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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平凡女子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
上世纪50年代,谢觉哉和第二任夫人王定国的合影。
“四十一年当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天南地北,热海冰山……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
这是1939年9月8日,在“日本强盗飞机轰炸之下”的延安,“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写给发妻何敦秀的家信中所发出的感叹。
同时,戎马倥偬一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这段纪录私人家书中的文字,在76年后成为公共历史一部分时,也打动了《谢觉哉家书》一书的责任编辑郝建良。
2015年8月8日下午,“读懂父辈——《谢觉哉家书》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2015年7月,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编选的《谢觉哉家书》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谢觉哉三子谢飞在新书发布会上。在8月8日的新书发布会上,身兼发布会主持人的郝建良在推介时直言自己的感受:“我当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很感触,因为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体会到那个时代革命先烈的不容易。”
谢觉哉(1884—1971)是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中央苏区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长等职,1949年后又历任内务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从晚清秀才到民国教师,从同盟会骨干到“延安五老”,谢觉哉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苦难与辉煌。而《谢觉哉家书》则涵盖谢觉哉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115封家书,从一个革命家庭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历史近半个世纪的大变局。谢觉哉在日本战机轰炸之下所写家书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另外的案例譬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北戴河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或制度也都在谢觉哉所写的家书当中留下了印迹。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人等。
1959年4月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959年7月29日,谢觉哉在给第二任妻子王定国的信中写道,“中央会议在庐山开,明天上午坐火车去,到会完了,可以多住几天,不打算再来北戴河了。”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北戴河也多次出现在《谢觉哉家书》当中。
除上述1959年7月29日给王定国的信之外,其他的案例譬如谢觉哉1961年7月11日致谢瑗的信中提及,“亚旭回了,要跟我去北戴河,但我还没有走。”6天之后,1961年7月17日,谢觉哉在给其子谢飘的信中说,“我们还没有去北戴河,等七七、亚霞等放假才去。”
自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渤海之滨、燕山之南的北戴河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这里诞生。这也成就了北戴河的“夏都”之名。
另外,《谢觉哉家书》还纪录了谢觉哉的对干部选任制度等方面的观点。
譬如,在1961年5月23日致吴岂凡的信中,谢觉哉谈及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谢觉哉在书信中写道:“听说沙田公社也撤换小分队,不称职的干部现要撤换。为什么不发动社员选举?好的,总会选上的。上面派来的人和自己选的人,在社员看了,味道是两样。管理委员会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能领导说了算。要全体和多数同意,这叫做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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