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冲突之下的柏林墙：肯尼迪如何在西德“危机公关”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数十万民众夹道欢迎，他在查理检查站前慷慨激昂演说：“我是柏林人！”整个西德为之沸腾。然而就在两年前，肯尼迪对柏林墙修筑的反应让德国人极度失望。

二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四战胜国分区占领，1955年，联邦德国被归还主权，同时不承认东德为主权国家。柏林地位特殊，它仍然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军事占领，西柏林仍不属于西德。被东德环伺的西柏林是东德通往西方的窗口，柏林墙建起之前，柏林城内通行自由，“东柏林—西柏林—西德”是许多德国人逃离东德的路线。

1961年8月13日，这个唯一的出口被柏林墙堵住了。这道“墙”一开始是铁丝网，后来换成混凝土，全长150多公里。柏林墙的出现使西德人大为震惊、愤怒，也使得德美的联盟关系遭受了严峻考验。

赫鲁晓夫为柏林墙开绿灯

柏林墙是东德和苏联双重焦虑的结果。

一方面，东德的经济衰败和政治高压导致大量人才流失，从1949到1961年一共有380万人通过柏林而离开东德，成为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的心头大患。令乌布里希恼怒的还有柏林空域不受监管的飞机以及在西柏林的各种情报站和电台，因此，他多次向赫鲁晓夫表达希望关闭东西柏林的边界，希望东德主权被承认。

另一方面，西柏林的美英法驻军也令赫鲁晓夫如鲠在喉。1958年，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美英法三国的军队半年内撤出西柏林，让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否则他将片面与东德签订协议，承认其主权，把边境管制交给东德政府——这将意味着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空中走廊可能受限，而非军事化的西柏林势必很快落入东德掌控。

虽然西方三国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压力，让他所谓“最后通牒”的半年期限自动失效，但赫鲁晓夫仍然持续出招。1961年6月，赫鲁晓夫和刚上任不到半年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再次重申他的柏林主张，言谈中不无恫吓。

柏林墙是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的提议，但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许可，这堵墙也不会建成。赫鲁晓夫的支持有很多原因。首先让赫鲁晓夫信心大增的是古巴猪湾事件中肯尼迪的挫败，其次是7月25日肯尼迪发表的“美国在柏林的三大核心利益”（美英法三国在柏林的驻军、通往柏林的自由、西柏林的自由、安全和生存）。肯尼迪没有放进核心利益的东西更引人关注：东德如何管理自己的人民、德国统一问题、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通行自由等等都不在此列。

总之，诸多因素让赫鲁晓夫研判，美国会容忍柏林墙的修筑，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因此，8月，他给乌布里希的柏林墙计划开了绿灯。

肯尼迪松了口气：“一道墙比一场战争好太多了”

赫鲁晓夫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筑之日，肯尼迪的第一份公开声明听上去简直不像是抗议。声明的核心是：“目前东德的这些作为是针对东柏林和东德的人民，而不是针对同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或者通往西柏林的通道。” 17日，四天过后，美英法三国才在莫斯科递交了正式的抗议书。除此以外，没有动作。

肯尼迪事实上是松了一口气。据他的顾问O’Donnel回忆，他对柏林墙的反应是：“这不是个好的解决方法，但是一道墙比一场战争好太多了！”（英文原文语气更强烈：“A Hell of a Lot Better Than a Wall”）

6月的维也纳会晤让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是个不可测、非理性的人，肯尼迪担心，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如他言之凿凿地要关闭西方盟国通往西柏林的通道，或者要求美国从西柏林撤军的话，那么，一场战争将难以避免。

原本担心一场大战要开打，如今“只”看到一面墙，肯尼迪当然如释重负。战争在他任内已经不同于艾森豪将军时期。苏联人刚刚把卫星送上太空，拥有核武器以及直接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虽然美国军力仍居上风，但一旦开战，势必玉石俱焚。

西德民意沸腾，美国压力重重

美国低估了柏林墙对德国人——尤其是西柏林人——的心理震撼。西德人觉得自己被西方三战胜国抛弃了，德国统一也此生无望了。德国人担心柏林墙只是共产主义阵营吞噬西柏林（甚至西德）的第一步。四面边境全部封锁之后，西柏林的人感到被环绕封死，如瓮中之鳖。

柏林墙筑起两天后（16日），德国发行量极高的《图片报》（Bild）刊出头版头条标题：“西方什么都不做！”（Der Westen tut nichts）

同一天，30万群众聚集在西柏林市政厅前抗议，除公务机构外，大型企业例如西门子、AEG等也让自己的员工去参与。西柏林的大学生甚至给肯尼迪寄去雨伞，譬喻他像1930年代英国首相张伯伦一样对邪恶的苏联政权进行“绥靖政策”。

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知道西方三国不会为了柏林而开战，因此不公开违背肯尼迪的路线，保持高度克制，避免情势升级。而西柏林市长勃兰特（Willy Brandt）则积极、主动得多。16日，他直接写信给肯尼迪总统，提醒他西方盟国对柏林墙问题的不作为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和心理后果，引发西德人民对盟国的信任危机。他建议肯尼迪，虽然为了避免核战，已经无法阻止柏林墙的修筑，但美国还是可以做一些象征性动作——例如增派西柏林的美国驻军。

危机公关：肯尼迪派出1500美国大兵和克莱将军

其实，不只德国民情激愤，美国本土的舆论也大反弹，党内党外都有批评者认为柏林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美国的一大挫败，如果对此毫无作为会助长苏联人的气焰。所以，虽然肯尼迪也觉得勃兰特市长这种绕过德国联邦政府、直接写信给他的方式有点僭越，但这无疑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利用这个信来做一次危机公关。

18日，肯尼迪写信给勃兰特，回应了他的诉求。他向西柏林派去1500名美国士兵，象征捍卫西柏林的决心，同时副总统约翰森(Lyndon B. Johnson)也将前往，把这封回函亲自交给勃兰特市长。20日，四个美军车队通过西柏林市区，如同胜利之师的游行，大量民众沿途欢呼。

另外，肯尼迪还派克莱将军(Lucius D. Clay)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前往西柏林，遇到重大决策可以直通肯尼迪，获得总统最高授权。把克莱派往人心浮动的西柏林，当然是仰赖他在柏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的形象：1948-1949年，柏林被苏联封锁时，克莱作为当时的指挥官用空中走廊为柏林人输送了大量民生物资。

克莱将军兼具政治智慧和军事天才，这个委派成为肯尼迪扭转柏林局势的最关键一步。和肯尼迪其他所有幕僚不同，首先，克莱不认为赫鲁晓夫有胆挑动战争。他认为并不是只有斡旋和妥协才能换来和平，强硬和冲突更可以，因此美国只有对苏联强硬才能止住进一步挑衅；其次，他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人从东德的后面逼出来，他看出了赫鲁晓夫和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之间可能的矛盾：赫鲁晓夫害怕被失控而挑衅的乌布里希拖入战争。

一直以来，盟军在柏林都享有自由通行权，例如有美军标志的车辆必须予以放行，无需出示证件。继柏林墙之后，乌布里希打算强行行使主权，他的卫兵开始不断拦住往来东西柏林的美国人盘查证件。

10月22日，查理检查站，一个美国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着有美军标志的车去东柏林听歌剧，又被东德卫兵拦下要求出示证件。五天后，克莱直接派十辆坦克开往查理检查站，局势一下紧张起来。赫鲁晓夫马上也派出了坦克。这一刻被认为是冷战最紧绷的时刻，两超级大国的坦克在几步之遥对峙。然而当时的克莱冷静回报给肯尼迪说：赫鲁晓夫派出的坦克数量跟我们相当，因此是防御性的，他也不想让局势升级导向战争。把苏联人的坦克逼出来之后，克莱认为达到目的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也通过电话达成彼此撤回坦克的协议。

神机妙算的克莱将军赢了。赫鲁晓夫原本就对不受控的乌布里希不信任，查理检查站的坦克对峙让他吓出一身冷汗，他也怕被卷入战争。因此，此后他时不时提醒乌布里希不要再随意挑衅在柏林的西方驻军，也不再那么急迫地要承认东德主权。而美军坦克开上街也向赫鲁晓夫展现了美军坚决不从西柏林撤出的决心，更提振了西柏林的民心士气。

挽回民心：1963年“我是柏林人”演讲

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彻底赢回西德人的心是在1963年。这是个造访柏林的最佳时机。1962年，全世界人民都看着赫鲁晓夫如何挑衅地把导弹运到古巴这个美国后院，而最后又撤除了导弹。这是肯尼迪政治上的大胜利，也使得他和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博弈天平彻底向他倾斜，赫鲁晓夫之后进一步削弱了对柏林的主张。西柏林人观摩古巴导弹危机就像在看他们自己的命运：肯尼迪能不能击退来自苏联人的挑战，会不会为了自由而战。

1963年6月26日，借着纪念美军协助突破苏联封锁的柏林空运15周年之际，肯尼迪造访柏林。西柏林人感激他捍卫了西柏林的自由，像对待一个摇滚明星一样欢迎了他。35英里的途中百万民众夹道欢迎，场面之大、民众之热情前所未见，后来也未被超越。

西柏林舒讷贝格市政厅前，人群黑压压一片，肯尼迪发表演讲。演讲稿早就写好，但他觉得那些官腔官调不能回应他见到的热情民众，于是临时大幅修改。他希望加两句德文，在演讲前，他不停地练习，用笨拙的英语发音来注音。

当他在演讲中说出那几句德语单词时，现场为之沸腾。他说：

“两千年前最自豪的句子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的世界，最自豪的句子是‘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

后来，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这次的德语发音明显更标准：

“所有自由的人，无论生活在何处，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对这句话感到自豪：‘我是柏林人’。”

两年前，柏林墙突然开始修筑，西德人感到晴天霹雳，觉得被西方抛弃；如今，人们在肯尼迪身上重拾希望和信心。虽然历史学家对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评价依然多歧，但不妨碍他的这个演讲成为德国公众心目中关于肯尼迪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为了纪念他，勃兰特市长将舒讷贝格市政厅前的这个广场命名为约翰•肯尼迪广场。

参考文献：

肯尼迪1963年柏林市政厅演讲全文：http://www.jfklibrary.org/Research/Research-Aids/JFK-Speeches/Berlin-W-Germany-Rudolph-Wilde-Platz_19630626.aspx

Edgar Wolfrum, Die Mauer: Geschichte einer Teilung（《墙：一个分裂的历史》）, München 2009.

Christof Münger, Die Berliner Mauer, Kennedy und die Kubakrise. Die westliche Allianz in der Zerreißprobe 1961-1963（《柏林墙、肯尼迪和古巴危机：西方联盟的撕裂试验 1961-1963》）, Paderborn 2003

W.R. Smyser, Kennedy and the Berlin Wall: "A Hell of a Lot Better Than a War", Lanham 2009.