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来自古代希腊的经济教训

希腊的财政和经济危机加剧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决策者之间有关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争议。良善的制度——民主与法治——会推动增长吗？或者，只有先前繁荣的经济发展才可能带来良善的制度？关乎希腊未来的重要决策，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这有赖于决策者们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历史是思想竞赛的试验场。但直到最近，对政治经济学核心理念的历史检证，仍聚焦于主要是过去几百年的欧洲历史。然而，有鉴于对新世界的剥削以及技术进步这种制度革新之外的因素已影响到现代经济体，研究政治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将样本局限于现代国家，就是成问题的。寻求解决之道将引领我们回到希腊，这或许具有讽刺意味——事实上，是一直回到古代希腊；关于良善的制度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古代希腊的历史提供了“样本之外”的详尽展示。

希腊奇迹

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Copenhagen Polis Center）近期搜集到的巨量数据以及田野考古和实验室考古方面取得的进步，令我们现在可以获得证据，追溯古代希腊城邦人口统计和经济的重要趋势。如我们现在所知，到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希腊地区差不多有一千个左右的独立城邦。它们在规模和实力方面相差迥异，更大一些的城邦寻求控制它们的邻邦，小一些的城邦则组织起来，结成联邦性质的盟友。但从不曾存在过任何一个接近于“希腊”中央政府的政治实体。希腊的各城邦之间以及城邦与邻近帝国（主要是波斯）之间争斗惨烈。战事频仍，时有腥风血雨。但在这样的冲突之中，形成了诸多新形式的社会合作，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时代到来了。

讲希腊语的总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的大约33万人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的800万到1000万人。同一时期，在整个希腊世界，人均消费量看来已大致增加了一倍，而在雅典，人均消费量可能增加了两倍。雅典是希腊城邦中最先进的一个，也是最民主的城邦之一。相较于表现优异的现代国家，城邦的平均增长率低下，但若与其他前现代文明相比，这一增长率则是强有力的。到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接近三分之一的希腊人生活在至少拥有五千人的市镇当中；在欧洲，这样的市镇规模直到十七世纪才再度出现。而且，平均住房面积大大增加。在荷马的时代，希腊人通常居住在狭小并且修建简陋的棚屋当中。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他们生活在双层房屋中，这些房屋在面积上与美国的城郊住宅有得一比。随着经济越来越货币化，城邦发行标准重量和纯度的银币，用作现成的交换手段。依据考古学家所知钱币的数量判断，公元前六世纪到四世纪之间，货币的供应突然增加。希腊世界内部以及希腊人与其邻国之间的商品（包括奴隶在内）、制成品和奢侈品贸易欣欣向荣。（荷马是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前后的古希腊目盲诗人。——译注）

在民主的雅典，其古代经济的特点引人注目，其中之一是收入不平等水平相对较低。在雅典生活着很多外国“客籍劳工”，雅典人也雇佣了大量奴隶。但即便将奴隶和外国人考虑在内，雅典人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仍比大多数前现代社会少许多。雅典人发给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较高，比得上早期现代欧洲最先进的经济体和十七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付给工人的工资。雅典的不平等榨取率（Inequality Extraction Ratio）低于任何可搜集到数据的其他前现代经济体。不平等榨取率是一种测量方法，基于对给定社会不平等水平的可能最大值进行估算，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率领的一个研究小组设计。尽管我们没有可以测量其他古代希腊城邦不平等榨取率的数据，但从对尸骨的科学研究以及房屋面积的比较研究中搜集到的营养方面的证据，与历史上较低的不平等水平是相一致的。米拉诺维奇与其他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相对较低的不平等水平与强劲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相关。

有关古代希腊经济引人注目的强劲表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有助于解释人们间或提到的“希腊奇迹”（Greek Miracle），也就是希腊文学、视觉和表演艺术以及科学的爆发式发展，这一发展奠定了罗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将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视作社会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所称的“全盛期”（efflorescence），也即可持续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和丰富文化活动的爆发式发展同时发生的时期。古代希腊经历过一段前现代的全盛期，这远非独一无二，但在诸多领域成就爆发的密集程度、持续时间以及对世界历史的长期影响方面，古代希腊的全盛期是与众不同的。

那么，是什么令古代希腊经济的显著增长得以实现？基本答案是良善的制度。希腊的城邦国家处在不同类型的政体治理之下，但到公元前四世纪，以世界历史的标准衡量，典型的希腊城是非常民主的。在雅典以及其他数百个希腊城邦，大多数本地成年男性都是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他们在公民理事会和议事会中制定政策，作为人民法庭的陪审员裁判法律案件，被选举或通过抽签方式获选担任公共事务官员。

而且，与将希腊民主视作暴民统治的这种依旧流行的见解相反，我们现在可以追溯到，至少在文献资料充分的雅典，人民的立法权是如何受到经由民主程序订立的基础性法律中的准则所调节的。到柏拉图于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写作《理想国》的年代，雅典理事会和议事会做出的每一件日常决策都被要求符合成文宪法的规定。并且，宪法是被严肃对待的；政治家若试图提出与宪法相龃龉的措施，就得承受丧失提出立法建议权的风险。法律有效保护了四处伸手的执政官或强势的个人对公民的财产、尊严和人身的盘剥，某种程度上也一并保护了非公民对抗这种盘剥。

良善制度的兴衰

希腊城邦相对来讲较为公正和开放的政治制度，源自所谓黑暗时代（Dark Age），这一时代在铜器时代的文明于大约公元前1100年突然倾覆后形成。铜器时代的希腊社会早就以先进的西亚文明为榜样。“神一般”的国王们控制了以王宫为中心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中，盈余由精英阶层汲取。当考古学家埃里克·克莱因（Eric Cline）所称的由气候变化、疾病、火山和大规模移民构成的“完美风暴”摧毁那些王宫之时，希腊的人口急剧下跌。一连数个世代中，铜器时代文明倾覆后的幸存者生活在狭小简陋的定居点。那些定居点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是平等的。几乎没有盈余可供囤积或者再分配。

公元前八世纪到六世纪之间，希腊走出了黑暗时代。人口恢复了，小的定居点合并成为城邦。一些地区的居民成功抵御了地方精英再度创设等级制权威形式的诱惑，这种权威形式曾经主导铜器时代，并且一直是古代世界大多数地方的标准。相较于其更多采用等级制的邻国，希腊这种以公民为中心的共同体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以公民为中心的城邦有能力动员更多男子参加战斗。但同样重要的是，城邦在保护其居民的财产和人身免于盘剥的同时，也赋予居民进行自主投资的理智。他们在经济上发展出了新的专门化经营（比如雅典的橄榄和陶器生产而非谷物生产），这令他们在市场交换时具备相对优势。随着以公民为中心的共同体相较于其更加等级化的邻国越来越为人们接受，良善的制度被证明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民主制和正式法律被更多希腊城邦采用。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经营随之而来，法律也是如此，这些法律着眼于通过令信息的获取和争议的解决实现平等来降低交易费用。结果是，希腊城邦获得延续的生态系统繁荣兴盛起来。

生活在希腊人中间并与他们进行贸易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纳了希腊的文化准则。利用包括军队工程师和国家财政系统中的专业人士这样的希腊专业化人才，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及其子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搜集到了他们需要的技术资源，以之打造出了一部足堪接管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然后是整个波斯帝国——的军事机器。（菲利普二世于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36年在位。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323年在位。——译注）

马其顿的迅猛崛起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在这一时代，城邦是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但马其顿的崛起并未造成希腊经济的崩溃。受到宏伟的石墙和训练有素的城邦士兵保护的那些希腊城市，对亚历山大之后兴起的军阀来讲终究是难以攻下的目标。

罗马的到来意味着强大市民社会制度的终结，这一制度曾经缔造了生机勃勃的希腊经济。直到二十世纪，希腊才重新恢复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人口的消费水平。而眼下已到二十一世纪，希腊（或者欧洲其他地方）能否找到路径，回归那种民主、合法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推动形成一种足堪媲美古代希腊全盛期的现代全盛期——依旧悬而未决。这里的人们正翘首以待。（公元前三到二世纪，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当时处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征服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译注）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政治思想与实践。本文由美国《外交》杂志网站8月4日发布，原题：“Advice From Antiquity”。听桥译。）

文章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15-08-04/advice-antiq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