下议院图书馆统计员)与Nate Smith（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质量管理工程师）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尽管NS认为这可能并非适合所有人，但于他自身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对NS来说，日复一日的写作与修改论文比在软件公司进行代码的编写与纠正的压力更大。

Eric Kaplan（电视戏剧作家）讨论了他写作哲学文章和创作《生活大爆炸》等电视剧的剧本之间的相似问题。“我对生活和理论，心灵和情感之间的张力很感兴趣；我在写作哲学文章和电视剧本时探讨这个话题。”他继续说：“我发现哲学和剧本写作非常相似，因为两者都要求头脑同时拥有两个并不相容的视角。其结果是，两者都要求想象力，要求对人类经验做出仔细的观察，要求对成见和群体思维保持警惕，要求思想和语言上的精确，也要求对盛行的理智权威的怀疑态度，这包括精确性和怀疑的价值。”

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叫做钱

Zachary Ernst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叫做钱，而哲学家们是不大喜欢讨论它的。我在可预见的未来内是不会发财的，但我的薪水要比我在学术界要好太多了。我在学术界的最后一年，我赚的钱相比于我得到第一份终身教职工作时要变得少了（扣除通胀）。这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是很难发生的，但在学术界倒是很正常（即便很多教员并不想承认这一点）。如果商业成功的话（我认为它会），每个帮助建立它的人都能得到巨大的金钱回报。”

与不易量化的压力与工作难度相比，金钱与财务方面的问题则更为现实可观。并非所有哲学家都能如古希腊时期般旷达不羁，当下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愿意躺在木桶里思考世界，柴米油盐家庭生活仍然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论题。而在访谈过程中，似乎非哲学专业的收入普遍程度上比专业收入更令人满意。

Nate Smith说，“我当助教的时候的起薪可以说少得可怜，如果想想我在教育上投入了多少才得到这份工作的话。十八岁的本科生倒是可以随口说说‘钱不重要’，但钱当然重要。”

Ian Niles说，“这也许听起来粗蠢，但我还是非常欣赏软件行业带来的补偿，并不是我非常在意购物和占有，而是因为这意味着对我和家人的财务保障。”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

Claartje van Sijl说，“有传言说，你自己开的公司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赚钱。这可能是真的，如果我做生意的第三年一切顺利的话。但我还是要说：这种尝试并没有让我财务上变得富有。我在读博期间培养起来的坚韧精神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康庄大道or独木桥？

Eric Kaplan说，“在学校太久人会有这样的幻觉，以为人生是一连串事前预定的任务和障碍构成的，以为人就是按照他们翻过的障碍分成三六九等的。尽早看清楚吧——人生要远为混乱，如果你真诚对待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机会还是很多的。”

Zachary Ernst说，“考虑走向私营领域的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他们确实拥有宝贵的技能。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既然你一直都专注做哲学，那么哲学就是你唯一会做的事情。这可不是真的……你的学术工作和你在私营部门的完全没有关系。你拥有这些技能（写作、演讲、教学、展开研究、分析等等），你的学术记录就是你确实拥有这些技能的证明。你是一个能够综合很多复杂信息，加以批判并且有效地交流你的结论的人。你不是那种教授哲学课程的人，你是那种能够吸收很多信息，总结要点，并且以一种有结构、有组织的方式传达给新听众的人。这些是宝贵的，值得追求的技能！……在私营部门申请、面试和学会新技能和在学术界不一样——它要更为人性化。申请、面试和了解你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并且重复。不像你只能得到一两个面试的学术工作市场，你在私营部门可以得到很多面试……这不仅给你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份工作；它还为你带来很多学会这个过程到底如何运行的机会。”

尽管哲学博士们拥有宝贵的可迁移技能，他们还是需要仔细的均衡性的练习来突出这些技能，而不是显得过度专业或者傲慢。

正如Zachary Ernst所说的，这些采访表明：“要有一个智识上满意的职业生活，学术界并不是唯一选择。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这甚至不是最佳选择。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吧。”Eric Kaplan的观点可能是对的，学术界职位一系列障碍（本科、研究生院、博士后或者访问教师[VAP]、终身教职，升职到正教授，等等。）使我们很难设想这个结构之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还要求仔细的计划，额外的训练，以通过在学术市场之外成果拿到工作。

出于这个原因，Nate Smith也警告说：“如果你足够幸运，有一个第二技能或者之前就有职业，不要让它闲置荒芜（尤其是你还在研究院的时候）。偶尔重操一下旧业，保持一下手感。这对我确实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