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专稿︱贺桂梅：普遍的与特殊的中国经验

二〇一三年初，有“温三农”之称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主编出版了新著《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这是一本从经济危机治理的角度勾勒国家工业化六十年进程的经济史著作，也是一本视野独特的当代中国史著作。

如何描述和书写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歧义和论争的意识形态冲突场域。这六十年时间中的多次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调整，使得种种以“连续性”为书写诉求的历史描写，常常捉襟见肘。其中交织着“左”与“右”、“保守”与“变革”、“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等等不同层面的角力和矛盾。而且，彼此冲突的，并非仅仅是一些观念和思想，更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形成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力量。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史叙述的困难，不仅是某些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困境，也是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危机。这一问题浮出水面而成为公开讨论的议题，应该说始于近十年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争。国际与国内、官方与知识界、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等不同力量介入的这场讨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全球格局中的“崛起”。这场论争没有答案，毋宁说它仅仅凸显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急迫性。在以“中国”标示的“道路”、“模式”等的概括和提炼中，突出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参照西方中心模式的“主体性”、中国文化或文明的“自觉性”等，成为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叙述当代中国史的关键所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八次危机》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在“批判政策学”的政治经济分析视野中，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呈现出了连续性的内在发展脉络，历次社会转型的动因及其关联性，获得了有效的解释。作为最早提出“三农”问题、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研究与实践的中国学者，温铁军在这本书中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而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提供了宏观阐释。

也可以说，从《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二〇〇〇）、《我们到底要什么》（二〇〇四）、《解构现代化》（二〇〇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二〇〇五），到《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二〇一〇）、《解读苏南》（二〇一一）等，《八次危机》是温铁军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性反思与集成之作。这也使得从一般性的当代中国叙述角度，对这本相当专业化的经济史著作展开分析成为可能。

“中国经验”意味着本书的基本观察视角是分析性而非概括性的。概括性视角往往着力于构建一种理论性的阐释模式，或如甘阳从文明传统角度提炼的“通三统”，或如潘维从社会、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结构提炼的“中国模式”，或如张维为从国家形态角度提炼的“文明型国家”，也或如赵汀阳从世界制度哲学、韩毓海从长时段历史视野中提炼的“天下”模式等，都强调在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模式展开对话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经验自身的另一种普遍意义。

《八次危机》的切入角度与此有所不同。标题中突出的“真实”二字，表明这本书试图绕开意识形态论争，而从更实质性的层面切入对当代中国的描述。书中使用的“意识形态”这一范畴，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定。它这样写道：“无论意识形态对本源客观经验之异化是多么地有利于那个特定时空条件下局部的政治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性‘搭便车’——借助已经异化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发展困局做符合本集团利益的刻意扭曲。”显然，在这样的理解中，存在着“本源客观经验”与作为“扭曲幻象”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从更为深入的意识形态理论角度，可以对这样的界定提出许多质疑，但这本书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所谓“本源客观经验”是基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必须完成工业化这一基本历史任务而提出的。这也使得它对中国经验的讨论，放置在一个“普遍”和“特殊”的辩证阐释框架中。

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是“作为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历史阶段之后，仍然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未按照西方殖民化的对外侵略扩张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国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并非“发达国家”，因此，“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不能解释中国经验；同时，中国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因为它成功地避免了后者的“发展陷阱”，而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完成了工业化发展过程。因此，中国经验不是一般性地参照“西方国家”，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前提下被描述的。

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中，当代中国的发展历史既符合“原始资本累积的经验”，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两个层面被描述，其一，发展中国家因为资金和技术的“极度稀缺”，普遍都有对发达国家的“外资依赖”，这往往导致其主权上的“（半）依附”状态和外资外援中断之后陷入“发展陷阱”。而中国在五十年代前苏联援助中断之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并且历史性地实现了主权状态的“去依附”。其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其实是所有现代国家的普遍经历，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背后，支配性的仍旧是“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那么它也必然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内向型原始资本累积”必然导致的“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

中国能够避免这些问题而没有陷入“发展陷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答案也是本书最核心的论述，即“中国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简单地说，当代中国能够安全地渡过六次内源性危机和两次输入型危机，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性。《八次危机》依据“成本转嫁论”，从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视野，详细地阐述了“三农”如何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剩余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城镇化所需的土地资源；同时，在八次危机化解过程中，如何承载了失业劳动人口和城市转嫁的危机。可以说，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并顺利渡过历次危机的关键，就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存在。农村社会充当了中国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

但是，如果说“三农”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那么中国的乡村社会又特殊在何处？原因在“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它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得两亿四千万农民家庭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保障了农村人口的最低限度生存。与此相关的一个反例，则是二〇〇三年部分农村施行“新增人口不再分地”，使得流向城市的农民工无法在危机时期再度返乡。

温铁军提出，富士康工人“十三跳”的悲剧，事实上正隐含在这样的农民工返乡无路的结构性挤压中。另一是三百多万个村社的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提供除农业劳动之外的工副业和他种营生。这也正是八十年代兴起而其后命运多舛的乡镇企业。在温铁军的描述中，传统的小农经济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而是包含着手工业、乡村工业等不同形式的“分散兼业小农”。这一自费孝通在四十年代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理论中就提出的基本判断，是形构另类的乡村和县域工业发展形态的主要理论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构成了温铁军阐述新世纪以来，以治理“三农”问题为主要诉求的“新农村建设”构想的主要依据。其中，如何看待城乡二元结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温铁军危机治理的当代史视野中，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累积的因，也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之果。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被固化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广大农村地区，事实上都是为工业化、城市化提取剩余的“第三世界”，“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如此，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呢？比《八次危机》稍早出版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中，温铁军认为，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名的激进城市化改革，事实上导致了更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利益集团更多地占有农村资源，使得改革不可能真正打破二元体制的矛盾，反而使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事实上也无法通过城市化承载全部的人口生存。因此，新的改革或改良性措施，是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基本体制矛盾的长期性这个前提下进行的。

在论述当代中国最后两次危机及其化解时，温铁军一方面强调其成因不同于前六次，是中国进入金融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出现的“输入型”危机，也是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碰撞的结果；另一方面，长期的剥夺和输出，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自然资源恶化等，已经不再能承担劳动力和资金的“蓄水池”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有能力也有需要把剩余资金导向农村，农村也需要修复和重建，两相结合形成的是“政府进入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视野，建设新农村可以在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两方面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样甚至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的“再组织化”，即将分散兼业的小农重新组织起来，以便于国家管理和应对资本市场，其理想形态是借鉴日韩的“综合农协模式”。

以上述方式，温铁军既勾勒出了当代中国六十年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同时，这种历史阐释也与当下的现实发展方案建立了紧密关联。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社会是其叙述的焦点。从“三农”问题到“新农村建设”，可以说，现实的制度创新方案正是在对历史过程的充分解释中论证其合法性，而制度创新实践也反过来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提供了证明。这也使温铁军所谓“中国的真实经验”，具有了类似“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那样的有效性。

但需要意识到，理论实践与社会实践从来就不是同一关系。与其说社会实践的客观性决定了理论实践的合法性，不如说，理论实践在“反映”或“总结”社会实践的同时，也总是在构造自身，并参与着社会实践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理论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拉开了距离。《八次危机》将“意识形态”对历史经验的“异化”和“扭曲”，解释为偏移了经验理性而被局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斗争需要、服务于特定政治家所运用的动员手段”，而理论实践的科学性，则力图“在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上构建与之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历史经验”本身也并非“本源客观”的，而是一种理论阐释的结果。

强调理论实践的建构性或叙事性，也就需要意识到本书论及的“中国的真实经验”的限度。首要的是，这一理论实践是在“国家工业化”视野下展开的，中国工业化经验被普遍化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国家”是这一发展过程中不言自明的主体。国家内部的城市 /乡村二元结构事实上与全球资本体系中的中心 /边缘结构具有同构性，除非适应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国家主体之外的发展可能性。温铁军一方面并没有把“国家”理解为单质的存在，而是在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结构性差异关系中解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问题，总是在全球性的资本体系与国家关系格局中被理解的，从“外债外资”角度呈现的“四次开放”过程及其引动的国内改革，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断裂与调整的客观原因。不过，如同温铁军也反复提及，这种解释中国发展动力及其解决方案的思路，仍未脱离“发展主义”的范围。这也是他称自己为“改良者”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发展的动力，仅仅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规律”的话，那事实上也就是说资本的逻辑是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最高规律。

而恰恰是温铁军所最瞩目的“国家”，可能需要扮演某种反资本逻辑的角色。作为有“国情派”之称的学者，温铁军的身份颇为复杂，他是理论家、政府官员，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批判性知识分子。他对“三农”问题的长期关注和实践，主要是从“批判政策学”的角度展开的，更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视角，强调国家政策的干预。正是这种视野，比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更懂得“国家”功能的复杂性。

国家可能是一种专断性的权力机器，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施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调节机器，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唯有国家是抗衡大资本的主要力量。在“三农”和“三治”问题上，国家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的大幅度资金投入、政策保护和制度性扶持，“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展开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部门和私人资本下乡导致的“精英俘获”才可能受到根本制约。也就是说，国家是使“普惠制”惠及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的“小农”的基本保障。

但仅有国家干预和“政府进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农民”成为“主体”。为对抗资本市场的汪洋大海，农民的“再组织化”重新成为可行的实践方案。有意味的是，温铁军构想的新农村组织形态，仅仅强调了日韩及台湾地区的当代农村发展经验，并未提及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历史。

日韩模式的“综合农协”主要是一种经济组织，扮演着资本市场和分散小农的中介，并在政府制度性保护下运行。而五十至六十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新社会组织。固然，就温铁军所论及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累积”的历史过程而言，农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确实扮演了便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本剩余的历史功能，但这个合作化、集体化的组织过程，也包含着实践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另类道路的主观诉求。

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阐述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构想上，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他并不是“城市中心论者”，不将城市工业化视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而是“要使农村现代化，使城市逐步融于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的农村环境”。虽然这种历史实践在强大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累积压力和严酷的地缘政治压力下，留下的更多是失败的经验，但是，忽略其中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成分的存在，仅将之归于“国民动员”，却可能是失之简单化的。

另一问题涉及另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新农村建设”除了保障农民拥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最主要的是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否意味着在外向型、西方式大城市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可能存在一种基于城镇经验的本土式工业化发展形态？这背后涉及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独特性的理解。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长时段历史的独立经济体，在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并被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费孝通曾提出，中国传统农业形态从来就不单纯是农业的，而是以男耕女织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农业、手工业和乡村工业等的融合。布罗代尔对“市场”与“资本主义”所做的区分，以及乔万尼•阿瑞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从世界体系理论角度提出的“东方资本主义”这一范畴，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相似的问题。在这样的层面上，从长时段的世界史视野和中国社会特殊构成的角度，可以对“工业化”、“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做出历史性的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如果不考虑别样的工业化形态的可能性，始终处于经济产业链低端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如何能够抗衡大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和城市化浪潮，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温铁军指出的，新世纪政府对“三农”领域的进入，是“产能过剩”情况下导致的大规模和大力度的“反哺”，其主要动因是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这事实上也就使其被置于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之中，同时以综合农协的本土性竞争力为前提。一旦反哺的条件发生改变，这个组织体系也将遭到分解。因此，在日韩模式的综合农协基础上，批判性地吸纳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或许是使其超越资本主义逻辑与体系的可能性之一。

而这种超越的可能性，在于如何看待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关键问题涉及流动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工。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功能是能够吸纳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相当有意味的是，这种制度创新实践与倡导“新工人”运动的社会批判活动之间形成了值得深究的对话关系。在“农民”和“新工人”两种身份撕裂之间，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塑造的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的历史主体性如何被理解。

汪晖曾提出：“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这种沉默状态事实上不仅仅是其作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缺失，同样重要的还有其作为“农民”的政治主体性的缺失。摆脱“回不去的农村”与“待不下的城市”这一两难困境，或许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探索超越城市化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道路的历史想象。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虽然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也是资本主义的“功劳”，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将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创造为“无产阶级”。

也许可以说，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性代价和前提，因为正是这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农民，最终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向来突出的不是城市工人阶级而是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是农民而非工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工能够返乡而一直成为“农民”，还是留在城市而成为“工人”，这无疑是当下中国社会两种冲突性的方案。如果在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中，超越经济逻辑而从毛泽东时代的乡村社会主义实践中挖掘可能的历史资源，培育新农民 /工人的新的历史主体意识，那是否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批判性起点呢？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于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的国家而言，“真实的”中国经验同样需要在产业资本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重新思考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我们仍旧置身于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内，但这个文明的普遍危机及其造成的严酷现实，却使得这种思考并非如“拔着头发离开地球”那样不可能。毋宁说，这其实也是温铁军反复强调要反思和批判“西方意识形态”以探寻真实的中国经验时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在理论实践之外从事的广泛的批判性社会实践活动，也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